摘  要：在对叙事性文学作品的阐释过程中，从情节间的因果联系入手来理解文本是较常见的一种思路。但是，有些作品所描写的事件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片段，或无因可考，或无果可察，这给人们的解读造成了不小的难度。现象学的审美诠释学则为此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人们可以不必经由对情节因果关系的完整梳理，亦不必借助于想象力对空白的全面填补，依然能将文本的意涵充分地寻绎出来。另一方面，通过现象学的“悬隔”与“还原”，人们亦可以对那些不具情节属性的文学描写进行合理的释读。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安德烈耶夫的短篇小说《沉默》都是一个适于进行现象学分析的绝佳文本。借助于这一文本，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认识现象学审美诠释学的独特效用。

关键词：现象学;审美诠释学;情节;悬隔;沉默

在对叙事性文学作品的阐释过程中，从情节间的因果联系入手来理解文本是较常见的一种思路。但是，现实中却有这样一些作品，它们所描写的事件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片段，或无因可考，或无果可察，这给人们的解读造成了不小的难度。现象学的审美诠释学则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方案。现象学提出过一个重要的口号“面向事情本身”，其主旨就是要对以思辨逻辑或朴素经验为中介的认知方式进行前提性的澄清，剔除或悬置其中那些未经检验的假设或论断，以便从知觉原初被给予的“现象”入手来对对象进行描述。现象学家们相信，只有从知觉的“自明性”出发，才能真实无伪地将对象的本真面貌还原出来。这种自明性可无需因果逻辑等中介性环节的介入。现象学的这一精神无疑为人们解读那些情节不甚完整的作品提供了一种依据。本文将以安德烈耶夫的短篇小说《沉默》为例，通过对其内涵的逐层分析，以彰显现象学审美诠释学在这方面的独特效用。

一、因果论的失效

安德烈耶夫是俄罗斯近代著名的小说家，鲁迅曾赞其文“神秘幽深，自成一家”，他的代表作《沉默》便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美学特征。这篇作品的情节非常简单：女主人公薇拉不顾父母的反对执意要去彼得堡，从彼得堡返回之后便一直郁郁寡欢。面对父母的一再追问，薇拉始终拒绝说出事情的原委。父亲伊格纳季因此气急败坏，最后干脆不再和女儿交流。不久，薇拉便卧轨自杀了。

薇拉去世后，伊格纳季一直为其死因不明而困扰不已。他独自来到薇拉的墓前，近乎偏执地反复追问着这一问题。然而，斯人已去，回应他的只有四周的沉默。让人颇感诡异的是，随着其追问的不断重复，这沉默变得越来越“强烈”，乃至于伊格纳季“感到薇拉在说话——不过依旧是用持续的沉默在说话。这沉默越来越令人不安，越来越可怕，……他觉得整个空气都由于这响亮的沉默而在动荡，而在颤抖，犹如可怕的海洋中升起了激浪”。

小说此处的描写颇具现代主义特色。这一点不仅表现于作品对于沉默感知的神秘传达中，同时也表现于整个故事的情节架构中。薇拉是在去彼得堡之后变得沉默寡言并最终自杀的。至于薇拉为什么会自杀，她在彼得堡到底经历了什么，作品并没有给出任何提示。这里的情节显然是缺失的。另外，对于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小说也无明確的交代。我们很难从中看出这则事件与当时的俄国社会之间存在着什么对应关系。显然，无论从情节间的因果联系出发，还是从作品与作者时代背景间的因果联系出发，读者都无法梳理出一条完整的线索。这也使得那些传统的文学解读模式——如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和传记式的批评方法——失去了应用于其上的合理性根据，因为它们有可能会把许多本来不属于文本的内容强加给文本，最终会瓦解文本解释的边界。从目前有关这部作品的一些研究来看，确实也存在着此类误区。

二、并非残缺的作品

当上述习见的解读方式被否决之后，人们难免会怀疑这部作品的完整性。难道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疏忽或遗漏了什么，才使得作品如此晦涩难解吗？假如情形果真如此，那么这篇小说就是一篇残缺之作了。不过，冒然下此结论显然过于唐突。

