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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梅尧臣对北宋前期诗风的影响

2020-11-06刘嘉雯

北方文学 2020年17期
关键词:梅尧臣诗风

刘嘉雯

摘 要:本文结合北宋初期具体的时代背景和诗坛风气,以梅尧臣诗歌为例,从梅诗中所体现的强烈的理性精神、平淡的诗风、趋向现实的创作内容、重视诗歌意境的审美变化以及转益多师的创作方法等方面,论述了梅尧臣的诗歌风格及其对北宋初期诗风转变所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梅尧臣;宋初;诗风

北宋是在经历了晚唐五代十国分裂动荡的局面之后建立起来的,伴随着政治经济的重建,文学与现实的偏离,文学变革已经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宋初文人步履蹒跚的探索虽然少了几分浪漫与洒脱,但他们在乱后废墟上辛勤耕耘的身影同样值得瞩目。”[1]在对宋初文坛文风的矫正和转变过程中,欧阳修、王禹偁、王安石等人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被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称为宋诗“开山祖师”的梅尧臣更是对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一、对理性与平淡的追求

北宋初期的诗坛上弥漫着浓厚的政治气息。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了陈桥兵变,将国号改为“宋”,建立了宋朝。作为兵变而篡权的皇帝,他害怕历史的重演,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实施了许多明显的崇文抑武的“右文”政策。文人的国家忧患意识逐渐强烈,表现在他们的创作中就形成了一种具有时代色彩的理性精神。梅尧臣在《书窜》中写到“巨奸丞相博,邪行世莫匹”,直言不讳地将奸臣权贵的可耻面目揭露出来。面对庆历新政的失败,苏舜钦被诬,他写下了《送苏子美》表达自己的愤怒。文学政教功能的加强,使宋代诗文与唐代相比,更显得理性和冷静。

诗中喻以道理本很容易使诗歌陷入枯燥乏味甚至程式化的境地,而梅尧臣却能以物说理,以比喻、象征的手法,通过物的特征将道理生动地引出来。《咏秤》以秤作为一种衡器的特点,突出当时社会的种种不平等现象。《使风船》以凭风驶船这一活动,道出有些事情是不由人力所能控制的。诗中哲理出之自然,丝毫不给人生涩突兀的说教之感。

所谓“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梅尧臣将平淡看成作诗的最高境界。在《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高》中有“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之语,这与西昆体华丽的诗风是完全相反的。陶诗亦追求平淡,但梅尧臣的平淡是一种对字词的反复斟酌,对情感的来回体悟之后所表现出的平淡,是一种带有理性的时代特色的平淡,不同于陶诗中的自然朴素,浑然天成之感。

二、题材内容向现实回归

有为而作,有感而发的创作倾向,在梅尧臣的创作实践的影响下逐渐成为北宋前期诗文革新的主流倾向。北宋的文人多是由五代十国而入宋,其诗文不免有前朝风气或模仿的痕迹。在北宋发展的过程中,宋初三体的弊端逐渐显现,白体诗人效仿白居易却未得其精髓,作了大量的闲适唱和诗,晚唐体则模仿唐代贾岛、姚合作诗斟字酌句的苦吟精神。而西昆体作为宋初最大的诗体之一,也因其题材狭窄,内容贫瘠,流于形式上的华丽繁复而开始走向衰败。梅尧臣自己在诗中就曾提到过“圣人于诗言,曾不专其中,因事有所激,应物兴以通”。这既是对自己文学主张的表达,也是对前期西昆体思想内容贫乏的一种矫正。梅尧臣的诗歌创作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田家语》中写到:“谁道田家乐?春税秋未足!里胥扣我门,里夕苦煎促。”将农家赋税的沉重,自然灾害和虫害给农民帶来的负担以及农民们走投无路的画面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倍感痛心。他成熟时期的作品《汝坟贫女》则是对贫民百姓表达深切的关怀的同时,也突出了官吏刻薄残忍的丑陋面目。

