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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黑一雄小说对日本形象的解构与建构

2020-11-06张天歌王钢

文教资料 2020年21期
关键词:解构建构小说

张天歌 王钢

摘   要: 对日本形象的塑造,是石黑一雄早期作品的重要内容。在《浮世画家》《远山淡影》和《我辈孤雄》三部小说中,表现尤为突出。通过对战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形象的解构,以及与对战后日本作为受害者形象的建构,石黑一雄提供了迥异于传统认知的新的日本形象。小说作者立场和态度的模糊和不当,导致了创作失误。

关键词: 石黑一雄   小说   日本形象   解构   建构

一、引言

对日本形象的塑造,是石黑一雄早期小说的重要内容。《浮世画家》《远山淡影》和《我辈孤雄》三部作品,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移民作家的特殊身份使石黑一雄具有东西方融合的国际化视野,带给作家看待事物的不同思维方式和视角。石黑一雄始终对家乡日本怀有特殊的情感,其小说中解构与建构交互的日本形象既是他回望家乡的真实写照,又是他站在国际化的高度不断反观家乡的必然结果。

二、对战时日本狂热军国主义分子形象的解构

《浮世画家》是石黑一雄早期作品中最具日本化的一部小说,小说集中塑造了特定历史时期一位“德高望重”的浮世绘画家小野增二的形象。在日本向外侵略扩张时期,小野增二以创作浮世绘的方式成为军国主义的有力宣传者。在当时历史环境下,他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得到无数人的尊重。随着日本战败和时代的剧变,曾经为军国主义效力的“主心骨”们不仅被时代所抛弃,而且被新时代的人们所唾弃,小野增二就是如此。

小说开始于小野增二对自家房屋的回忆:“我仍然记得,当我得知杉树一家——经过最为周密彻底的调查之后——认为我最有资格买下他们如此珍视的那座房子时,我内心深处曾感到多么满足。”[1](5)杉树一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购买房屋时的小野因为迎合日本政府而在社会上颇有名望,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与尊重。石黑一雄在塑造小野增二这一特定时代的人物形象时,一方面突出强调他作为军国主义画家时期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有意识地淡化其所具有的军国主义思想,这可以通过小野对他的画作《放眼地平线》的描述看出:“画面下部是一组占主导地位的形象……三个……神色坚定的战士。其中两人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中间站着一位军官,举着长剑指向前方——西边的亚洲。他们身后……是一片太阳军旗……左下角写着‘没有时间怯懦地闲聊。日本必须前进。”[1](211)画作中的步枪、军官、太阳军旗等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典型代表和象征,但在小野的描述和解释下却变成了爱国主义所必备的因素。

石黑一雄在对小野增二的形象塑造中不断强化其作为普通人的特征,诸如自满、善于助人等,这是对西方眼中日本负面形象的解构。刻意淡化小野在特殊年代创造出的作品的价值内涵,以文学再现的方式使读者忽视小说主人公背后隐匿的他者化形象。小说叙事中,在战争结束后,以小野为首的一系列军国主义鼓吹者受到社会的边缘化与遗弃。小野不明白自己被社会排斥的理由,依旧沉溺在往日的荣耀中。小野的女儿仙子因为小野曾经的政治立场被退婚。退婚前,仙子的未婚夫三宅故意向小野说起公司总裁以自杀为战败道歉的事,很明显是在向小野做暗示,想要小野认识到自己在为军国主义服务时期曾犯下的错误。但小野认为:“说到底,如果你的国家卷入战争,只能尽你的力量支持,这是无可厚非的。有什么必要以死谢罪呢?”[1](67)作为军国主义的主要宣传人,小野增二对“军国主义”背后代表的含义懵懵懂懂,不过是迎合了战时民众与政府的需求创作浮世绘。在石黑一雄的笔下,小野增二完完全全成了一个无辜的画家,因为一时选择创作道路的错误被社会所遗弃。

