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玉雪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缫丝纺织，漂染剪裁，缝纫彩绣……衣冠礼乐的建立，使人猿揖别，文明远流。天下熙熙与攘攘，上行下效，着衣戴冠，三六九等，布衣映华服，贵贱与尊卑。多少人，褒衣博带魂牵梦，挥之不去千百年。

2012年的“斯文在兹——孔府旧藏服饰特展”，2013年“大羽华裳——明清服饰特展”，在总结往期服饰展览经验的基础上，2020年9月至12月，由山东博物馆与孔子博物馆联合主办的“衣冠大成——明代服饰文化展”，旨在展示最真实的古代服饰，诠释服饰中深厚的文化内涵，从而引发我们对当今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的全新思考。

一件穿越时空的飞鱼服

2020 年9 月29 日下午，备受关注的“衣冠大成——明代服饰文化展”在山东博物馆开展。

说起明朝，你会想到什么？

从小说《万历十五年》与《明朝那些事儿》，到影视剧《大明王朝1566》《绣春刀》，构成了中国人对明朝的影像记忆。

这个朝代无疑是中国人最为熟悉、最为关注的朝代之一，从清季民初的革命到21世纪的明史热，汉人的最后一个王朝虽然已经烟消云散，但一直萦绕在中国人的梦魂间。

但我们真的了解明朝吗？

若是复盘一个王朝的灵魂，遗迹和遗物无疑是最为真实的切口。

由山东博物馆与孔子博物馆联合主办的“衣冠大成——明代服饰文化展”，便承载了这样一个意义——镌刻着时代烙印的着衣戴冠，无疑是映照历史最为鲜活的符号。

三六九等，布衣映華服，贵贱与尊卑。多少人，褒衣博带魂牵梦，挥之不去千百年。

“展览由‘垂衣天下治‘华锦庆嘉时‘香霭入长裾三个单元构成，分别展示了明代官员服饰、嘉礼服饰和日常起居服饰，不仅能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明朝服饰的仪态与气度，还能帮助公众了解文物背后的知识与故事。”

负责此次展览内容策划的山东博物馆书画部主任于芹介绍，朝服系列是一大亮点。“所谓传世，指的是代代保留传承下来，没有经过地下埋藏或出土，这样才能保留文物最原始的真实色彩。”

“很多人喜欢明代的飞鱼服，通过看影视剧误以为这是锦衣卫的专属服装。”于芹介绍，参观此次展览就能了解到，在明代并不仅仅锦衣卫可以穿飞鱼服，孔府衍圣公也穿飞鱼服。

一件飞鱼服，一柄绣春刀，“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无论是2014年电影《绣春刀》，还是今年大火的《锦衣之下》，飞鱼服作为锦衣卫形象塑造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图腾，堪称穿越时空的“制服诱惑”。

香港作家李碧华曾形容身着飞鱼服的锦衣卫自有一种美法：“一个大男人，穿‘青织金妆花飞鱼过肩罗或‘大红织金飞鱼补纱，非常华丽、妖艳、璀璨、醒目、压场。”

“飞鱼”最早的解释出自《山海经·海外西经》：“龙鱼陵居在其此，状如狸（或曰龙鱼似狸一角，狸作鲤）。”因能飞，所以一名飞鱼，头如龙，鱼身一角，“飞鱼服”指的便是绣有飞鱼纹的衣服，重点是在飞鱼式样的绣纹，而非衣服形制。

山东博物馆此次展出的“香色麻飞鱼贴里”是国内唯一传世男式飞鱼服，之前名称为“香色麻飞鱼袍”。对此，于芹介绍，“贴里”在明代是男性的基本款式，既可外穿也可内着，其特点在于“前后襟均断开，腰部以下做褶，形似百褶裙，大褶上通常还有细密的小褶，无马面”。而经馆内专家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此件“香色麻飞鱼贴里”大褶之上还有细密的小褶，并最终将其定名为“贴里”。

《明史·舆服志》记载：正德十三年，“赐群臣大红贮丝罗纱各一。其服色，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四、五品麒麟，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级皆与焉;惟部曹五品下不与。”这其中的“二品飞鱼”就是指飞鱼服上的四爪飞鱼纹。

所以“飞鱼服”并不是锦衣卫的专属制服。飞鱼作为一种高等级的纹样，可以被皇帝赐给有功的大臣以示恩赏。《明实录》中常见以飞鱼服赏赐边将的记载。同时，由于锦衣卫在明代的特殊地位，明初锦衣卫堂上官特赐在重大场合可以穿飞鱼服。

此次展览展出的《徐显卿宦迹图·金台捧敕图》中，可一窥飞鱼服的痕迹和细节。

万历五年（1577）到七年，徐显卿时年四十一岁，任常朝时的捧敕官。

明神宗头戴乌纱翼善冠，身穿黄色云龙纹云肩通袖膝襕袍，腰束玉带，坐在黄幄之中。皇帝御座之西（西陛）站立的是锦衣卫堂上官，戴乌纱帽、穿大红狮子补直身。御座之东（东陛）站立三位内阁官，都戴乌纱帽、穿本等补子圆领。内阁官身后站在金台栏杆旁的是锦衣卫大汉将军，头戴凤翅盔、身穿金锁子甲。