现象学美学认为，审美对象是一种被审美知觉所构成的意向性对象（intentional object）。审美对象的完整性并不同于客观事物的完整性（或完善性）。换言之，现象学意义上的“完整性”与实证论意义上的“完整性”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德国美学家康德曾指出，“美”（beauty）不同于“完善”（perfection），审美对象的构成遵循的是主观的合目的性原则，而非客观的合目的性原则（即完善性原则）。正如断臂的维纳斯不是“残缺的”作品一样。从客观的角度来看，维纳斯雕像确实缺失了两条手臂，但这一客观上的缺损并不意味着维纳斯作为一个审美对象也是缺损的。故此，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才这样说：

无论我们任何时候看米洛的维纳斯，都不必想象一位完整的妇女，就像茵伽登所设想的那样。在这件删截的雕像中，没有失去任何东西，正如罗丹的一件躯干雕像一样;雕像充分地、辉煌地、完美无缺地显现。[1]

杜夫海纳的上述评论为人们审视类似的文艺作品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视角。如果我们把这一观念应用于安德烈耶夫的这篇小说，那么可以说，虽然它的情节是不完整的，但情节的不完整并不意味着作品艺术性的呈现也是不完整的，情节中缺失的部分并不是作者故意留下来让人们猜度的噱头，因而也不是有待于读者运用想象去填补的未定性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作品呈现给我们的并非传统因果论意义上的“故事”，而是一种片段式的“现象”。故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从文字“直接在感性中给与我们的知觉”入手，来描述我们的阅读体验，并从中发现文本的意义。借用现象学的思路来说，我们只需在“现象”中直接面对所能面对的东西便已足够。诚如杜夫海纳所言：“一幅画可能是模糊的。不错，但这时我们不必去加以破译，也就是说，不必像在谜语中猜是羊还是牧羊女那样去寻找画中正确再现的对象是什么。……我们只需感知我们正在感知的东西。”[2]这一点当然也适用于文学作品，因为文学作品的意义就在于文字描写所划定的感性边界之内。正是基于这一点，伊格尔顿才这样说：“文学人物的生命只存在于文本之中。……爱玛·伍德豪斯（Emma Woodhouse）是珍·奥斯汀的小说《爱玛》（Emma）的女主角，但只有当人们阅读她时她才存在。……爱玛在《爱玛》一书结束后就消失无踪。……文学人物没有未来，他能拥有的希望甚至比不上关在牢里的连续杀人犯。”[3]

由此可见，探寻薇拉的死因并非就是理解作品内涵的一个必要步骤，薇拉在彼得堡的经历也不再是故事内容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从在情节分析的角度来看，这里确实存在着断层，但也恰恰正是这一断层打破了读者既有的阅读习惯，它启示人们，无需过多的因果随想，也不必借助于某种背景性的外在信息，仅靠文本所能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一样能够将文本的意义忠实无伪地呈现出来。

三、“现象”中的沉默

当我们不再去关注情节间的因果联系、也不再关注于作品与作者及其所处历史背景之间的因果联系的时候，我们对于文本的内容便做了某种现象学意义上的“悬隔”，并由此得到了一种现象学的“剩余物”，它虽不是完整性的客观事件，但同样有着自己的存在边界，在不同的情境下向我们显现出它的不同侧面，并由此共同构成了作品意义的内在充实性。这个“剩余物”正是小说所着力描写的现象——“沉默”。

说到这里，有人必然会心生疑问：沉默难道不就是人们在闭口不言时的一种无声状态吗？这种司空见惯的状态又有何值得关注的呢？

的确，依常识而言，这一状态实在平淡无奇，根本不值得作家大费周章。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这只是对于沉默的某种流俗性见解，小说恰恰为破除这一俗见提供了一个典型而精微的文学事例。而要准确地介入这一事例，我们首先必须要把沉默理解为一种存在的“现象”，而不是闭口不言的某种“行为”。行为是情节构成的一部分，它导向一种因果联系。但“现象”则是在悬置了因果联系之后所直接显现出来的知觉体验，它的目的不在于展示情节中的行动，因此可以在无需对其因果联系做出追溯的情况下，直观到其中的意义。这种意义有时反而比从情节归纳出来的意义更为真实而深刻。