石黑一雄努力淡化小野作为军国主义分子的形象特征,与他自身的日裔身份不无关系。石黑一雄曾回憶:“我在西欧长大,而情感则与日本相连并为日本所吸引。”[2](67)在石黑一雄移民至英国后,他所身处的欧洲文化环境与日本文化环境截然不同。人们通常用“野蛮”“侵略性”等词汇形容和描述日本,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在亚洲实行的一系列军国主义侵略政策带给东方乃至世界莫大的灾难。同样作为参战国,欧美追求物资强大,而日本则追求精神强大,使日本国民在战时对军国主义抱有极大的狂热心态。两种不同的历史语境和文化立场带来了不同视角的日本形象,石黑一雄则选择站在故乡的一边。

石黑一雄对小野增二这一人物形象进行创造旨在于西方文化语境下呈现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形象,消解西方对日本的他者化观点。小野增二对战争的态度模糊不清,遑论普通的日本民众。正如石黑一雄所说的:“我第二部小说《浮世画家》的结尾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叙述者的人生不知怎么有了变故,可能他自己没犯什么大错,但他刚好在某时某地做了某事,直到现在才明白当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3](137)轻浮的想象绝对不能产生有价值的作品,在对小野增二形象的塑造过程中,石黑一雄明显借助日本文化的精神内核进行想象,重塑日本军国主义画家形象,试图突破藩篱、解构日本固有形象中的暴力色彩。“形象就是对一个文化现实的描述”[4](156)。小野增二代表的军国主义画家是在特定时代出现的、为了某种错误的信仰而奋斗一生转而被新时代抛弃的典型日本形象。正是通过这一形象,石黑一雄向世界展示了战时和战后的日本文化形态空间,解构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群体形象。

三、对战后日本作为受害者形象的建构

作为移民作家,石黑一雄处于西方文化与日本文化的边缘地带,由于文化认同问题,他在塑造日本形象时不自觉地与日本重塑战后形象的努力相吻合。战后的日本为了尽快投入国力发展中,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忘记过去,唯有这样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发展。但刻意的遗忘要有合适的理由。二战末期,美军在日本的广岛、长崎相继投下两枚原子弹,对日本国民造成了巨大的打击,“战后,世界陷入了对核战争的恐慌之中,广岛和长崎成了象征‘不可再度招致核弹降落这一愿望的存在”[5](108)。由此,日本将其在战争的身份进行置换,由加害者转变为受害者。在此战略的影响下,石黑一雄在日本题材作品中致力于重塑日本的受害者形象。

《远山淡影》是石黑一雄的第一部小说,以主人公悦子的回忆为主线,叙述原子弹爆炸后日本普通民众的创伤心理,展现主人公的精神困境。石黑一雄在《远山淡影》中对日本受害者形象的建构是通过与原子弹爆炸相关的空间叙事实施的。作家并没有直接描述原子弹爆炸后的断壁残垣,在叙事中刻意与原子弹爆炸这一事件保持距离。小说中悦子在介绍她长崎住处的环境时说:“旁边有一条河,我听说战前河边有一个小村庄。然而炸弹扔下来以后就只剩烧焦的废墟。”[6](6)疏离的空间感使读者淡化原子弹爆炸这一事件,更关注小说中人物的心理发展。“受害者形象塑造的最有效手段是讲述受害者的悲惨故事”[7](121),石黑一雄在小说中并没有对直接受害者进行身体创伤描述,而是转向作为间接受害者的妇女和儿童的心灵创伤的叙述。主人公悦子身为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终其一生都在逃避战争带给她的心灵上的伤痛,即便后来被人收养、成长、嫁人生子,她的生活中也仍然离不开“原子弹”这一话题。悦子的女儿景子,作为亲历战争者的下一代同样离不开战争带来的阴影。悦子为了逃避过去而选择带景子移民,新的生活不但没有带来希望,相反带给景子对于身份认同的怀疑和痛苦,最终导致景子自杀。

