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良骥

摘 要：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作品The Good Earth在中国的接受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中国各时期的主流诗学对该作品的接受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定时期的主流文学叙述，影响了The Good Earth接受者的文本认知态度，进一步影响文本与读者互动构建起来的文本接受过程。对The Good Earth在中国主流诗学空间的接受和流变进行客观的述评，有利于更加客观地看待赛珍珠其人其作。

关键词：赛珍珠;The Good Earth;接受;主流诗学

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一生完成著述百余部。1938年赛珍珠凭借其代表作《大地》三部曲等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评价到“由于赛珍珠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瑞典学院把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她……”[1]53。The Good Earth被认为是使赛珍珠名扬世界的中国史诗，小说紧紧围绕农民的“土地情结”，描述了王龙依靠土地发家致富的故事。然而，该作在中国的接受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从“美国女传教士的作品”到“民族友人的恳挚之作”，到“理想主义的初民文学”，再到“御用文人的歪曲之作”，再到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风俗画卷”。这一波三折的命运沉浮，构成了The Good Earth在中国的接受史。大体而言，The Good Earth在中国的接受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20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内容上，The Good Earth在中国的接受主要由翻译和评论两个方面构成。文章将以几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为中心线索，概略地梳理各个时期The Good Earth在中国的接受境遇，从诗学视角探讨其内在成因，试图对这段接受史给予客观的评述和理性的思考。

一、20世纪30-40年代The Good Earth的接受

翻译出版史专家邹振环认为，中国于20世纪30-40年代出现了翻译赛珍珠作品的热潮[2]70。据他考据，《大地》在30-40年代共有六个中译本，包括三个全译本，三个节译本[2]71。目前国内可考的三个全译为：1933年上海开明书店发行胡仲持行译本;1933年北京志远书店发行张万里译本;1936年上海启明书局发行由稚吾的译本。三个节译本为：1932年上海黎明书局出版伍蠡甫的译本《福地述评》;1934年上海中学生书局推出的马仲殊编译本;上海经纬书局的凌心渤节译本。

三十年代评论界也发起了热烈讨论。据赛珍珠研究专家刘海平教授统计，彼时中国的报刊、杂志、译本的序、跋、后记上，至少发表了五十篇介绍和批评赛珍珠及其小说的文章[4]，其评论视角大致分为基本肯定、褒贬参半和基本否定三类[4]。

（一）美国女传教士的“浮面”作品

现代文学鼻祖鲁迅先生秉承新文学革命的“启蒙主义”精神，始终关注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疾苦。他认为文艺“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时代人生的记录”[5]。同时，左翼作家坚持“依据社会潮流阐明作者思想与其作品底构成”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6]。左翼作家的文艺批评观对《大地》三十年代的接受产生了深刻影响。1933年鲁迅在致姚克的信里谈到：“……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4]。左翼作家祝秀侠1933年在《文艺》发表《布克夫人的《大地》》一文，提到作者故意避开了核心矛盾，仅描写了琐碎的农村生活。文艺理论家胡风1935年发表《《大地》里的中国》一文，批评其“完全让传教士底观点代替了艺术家底对于真实的追索”。

（二）民族友人的“恳挚”之作

30年代“新月派”作家提倡“永恒的人性的文学”。参与创办“新月书店”的外交家叶公超1931年发表《反映中国农民生活的史诗——评赛珍珠的《大地》》，认为“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对自己的劳动成果引以为豪的、独特的农民，而且，我们还见出一个果敢之人的品性”。自由主义作家林语堂则评论“书中主人翁王龙勤苦耐劳……其强健本质，写来可歌可泣，生动感人”。

（三）理想主义的“初民”文学

曾任中国民营出版机构良友图书公司的主编赵家璧，与鲁迅、郑伯奇等左翼作家熟识，曾主编《一角丛书》、《良友文学丛书》。他也是新月派代表诗人徐志摩的学生，曾试图协助编辑徐志摩全集。1933年，赵家璧发表《勃克夫人与黄龙》一文：“勃克夫人已抓到了中国人一部分的灵魂”，“在格调上，她体会到中国文字结构上简单的美……”，“可是描画出了这样一位原始型的黄龙，确是洽合了欧美人的口味。”[4]。刘海平先生认为“赵家璧先生对《大地》的态度是典型的褒贬参半”[4]。

（四）30-40年代左翼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的碰撞

在左翼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并存的叙述空间下，左翼文学代表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出发，开展了对《大地》的文学批评，认为《大地》对真实的中国农村描写不够真实，作品达不到从思想上改造、教育劳动人民的根本目的，是美国女传教士的“浮面”作品。而追求文学独立性和审美性的自由主义批评家认为，《大地》是关于中国的史诗，深刻地刻画了农民的思想情感，促进了人类的了解与同情，是民族友人的“恳挚”之作。而处在左翼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之间的评论者，一方面肯定《大地》的文学性，另一方面采用马克思主义文论开展文本批评。