现象学对于对象的认识有一套系统的操作方法，其中之一就是“悬隔”或“加括号”。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认为：纯粹的现象学“不是作为事实的科学”，而是“作为本质的科学（作为‘艾多斯的科学）被确立;即作为这样一门科学，它将专门确立无关于‘事实的‘本质知识。”[4]在胡塞尔看来，为了抓住在意识的内在性中显现出来的纯粹明见之物，我们必须首先悬隔物理主义和心理主义的认知态度。物理主义和心理主义习惯于根据某种因果联系把现象还原为实证性的事实材料，但是，这显然不是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学作品所应着力表现的方面。文学中的事件只有首先经过现象学的这类排除，才有可能成为艺术表现的审美对象。

例如，在这篇作品中，伊格纳季在薇拉墓前的行为表现显然不应被简单地视为心理学意义上的“幻听”。这里首先排除的是心理学的态度。心理学从本质上来说乃是一门实证科学。将属于实证科学的认知态度运用于虚构的文学情节，最多也只能产生两个结果：要么这个虚构的故事因为不符合既定的心理学理论而被前者判定为假，要么它作为一个例证印证了前者。然而，对于文学来说，这两个结果都没有多少值得深入讨论的价值。前一个结论过于武断，因为即使一个故事不符合某种实证性的标准，也并不代表它就不是一个好故事，它也可能有自己的艺术真实。后一个结论不仅对文学毫无意义，对于心理学的研究也没有多少可供发掘的价值，因为它只是一种虚构，不是事实的记录。与此相应，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聆听也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声波震动耳膜的物理性——心理性过程。如果说俗常意义上的沉默仅仅意味着发声器官的功能性休止，那么，在这篇小说中，沉默不仅超出了物理学和心理学的界限，也超出了俗常意义的理解范围。正如小说所描写的那样：

自从埋葬了女儿的那一天起，沉默就笼罩了这幢小小的房子。这不是寂静，因为寂静——只意味着不存在音响;而这是沉默。

沉默与寂静不同。寂静只是单纯的无声，它或许是一种听觉感受，或许是一种物理现象，但这都不是作品所要着重凸显的“事实本身”。如果我们仅仅将沉默理解为声音及其所指的缺席，依此而来的任何领会都有可能使我们误读沉默的文本含义。例如，我此时正在伏案写作，我并没有说什么，但我却并不处于沉默之中。沉默本身表现为无声，但并不是所有的无声都可称之为沉默。相应的，对于文本所描述的听之行为也应当做别样的理解。

现象学认为，人的任何一种感官活动都是指向某种对象的，因此，任何一种听都是“对于……的听”。听的对象相对于听的意识而言是一种意向对象，二者緊密关联在一起。听觉需要一种意向性的建构来充实和确证自身。然而，在上述文学事件中，听的对象无疑是缺失的。那么，伊格纳季为何在听无所听之处反而听到了什么呢？这显然也不能从心理学和物理学的实在论意义上来理解。为了能够更为清晰地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把流俗意义上的沉默与小说中作为“现象”的沉默做一对比。藉此，我们将进一步凸显文学“现象”中的隐微含义。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把看、听等感官活动理解为某种信息的接收或交流行为，把沉默理解为闭口不言所造成的无声状态。但这一意义上的闭口不言由于过于空疏并不能准确地显明沉默丰富的本体论内涵。从实在论的层面来看，所有情境下的沉默都可被归结为无声状态，但是，从现象的被知觉方式及其显现方式来看，在它们之间却往往存在着本质的差别。作为现象学意义上的一种“现象”，沉默的存在形态可以由不同的呈现方式所决定，亦可以由不同的被知觉方式所决定，这两种情形往往结合在一起，共同影响着沉默所显现出来的意义。在这篇小说中，基于沉默发生的不同情境，沉默的现象学意义因此而展现出了三种不同的层次，它们都是藉由伊格纳季的体验而呈现出来的。

