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以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领导人民推翻了满清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晚年更是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坚定施行“新三民主义”。孙中山革命经费的筹措对象主要是革命党人、爱国华界和国际友人;方式主要是会费、革命演讲收入、侨胞捐助、发行债券股票和向他国借贷。革命经费的筹措，对革命的影响很大，它不仅影响着一场起义能否顺利开展，同时也作用于整场革命结果;但在肯定革命经费作用的同时又不能夸大其作用，这一点需要客观对待。

关键词：孙中山;革命经费筹措;革命活动

中图分类号：K257.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0）18-0124-03

一、孙中山革命活动概述

孙中山作为我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胸怀天下的爱国者和勇敢无畏的革命家。论其一生，成就有二：其一，推翻统治了中国268年的清帝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二，高举反帝反封建大旗，坚定地施行“新三民主义”。

从1894到1911年近20年间，孙中山策划领导了大大小小多次革命起义，可以说孙中山究其一生都在为革命奋斗。在孙中山领导的每一次武装起义中自然少不了革命经费的支撑，所以每一场武装起义不仅仅是革命队伍与敌人数量规模上的较量，更是交战双方一场军备实力的较量，那么用以购买军需物资的经费从何而来，是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孙中山革命经费筹措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场革命的成功进行，用以支撑革命进行到底的军费开销必不可少，购买这些军用物资所需的资金不可能是一个小数目。孙中山主要通过经费筹措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革命经费筹措的对象

1.参与革命活动的革命党人

1894年，孙中山决定组织革命党，举行起义。“大哥孙眉因感其救国之心，被其说动主动加入兴中会，会费每股10元，孙眉认股200元”。[1]8后甲午战争中，旅大、威海卫先后失陷，津京岌岌可危，整个社会处于急剧动荡时期，经宋跃如催促其起义，但孙中山一算当时会员会费和股金，加起来竟不足2000元，远不够支撑此次起义的军费所需。孙中山因考虑时势，急于返国而焦急万分。这时“兴中会文案干事邓荫南，决定变卖家产，充革命经费，投身国事，去而不返。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也把农场的牛，以每头六七元低价出售，共集港币一万三千元，用以支持此次起义。”[1]12

2.海外爱国华侨

南洋华侨是孙中山革命经费筹措的主要对象，“1906年以后，孙中山革命活动的重心由日本转到南洋。到后来孙中山在南洋宣传革命活动，以及在新加坡成立南洋第一个同盟会分会，这更加确定了南洋华侨在整个革命运动中的地位。”[2]其中在《致邓泽如函》（1908年4月17日）中就提到：“今有数营已经定约与我广西别军同时起事，急需花红并月饷万元。精卫来函谓足下处力能筹五千，如此当可可期集事。务望足下早日筹便赴来，以转汇军前，令立行事。”[3]203另外在《致邓泽如函》 （1917年4月28日）中：“汇来二千六百四十两，伸沪叁仟陆佰伍拾壹元四角五分，经已收讫。”[3]364可以看出邓泽如对于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支持。

除了南洋华侨邓泽如之外，还有越南爱国华侨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帮助巨大。如“1907年孙中山在西贡的一次群众集会上演讲，使得众多爱国华侨热血沸腾，当天当即募集了三万五千元筹款支援革命，并且这也相对体现了爱国华侨对于孙中山的革命的支持以及突显了孙中山的个人魅力。”[4]

3.国际友人的支持

1911年10月20日，“孙中山经圣路易、芝加哥等埠抵达纽约，向美国朝野人士介绍中国革命宗旨，希望博得他们同情。”“并于本月下旬抵达伦敦，向四国银行团提出贷款给中国革命政府的建议。”[5]51且于“1909年5月中旬，孙中山由新加坡赴欧美，其主要任务为筹集革命经费，后1909年6月20日，孙中山抵达法国马赛后即转往巴黎，开始其艰难的筹款工作。”[6]1911年在英国的外交活动中，“孙中山通过达耳生私下交给英国外相的声明中透露出希望向英国政府借款这一信息。”[7]据统计资料，“在1894年到1911年间，历次武装起义筹得用于支持起义所需金额高达102.3万港元左右。”[8]其中所筹经费的占比大多为爱国人士。

（二）革命经费筹款方式

孙中山利用自己身边一切可以推动革命进行的力量，为筹集革命所需经费，保证革命活动顺利开展，孙中山为此策划了多种方式、方法。

1.革命会费、举行演讲、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捐助

1894年11月24日，“召开成立了兴中会成立大会，并要求每个入会人员交5元会费。”[1]45此外，孙中山还到处发动演讲，以求义捐：“1911年3月19日，孫中山由温哥华前往美国东部，沿途在加拿大境内各埠演说募款，成功筹得七万余港元。”[5]72接受海外华侨，或者革命党人的馈赠帮助，如邓泽如对其革命的支持，还有越南华侨等在前文中已提到，故不作过多赘述。

2.发行债券

1905年12月，孙中山“成立关东募债局，以‘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名义发行千元票面债券二千张，拟向南洋富有侨商募集革命经费。”[5]981911年6月18日，“成立旧金山洪门筹饷局，发行一套名为中华民国金币的筹饷军票，在华侨中募捐，孙中山亲自草拟了《洪门筹饷局缘起》和《革命军费筹饷约章》对其销售的革命债券做了解释说明及保证。”[9]