二、20世纪50-70年代The Good Earth的接受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左翼文学成为主流诗学。在这种主流叙述空间下，The Good Earth 的翻译处于停滯状态，其在中国的接受和理解视角也呈现单一化的特点。

（一）御用文人的“歪曲”之作

1950年北京《文艺报》转载了由苏联作家N.谢尔盖耶娃的文章《破产的“中国通”——赛珍珠》，这篇文章对赛珍珠研究视角的转变起了重要的作用[4]。作者提到“即使在这些早期作品中，赛珍珠对中国现实的表现也是非常片面的”，“布克夫人一面仔细研究中国人民的民风、习俗、传统和心理，一面却完全忽视了他们的政治要求和政治生活”[4]。1960年北京《世界文学》刊载了思慕的《猫头鹰的诅咒——斥赛珍珠的《北京来信》》，认为该作品对那些不了解中国情况的外国读者起过迷惑的作用[4]。1960年北京《文学评论》刊文认为《大地》抹煞了中国农民的革命性[4]。1960年李文俊发表《美国反动文人赛珍珠剖视》一文，认为赛珍珠是反动女作家[7]。

（二）50-70年代左翼文学的“一体化”

20世纪50-70年代左翼文學成为中国主流文学。抗日民主根据地文艺强调配合和服务于政治，强调工农兵方向。新中国成立后，以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作为主要构成的左翼文学，仍然是文学主流。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批评原则下，《大地》被认为并没有揭露中国农村阶级矛盾，是西方御用文人的“歪曲”之作。《大地》在中国50-70年代的接受显然受到主流左翼文学叙述空间的影响。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The Good Earth的接受

1988年广西漓江出版社推出了《大地三部曲》译本，由王逢振、马传禧合译版。1998年漓江出版社再次出版“赛珍珠作品选集”。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再推王逢振、马传禧译本。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王逢振、马传禧等合译的《大地三部曲》。

（一）东西方文化交流使者的“风俗画卷”

新时期的译者王逢振先生在《译本前言》中，提出要历史地看待赛珍珠的《大地》：“当她写《大地》三部曲时，应该说人道主义基本上占主导地位，因此作品总的基调比较真实;而那些不真实的地方，主要还是处于对生活了解不够和认识上的偏颇”[8]。1991年在江苏镇江召开了“赛珍珠文学创作讨论会”，评论家徐迟认为，“她确实写出了那么多那么丰富，那么形象那么生动，而且是对茫茫神州有那么深厚感情”[4];1992年、2002年、2005年、2008年在镇江又多次召开了相关国际学术研讨会。美国学者董乐山指出“不论是赛珍珠或者林语堂，他们都不是完人……要完全按照我们的意识形态来要求他们，当然就缘木求鱼了”[9]。尚营林和郭英剑提出“几十年来对赛珍珠的评价沿袭了从概念到概念的批评，这极大地妨碍了对这位世界知名作家的全面认识与客观评价”[10]。

（二）新时期文学的百花齐放，百花争鸣

八十年代的文学从题材、主旨手法、风格全方位地向旧有格局告别，文艺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态势。新时期，在回归“文学本身”的文化自觉大语境下，对《大地》的批评逐渐步入正规，走向客观;批评家开始着手分析作品的文学性和审美特性。文学界呼呼要重新认识美国女作家及其作品。《大地》的审美特性也被不断地挖掘出来：农民对土地的依恋和热爱;农民生于土地，归于土地的生存智慧都成为新的研究对象。因此，八十年代的批评界称《大地》为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风俗画卷”。

四、结语

The Good Earth在中国的接受历经了沉浮，从三四十年代的半褒半贬，到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的否定，再到八十年代趋于客观的解读，这种特殊的接受史与中国主流诗学空间密切相关。特定时期的主流叙述空间影响接受者的文本认知态度，进一步影响文本接受过程。客观梳理The Good Earth在中国的接受，并从诗学视角进行理性分析，有助于读者更加客观的看待赛珍珠其人其作。

参考文献

[1] 刘龙编.赛珍珠研究[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

[2] 邹振环.赛珍珠《大地》的翻译及其引起的争议[J].中国翻译，2003（3）：70-73.

[3] 郭英剑编.赛珍珠评论集[C].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

[4]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 冯雪峰.冯雪峰论文集上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 李文俊.美国反动文人赛珍珠剖视[J].世界文学，1960（9）.

[7] 赛珍珠.大地[M].王逢振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

[8] 董乐山.边缘人语[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9] 尚营林，郭英剑.赛珍珠和她的《大地》[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4）：109-114.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赛珍珠作品为个案》（11YBA323）的部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