伊格纳季经历到的第一种层次的沉默发生在女儿从彼得堡返回之后。他和妻子奥尔加来到薇拉的房间，试图从薇拉那里获悉事情发生的原委。但薇拉并不想正面回答，她只是淡淡地说：“这一切都会过去的。真的，你们最好还是睡觉去吧，我也想睡了。到明天或者什么时候——我们再谈吧。”由此，薇拉第一次陷入了沉默。伊格纳季被女儿的态度激怒了。“他猛地站了起来，使得椅子都撞到了墙上”。这次谈话之后，伊格纳季不再和女儿说话，并因此而感到“愤恨”。显然，伊格纳季把女儿的沉默当成了一种冒犯性的行为。他不再与女儿交谈。这次沉默的发生起始于薇拉主动选择了推迟言说。因此，伊格纳季也就自然地将女儿的沉默当成了言说的暂时耽延——他不再急于去追问什么。可见，他之所以对薇拉的沉默不闻不问，倒不是完全出于冷漠，他只是将此视为女儿固执任性的一种行为策略，女儿的沉默在他看来无非是“说”的行动和“说”的内容的暂时中断。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情境下，“说”之所为说，“听”之所为听，才会被置于无限推延的可能当中，沉默作为一种“现象”的本真意义，也是被耽搁而隐而不显的。

伊格纳季所经历到的第二种层次的沉默来自于薇拉的母亲奥尔加。不过，奥尔加的沉默与女儿在上述情形下的沉默并不相同。她的沉默是由于疾病（中风）所致。她本有言说的强烈意图，但却因为言说能力的丧失而无法言说。因此，沉默之于她便呈现为语言与虚无之间的紧张关系。小说在此这样写道：

沉默本身仿佛也感到痛苦、难受，竭力想转化为语言，但是某种像机器一样强有力的东西却把这沉默牢牢地控制住，不让它动一动，并把它拉长成钢丝。

薇拉是主动选择不想说，但并没有表示不再说。奥尔加的沉默是想说而不能说。不过，与前者一样，这一意义上的沉默仍然不具备自己的独立性，因为它总是在试图转化为语言，并认为唯有语言才能显明自身的意义。如果说伊格纳季在薇拉那里所遭遇到的沉默还只是一种言说的耽延，那么在奥尔加这里，其沉默则表现为言说能力的彻底丧失，但由于言说的意志尚在，所以，这一层次的沉默归根到底仍然也是从属于言说的。

伊格纳季所经历到的第三种层次的沉默发生在女儿自杀之后。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由于薇拉已经死去，言说者的存在被彻底悬隔。正是言说主体的消亡使得沉默被知觉的方式又一次发生了变化。不过，值得提及的是，这种消亡更多意味着形体的不在场，而其位格属性却仍然在发挥着作用。所以，在薇拉的墓前，伊格纳季突然发现女儿“离他那么近，真是不可思议，这使他感到惶惑，感到莫名的惊恐。伊格纳季神父原已习惯于认为女儿已经消失在昏暗的无底深渊之中，可此刻却发现她就在这里”。

小说此处的描写为人们探查沉默的深层属性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在此，言说主体与聆听对象全部消亡了，听之本身的实证论特征也被完全悬隔起来，而听与沉默的存在论属性便趁势被凸显了出来。小说这样写道：

这沉默窒息着他，用冷彻骨髓的浪涛淹没他的头颅，淹没他的头发;这沉默在撞击着他的胸膛，疼得他不停地呻吟。

伊格纳季对于沉默的身体反應具有特殊的现象学意义，在文本所划定的知觉范围内，它不指向某种外在的心理事实或社会事实，对此进行心理学或社会学的反思显然也无关宏旨。它只是从现象上呈示出了一个明见性的意涵——沉默已不再是简单的无声，它不是可以被识别的某种信息的缺失，它不能被感官所对象化，它超越了我们对于沉默所作的语义学的、认识论的把握。正是在这一情形下，此前牵累沉默的所有附属物都被悬置起来。这可以说是有关沉默最为彻底的一种现象学还原。对此，我们同样也可参照现象学的进路来加以释读。