3.向列强贷款

1895年3月，孙中山经友人中间牵线搭桥，“拜访了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川恒次郎，希望获得日本政府长枪（二万五千支）和短枪（一千支）的军械资助，而后还曾多次到日本驻香港领事馆寻求援助，但因中川总领事对孙中山素无耳闻以及对他个人能力和兴中会的质疑，更未得到本国政府训令，遂不敢表态，本次筹集军械失败。”[10]后“孙中山于1909年5月由新加坡赴欧美，灵活运用多种外交方式，积极进行筹款;同年6月20日抵达法国马赛，殚精竭虑为筹得革命经费不遗余力。孙中山对筹款的对象有十分明确的定位，即欧美政界人士尤其是财界人士，由于正逢法国内阁改组，新任克里孟梭内阁表示反对，资本家得不到政府准许，遂筹款失败。”[6]1911年孙中山赴美国进行筹款，也未获较大成果。由此可见，筹集革命经费依靠外国列强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4.发行股票和护照

为筹革命经费，“1908年8月孙中山致蓝瑞元函，建议发行‘革命军安民局护照，在9月的复蓝瑞元函中提到，护照一事，因受多面阻碍，是难执行，遂停止不办护照。”[3]377

从1894年到1911年，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筹集的物资经费大都是在各华侨力量支持下进行。“在这十几年中，华侨对其资助金额占革命经费来源的75%左右，另革命党人的会费、港澳爱国同胞的捐款占15%左右，”[11]爱国人士对于孙中山革命支持捐赠约占8%-10%，剩下为以其他筹款方式向不同筹款对象所筹得的零碎革命经费。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孙中山所领导的10次武装起义，“前期同盟会所领导的8次起义中，起义经费的来源主要依靠各爱国华侨力量资助，支撑起义活动的开展，总的占比约为80%。特别是在第十次起义中，基本上起义经费全部来源于华侨的支持。”[12]264通过以上数据显示，在革命经费筹措方式中，以革命会费、举行演讲、爱国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捐助的方式筹集的经费占据了整个经费筹集的90%左右，另则以发行债券、发行护照和股票、以及向列强借贷款等方式筹得的款项金额共占所有革命经费8%—10%，可见这几种筹款方式筹得的经费远不足以与第一种方式所筹得金额相提并论。由上可见，在向列强借贷款这一筹集方式中，充满着不确定性因素，资助方存在随时倒戈和从中作梗的可能。而华侨的力量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最大支持者，也正是得益于经费支持，革命活动才得以顺利进行。

三、革命经费对革命活动的历史影响

革命经费的筹集是革命进行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那么革命经费的筹措对于革命活动开展影响如何？

（一）革命经费与惠州起义

1900年7月17日，“孙中山本准备亲赴香港指挥起义，因港英当局不准登陆，遂召开紧急会议，将指挥权交给郑士良。”10月8日，孙中山得知郑士良决定惠州起义的消息后，就开始积极准备内渡以方便指挥起义运动和筹集运输该次起义需要的枪械。“十月中旬，由于当时一些假装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政客从中破坏，将准备帮助给起义军的军备全都换成质量低劣的武器，因此‘外援化为泡影。22日，起义军转战至三多祝时，这时的革命起义军队伍已发展到二万余人，整个起义的军需物资大大增加，而为起义筹得物资、经费已不够支撑这场起义的继续进行，后在清军优势兵力围攻下，弹尽援绝，被迫于是日解散，郑士良率少数精锐退回香港。次月16日，孙中山在日本横滨总结此次革命经验教训时曾言：‘对日本朋友和他们的援助大感失望。”[5]104惠州起义一共耗资10万元，除在香港与孙中山初次见面的李季堂，捐赠2万元外，其余为孙中山跟其兄孙眉筹得。可以看出，除先进的革命领导者和革命纲领外，革命经费在整个革命运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说是革命运动成功的先决性因素。

（二）革命经费与黄花岗起义

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在广州由同盟会组织和领导。1910年11月，由于孙中山在槟榔屿策划和组织的广州起义的消息被泄露，战役计划得到纠正，突击起义以四种方式进行。1911年4月之后，黄兴率小队成员共130人袭击了两广总督和督练公所，经过一整夜的战斗，黄兴和其他人因受伤撤退，这场起义以失败而告终。在广州起义中，“孙中山用革命经费购买了小火轮两艘往来运输，并购短枪、炸弹。”[13]为筹集此次武装起义的革命经费，孙中山亲赴新加坡进行活动，以及经过同盟会会员的不懈努力，共筹得4000余元。[14]45孙中山在《复赵公璧函》  《致纽约同盟会员函》和《与李是男黄伯耀的谈话》中均提到了要大力筹集革命军费，以及其重要性。[3]436最后在 《致赵公璧函》中总结起义失败原因：“此次起义之事不成，不过差五千之款。”起义军费在一场起义中固然重要，但是孙中山将起义失败原因统一归结为经费不足，夸大了经费的地位作用，忽视了人民、队伍的因素，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三）革命经费与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发生于1911年，“此次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给当时中国起到了不容小觑的历史作用，使得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15]但是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目标，革命胜利果实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黄花岗起义失败，给南洋革命党人心头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而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则极大地激发了同盟会员的革命激情和广大爱国华侨的热忱。为响应革命，成千上万的华侨焚烧龙旗，踊跃为革命捐款。

1911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由美取道南洋回国，12月16日经新加坡晤见邓泽如，并希望邓泽如能回国帮忙，对起义进行物资上的援助，后于30日致电邓泽如，且向南洋华侨募集巨款。”[2]武昌起义取得成功后建立了民国，因临时政府不仅要面对社会的动荡，还要应对财政的困难，难以保卫革命的胜利成果，导致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

革命经费在一场革命起义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之大，它不仅影响着一场起义能否顺利开展，也作用于整场革命的结果，但是在肯定革命经费作用的同时不能夸大其作用，这一点需要客观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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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亚兰（1996—），女，苗族，贵州遵义人，单位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