梅诗中对下层人民的关心、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他自身的身世经历也有一定的关系。梅尧臣的父亲梅让是安徽的农民出身,梅尧臣少年时乡试不第,随叔父梅询来到洛阳,后多担任一些不大的官职,因不登权门,又与庆历新政的新旧两派各有嫌隙,所以仕途上一直不得意。这种政治上的失意也让梅尧臣对国家、官场、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更能够感同身受,“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2]。他怀着无限的悲愤,在文学上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这些趋向现实的诗歌题材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相较于宋初三体多以隐逸、唱和、宫廷生活等为题材,梅尧臣将题材范围进一步扩大,更加贴近现实,也更加的日常化、世俗化。除了对国家政治的反映,梅诗中也有许多抒发自己当时当地真情实感的诗歌,如《东溪》《汝坟贫女》《悼亡三首》等,这些诗语言质朴,情感真挚动人。他还能将一些生活中的琐事写入诗中,如《食荠》写采荠人持刀挎篮采摘荠菜,表现了诗人对荠菜的喜爱之情。《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以寥寥数笔写出了河豚味美而有毒,结尾处又暗含讽刺。虽然后人常常对梅诗在创作中矫枉过正的地方有所批判,如“力矫昆体之艳俗,而不免于村俗,盖使人憎者,未必不使人鄙也”[3]。但梅尧臣追求平淡诗风,力矫前期诗歌内容虚浮贫乏之弊所作出的努力,是不可否认的。

三、在批判与继承中创新

《梅圣俞墓志铭并序》中写到“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窍,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劲”[4]。可以看出梅尧臣以既继承又批判的眼光看待前人及其作品,在对前人的不断吸收借鉴和自我创新中诗歌风格的变化。首先是对西昆体的借鉴上,不同于太学体的矫枉过正所形成的险怪艰涩的诗风,梅尧臣所提出的文学主张虽大多是反对西昆体的华而不实,内容贫瘠的,但不可否认他在前期的不少作品中流露出对西昆体旖旎风格的模仿,如《无题》中“绿桂薰轻服,灵符佩缥囊”。《河南王尉西斋》中“种竹幽趣深,开屏翠光滴”。其次,对陶渊明诗歌的学习。梅尧臣是非常推崇陶诗的,他在《依韵和秋夜对月》的最后两句中写道“才比陶潜无用处,纱巾时任酒沾濡”。《答新长老诗编》中有“唯师独慕陶彭泽,奇迹仍收王会稽”。都可以看出对陶渊明的敬仰之情,他对陶诗的学习也不仅仅是在写作手法上,对其淡泊闲适的风格也有所继承。他的诗中常常有对农事的关心和对农民深切的同情,也有对隐居生活的喜爱,如《闲居》中“唯愁车马入,门外起尘埃”。

他对韩愈诗歌新奇险怪的风格和手法也有所吸收。梅尧臣有许多仿韩愈的诗作,如《拟韩吏部射训狐》《余居御桥南夜闻妖鸟鸣效昌黎体》,在《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高》中更是直接提出了“既观坐长叹,复想李杜韩”。此外,《答裴送序意》《缙叔以诗遗酒次其韵》《拟咏怀》等都分别表达了梅尧臣在创作中对《诗经》、阮籍诗歌的学习。对前人有所学习的不仅仅是梅尧臣,“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5]。北宋初期这种转益多师的风气除了帮助矫正当时的诗风,更是让欧阳修、王安石等一大批能自立新格的文人逐渐在学习借鉴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诗风。

四、结语

总的说来,在北宋初期,面对社会政治出现的各种危机,面对晚唐五代遗留文风的弊端的显现,梅尧臣、欧阳修等人主动承担起了革新文风的责任。他们从时代精神出发,通过吸收借鉴前人笔法,不断创新,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诗歌风格,从而达到矫正宋初诗坛上以苦吟、模仿、华靡为主的创作风气。其文学理论和作品虽还有不成熟之处,但在当时却以大量的创作实践对宋初诗风的革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后世的诗歌创作开创了新的道路。在其之后,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许多文人在创作题材、写作风格等方面都受到他的影响,使宋代诗歌创作不断走向成熟。宋代诗风在梅尧臣、欧阳修、苏舜钦等人的努力下,在面对无法超越的唐诗的局面下,形成了有别于唐而独特的,以意胜、以气美的,瘦劲的独特风格。欧阳修曾在《送梅圣俞归河阳序》中评价梅尧臣“然所谓能先群物而贵于世者,恃其异而已,则光气之辉然者,岂能掩之哉”[6],确能看出其影响。

参考文献

[1]张兴武.宋初百年文学复兴的历程[M].北京:中华书局,2009:6.

[2][4]欧阳修.欧阳修诗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093,881.

[3]钱钟书.谈艺录[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526.

[5]严羽.沧浪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2014:24.

[6]欧阳修.欧阳修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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