法国现象学思想家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指出：“词语的意义不是由物体的一定数量的物理性质构成的，它首先在一种人的体验中。”[5]506“是身体在表现，是身体在说话。”[5]256这意味着，语言必须通过具身化的体验过程才能被人领悟。语言不仅仅是承载信息的符号系统，更是具身性的知觉体验。不过，梅洛—庞蒂并没有进一步深入到对沉默的考察中来。事实上，沉默最为本质的属性也是躯体性的，而且，它的躯体性属性显然要比言说更为隐蔽也更为强烈。在安德烈耶夫的小说中，沉默的这一属性正是通过伊格纳季的体验——一种存在论层面的痛苦——被凸显出来的。

然而，伊格纳季并不明白这种痛苦的根源和本质。事实上，沉默虽然并不言说对象，但它仍然有着自己的意义，这种意义恰恰是无需用语言来进行追问的，因为追问本身必然会导致答案的逃脱。但伊格纳季自始至终都未能理解沉默的这一始源性的矛盾结构，因为他总是在执着于某种对象化的答案，总想通过言说和追问来破解沉默带来的虚无与焦虑。他“不愿意理解现在要弄清楚这一点是办不到的，他仍然以为可以弄清楚”。他每天晚上都在反复思考：“薇拉为什么要死？”即使在最后，他也未能走出这一迷障。

综上，在进行了一系列现象学的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不是一篇以情节取胜的小说，它绝非在设置悬念以调动读者的好奇心去猜想某种答案。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能够得到一个答案。求得一个答案仅仅是一种对象化的思维方式，这恰恰使得沉默的本真意义被遮蔽了。小说通过这一故事将沉默的存在论属性深刻地凸显出来，并由此也附带着将聆听与言说的存在论属性一同带入到了人的感性意识之中，从而进一步超越了俗常观念对于这些行为属性的理解。

四、结语

德国现象学思想家海德格尔曾就沉默做过这样的论述：

对某某事情滔滔不绝，这丝毫也不保证领会就因此更阔达。相反，漫无边际的清谈起着遮盖作用，把已有所领会和理解的东西带入虚假的澄清境界，也就是说，带入琐琐碎碎不可理解之中。沉默却不叫黯哑。……缄默这种话语样式如此始源地把此在的可理解性分环勾连，可说真实的能听和透彻的共处都源始于它。[6]

的确，沉默有着言说所不可取代的优先性和始源性。从一定意义来说，聆听起源于对于沉默的领会。不理解沉默，也就不能彻底懂得聆听和言说。沉默往往包含着比说出来的东西更多的意味。就此而言，沉默不是语言的边界，而是语言的根。在沉默中，我们会经历他者。他者乃是一个无法强解的深渊，我们只能呵护，只能保守，只能尊重，并等待其真理的自然显现，而不能用语言强行介入。语言的强力并不能突破沉默的壁垒。在这篇小说中，伊格纳季从未真正理解沉默的内涵。他虽为神父，但是傲慢、专横而又自私虚荣。他的这种态度显然将其隔绝在了意义的围墙之外。不过，也正是他的遭遇反而将沉默的内涵倒逼了出来。小说正是这样一步步地将沉默的各个“侧显”展示出来的——从最初的寂静无声，到拒绝言说，再到不能言说，再到言说者的彻底悬隔。从这些不同的阶段来看，安德烈耶夫的这篇小说可以说是关于沉默的一个绝佳的现象学文本。借助于这一文本，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认识现象学审美诠释学的独特效用。

参考文献：

[1]彭锋.回归：当代美学的11个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0.

[2]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M].韩树站，译.陈荣生，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404.

[3]伊格顿.如何阅读文学[M].黄煜文，译.台北：商周出版社，2014：91-92.

[4]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

[5]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92.

作者简介：陈海静，博士，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美学基础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