锦衣卫堂上官和司礼监官穿的缀补直身（也叫直领）具有常服性质，而大红色的直身、圆领可作为吉服，所以《万历野获编》里说：“锦衣官侍朝，俱乌帽、吉服，以便拿人”。

“蟒、龙、飞鱼、斗牛”……形形色色的纹饰让人眼花缭乱，不知所以，而这还只是明代庞杂的服饰文化的冰山一角。

历史是座旧仓库，再高明的修改和涂饰都会留下痕迹，沿着这些痕迹探索，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精神生活的折光：明范儿怎么来的？

在庭院中，邢玠头戴华阳巾，身上所着蓝色云肩通袖膝襴蟒袍，腰束钩绦，足穿大红履，手执云头玉如意端坐于罗汉床前。

罗汉床上的炕桌上摆放着一套考究的燃香用具——炉瓶三事。其中香炉燃香，香盒承香，瓶中放置香箸香匙，三位一体，做工精巧细致，是当时士大夫家中不可或缺的陈设品。

这是四百多年前曾抗倭援朝的明朝名将邢玠的生活场景，实景复原自山东博物馆藏《钱复绘邢玠像卷》，可谓“有图有真相”。而便服部分的《毕自严自题画像轴》，其所穿蓝色道袍也与展览中的实物并无二致。

策展人员介绍，“本次展览以明代服饰为线索，结合馆藏明代家具、配饰等文物，实景复原了明代书画中的人物穿着场景布置，全方位地展示明代服饰的穿着场景、穿搭方式，真正实现了让文物动起来、活起来。”

山东博物馆藏《钱复绘邢玠像卷》实景复原。

当你看了山东博物馆的“衣冠大成——明代服饰文化展”，你会发现，种类繁杂的明朝服饰不仅是明代上层人士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明代人们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折光。

“衣冠大成——明代服饰文化展”精选有代表性的明代服饰文物，辅以古代书画、青铜器、玉器、金银器、瓷器等共80 余件。

在此次展览的叙事逻辑中，也呈现了明代士人从身外的社会法则到内心平和的精神追求过程。

明朝立国之初，便将服饰制度的确立作为巩固江山社稷的重要举措。在此次展览的核心内容中，呈现了一个等级有序、规制浩繁的冠服制度：

“垂衣天下治”的明代官员服饰便是这一制度的典型代表，不同品阶的官员须严格遵守相应的服饰规范;“华锦庆嘉时”的吉服虽然在明代并未进入冠服制度之中，但在各类典章政书中都有关于它的记载，其款式、纹饰也往往需要与穿着时间、场合相对应;

“香霭入长裾”所展示的明代日常起居服饰，不同于“贵贱有别、上下有等”的官员服饰，也不同于繁复绚丽的吉服，完全不受冠服制度的约束，更强调舒适性与功能性，追求款式的简洁与穿着的方便。

于芹表示，之所以如此安排单元架构，一方面是想向观众展示不同的服饰类型，另一方面则是为观众呈现伴随社会经济发展，明代服饰制度的变迁。

说起来，朱元璋真是最爱操心的开国皇帝，就连后世子孙的生活细节也要亲自谋划，那部专门献给子孙后代的《皇明祖训》整整花了他六年时间，经七次删改而成。

甚至，朱元璋规定亲王出行时，要带什么东西，都写得一清二楚：交椅一把、脚踏一个、水罐一个、水盆一个、香炉一个、香盒一个……

朱元璋当皇帝时，严格规范了穿着。“上承周汉，下取唐宋”，他在制定安邦治国方略时，始终将服饰制度的确立作为巩固江山社稷的重要举措，洪武元年二月即下诏“悉命复衣冠如唐制”，洪武三年初步确定服制规模，洪武二十四年对明初以来的冠服制度进行大规模更定，此后又经明太宗和世宗的补充与修订，方基本完善。

可以說全天下所有人，朱元璋都分了种类，哪种人要穿什么衣服，都是规定的很详细。

明代许多男子流行的发式都是明太祖首创的。比如“网巾”，有象征国家法令齐全的意思，“四平方巾”象征国家太平，还有”六合一统帽“即“瓜皮帽”，（入清剃发后，为适应新发型，”瓜皮帽变矮，清式"瓜皮帽"后来几乎被西方人当作中国典型的帽子）。服饰发展到明代，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前襟的纽扣（多为金属质或玉质子母扣）作为主要系结物之一，代替了几千年来的带结。

明代官服制定者深谙“人靠衣装”这个入世规则，通过外部装饰将官员分出三六九等。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所穿的官服都拥有代表其身份地位的官服补子。