石黑一雄在《远山淡影》中只写到了关于日本受害的空间叙事,这种选择性促使读者遗忘日本作为战争加害者的身份,能记住的恰是那些表面上处于被遗忘中的日本受害的场景叙事,以此重塑日本战后作为受害者的形象。石黑一雄选择长崎这一地点作为首部小说的叙事背景,除去原子弹爆炸的史实使读者更具有代入感外,还包括作家自身的原因。石黑一雄出生于長崎,在这个城市有儿时生活的记忆,在创作过程中更加得心应手。“对我而言,长崎的记忆就是我的儿时世界,而我给它加上了‘日本的名称”[2](77)。在西方文化语境下无数次回望故乡日本的过程中,长崎已然在石黑一雄的回忆中得到升华:“在印象中的日本消失之前,用小说留下这一形象。”[2](76)印象来自记忆和石黑一雄父母的回忆,作家的父母都是经历过原子弹爆炸的普通人,国际政治形势上的风云诡谲与民众不产生关系,但战争带来的后果却是民众承担。在父母的影响下,石黑一雄将日本作为战争中的受害者形象于小说中再现,在西方文化语境下达到对日本形象的重新建构。

在另一部涉及日本战争题材的小说《我辈孤雄》中,石黑一雄同样塑造了侵华日军中的一个受害者军官形象。小说主人公班克斯与儿时的日本玩伴秋良都是自幼生活在上海租界的外国人。然而随着上海的战争状态与紧张局势,秋良随父母回到日本。等到班克斯与秋良在上海再次相见时,二人皆已换了身份——班克斯是来到上海调查案件的侦探,秋良却已成为侵华日军的一员。小说中二人相逢于炮弹横飞的战区,文本中的叙事空间与实际历史空间重叠,此时秋良的形象更加显现出真实。班克斯这样形容再见面时的秋良:“他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双脚也被缚住。他双眼紧闭,我还看到他腋窝下的军服上有块深色的湿渍透出,渗到地面。”[8](286)身负重伤的秋良委托班克斯给自己的儿子转达遗言:“你告诉他,我为国家死。告诉他,要孝顺母亲。保护并且创造美好世界。”[8](302)侵华日军为自己侵略的野蛮行径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借口,那就是拯救世界。然而正是为国捐躯的秋良在遇到日军部队后,反被以“叛徒”的罪名处以极刑而死在自己的国家手中。石黑一雄在建构秋良这一形象时,将幼时的秋良塑造成如同现实中的邻家小男孩一般,使读者更具有人物代入感。但转眼之间,秋良长成了一个成年男子,却以惨烈的方式在战场上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作家没有写到秋良与主人公分别后的种种,跨越了秋良的成长过程,以其死亡带给了读者极大的震撼感。

石黑一雄以秋良的死建构了一个同样是战争中受害者的形象,在战争面前,没有真正的赢家。秋良只是一个创造出来的小说人物形象,现实中日本类似秋良这般的“受害者”则数量颇多。石黑一雄将故乡描述成战争中的受害者形象,实际上是为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的所作所为开脱。

四、结语

石黑一雄在作品中对日本形象的解构与重新建构,既是他本人国际化写作方式的展现,又表达他对历史的态度。基于自身日本族裔认同的情感倾向,石黑一雄努力改变西方文化语境中日本形象的传统认知。站在西方文化语境立场上,试图对西方眼中的日本形象进行解构与重建。但事实上,由于其在小说中表达的立场态度的模糊和不当,他未能正确实现这一艺术化的创作目标。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张力,使作家石黑一雄既不敢夸大日本自认为的受害者形象,又不能彻底对西方眼中的日本固有形象进行反叛,直接导致石黑一雄在小说中对日本形象解构不彻底、建构不完满。但不可否认的是,石黑一雄通过对日本形象不断解构与建构的努力,将人物回置于空间历史中,加深其作为受害者形象的印象,重塑既有缺点又有长处的真实、鲜明、多维的日本形象。

参考文献:

[1]石黑一雄.浮世画家[M].马爱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2]石黑一雄.石黑一雄谈“村上春树·故乡·日本”[J].应杰,译.世界文学,2018(2).

[3]石黑一雄.石黑一雄访谈录[J].李春,译.当代外国文学,2005(4).

[4]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5]石黑一雄.如何直面“被掩埋的巨人”——石黑一雄访谈录[J].陈婷婷,译.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7(1).

[6]石黑一雄.远山淡影[M].张晓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7]李霄垅,李建波.石黑一雄日本题材小说对战后日本受害者形象的建构[J].当代外国文学,2018(04).

[8]石黑一雄.我辈孤雄[M].林为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美国南方文艺复兴文学经典的圣经文化诗学阐释”(JJKH20180799SK)。

通讯作者:王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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