比如此次展出的一件大红色暗花纱绣云鹤方补袍，织物为暗花纱，以两根绞经互相纠绞形成地部，图案是明代广泛流行的四合如意云纹。衣身前胸、后背处各绣云鹤纹方补。

拥有云鹤纹，说明这件衣服的主人，曾经就是传说中的朝中“一品大员”。由于这个严格的服饰规定，使得大家通过一个人的官服就能很清楚地看出来这个人到底是几品官，是文臣还是武将。而这块绣花织物，更暗示了中央集权之下为官者的尊贵感、品级的高低以及权力的大小。其中，飞禽象征文臣文采的华美、走兽则象征武将的勇猛。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新兴富裕阶层的崛起，政府控制能力和干预程度弱化，原来由服饰制度所规范的长幼、尊卑、贵贱、性别等秩序逐渐瓦解，从服饰制度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们，表现出对服饰时尚消费的高涨热情。

这一时期，产生了无数做工精良的服装，也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精美的文物。

对于明代服饰的研究，人们长期只能借助书籍、墓葬出土、古代绘画拼凑其模糊的轮廓，难以了解明代服饰的真实原貌。而孔府旧藏明代服饰作为历代衍圣公家族妥善保存的服饰，实物大多保存完好、色彩鲜艳，并且涉及明代不同时期，堪称“半部明代服饰史”，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目前，孔府旧藏明代服饰大部分由山东博物馆和孔子博物馆所藏，也使得山东成为国内乃至世界明代服饰收藏的“领头羊”。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山东博物馆便开始着手以古代服饰为主题策划相关展览。

近十年，山东博物馆更分别于2012年、2013年推出了“斯文在兹·孔府旧藏服饰特展”与“大羽华裳——明清服饰特展”，使大部分孔府旧藏明代服饰得以真正、全面地展示在公众眼前。

“在两场服饰展览之前，大多数观众对于明代服饰的形制都没有明确的概念。大家对于明代服饰的了解大多都来源于古装剧中服饰的呈现，但古装剧往往模糊了不同朝代服饰之间的区别。”于芹介绍。

华服复兴运动：知来处，明去处

晚年的沈从文，曾改行研究古人的穿衣打扮。

他觉得衣裳是历史更迭的产物，并从中悟到一个定律：社会风气，常跟随权力人物的爱好转移。“如齐桓公好衣紫，国人有时就全身紫衣;楚王爱细腰，许多宫女因此饿死，其他邦国也彼此效法，女子腰部多扎得细细的。”

这体现了在中国华服身上流淌的文明变迁。在博大精深的上下五千年文化中，服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在今日，但凡有姑娘身穿宽袍大袖、齐胸襦裙走在大街上，多会被误以为在玩穿越，或即将要上台搭戏。

曾在上世纪70、80年代协助沈从文编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王亚蓉说沈老先生生前表达过一个遗憾，就是觉得“中國人不穿中国衣服”。

的确，比起其他非华夏民族，我们对自家的服饰文化了解得并不透彻，也逐渐忘却了“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山东博物馆展陈内容设计团队始终秉持“传统文化，当代表达”的设计理念。因此，在展览设计之初，他们便开始思考如何更好地把此次展览与当今生活相融合。为此，展陈设计团队特别选择与独立服装设计师开展合作，从明代服饰中提取元素，设计、制作出更符合当今审美的创新时装，并在此次展览的最后一部分“知来处，明去处”，实现了一次跨越600年的服饰美学新连接。

华服在当代，常常因“不合时宜”而不被理解，而且近年来，频频出现的“仿制品”，粗制滥造，有哗众取宠之嫌，也把真正的华服文化排挤在外。

但纵观历史，华服高雅的美学意义，并非古风的“复辟”，也并非需要头戴佛珠、手执核桃、腰缠绸缎，才能体现古典之美。

中国华服，曾在清顺治二年因政权暴力戛然而止。满清统治者为削弱汉人的民族认同感，实行“剃发易服”，最终男子被迫剃发留辫，穿马蹄袖箭衣;女子勉强保留了“上衣下裳”，但已不复当初，始于黄帝、延绵数千年的华服礼仪与制度，也骤然断裂。

但华服是中国文化中最直观、也最不可复制的部分。它首先体现的是国风，代表着国人的尊严所在。宋朝义士郭靖，就是在北宋灭亡时，因反抗女真族金国强迫汉人削发、改易女真服饰而被追杀，最终因“吾不忍弃汉衣冠”而投江自尽。

古代士以上戴冠，因此华夏衣冠还可代称缙绅﹑士大夫，代表着士族阶层的荣光。“衣冠南渡”这个典故，就是指中原士族相随南逃、中原文明或政权南迁，历史著名的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变，都上演过大型的“衣冠南渡”。

为了不让华服在快速演变的潮流浪潮中逐渐黯淡，2018年，共青团中央把农历三月初三定为中国华服日，就是意在复兴华服文化。

中国式审美，一直都在进行时。

▲2018 年，共青团中央把农历三月初三定为中国华服日，意在复兴华服文化。图为展览现场的汉服爱好者。

潮流易逝，而风格永存，璀璨的中华文明，不会随岁月失落。中国之所以享有“衣冠上国”之誉，就是因为华服承载了高超的传统手艺和文化意义，绝非喧嚣或老朽的产物。因此，彰显华服之美，正视拥有民族认同精神的服饰体系，永远不会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