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碧云

文献标识码   N09

中图分类号   A

走进一个16世纪的奇珍室（Wunderkammern），我们会发现引路石①、巴兹里斯克蛇怪②、自动机、怪胎、独角兽之角等神秘、珍稀、人工、异常乃至虚构的东西杂处其中。这些五花八门的收藏品的共通之处就是它们都引起观看者的“惊奇”情感，它们被统称为“奇事”（wonders）[1]。

奇事收藏由来已久，12世纪的宫廷和富有的修道院，14、15世纪崛起的新城市精英（如美第奇家族），还有随后的医生和自然学家（naturalists）都从事奇事收藏活动。而让今人意料不到的是，奇事这种看起来并不那么自然的事物竟然在培根（Francis Bacon）、笛卡尔（Descartes）等近代早期哲学家关于自然哲学、宗教、技艺以及自然种类的讨论中也大量出现。虽然20世纪70年代一些科学史家发现了近代早期自然哲学对奇事的关注，但他们在线性进步的历史观下，将这段历史描绘为使奇事不断向自然对象演进的过程，并且忽略了不同时期的奇事普遍引起的惊奇情感。

洛琳·达斯顿（Lorraine Daston）和凯瑟琳·帕克（Katharine Park）在长期研究中注意到了上述不足，她们把惊奇与奇事的历史作为研究的中心，最终完成了《奇事与自然秩序：1150—1750》（Wonders and the Order of Nature， 1150—1750）一书（以下简称《奇事》，图1）。该书于1998年在纽约地带图书出版社（Zone Books）出版，全书共 511页，获得1999年度科学史学会（HHS）的“辉瑞奖”（the Pfizer Award）。达斯顿曾是德国柏林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MPIWG）所长，于2012年获得国际科学史届的最高荣誉“萨顿奖章”（the George Sartom Medal）。帕克任教于哈佛大学科学史系，擅长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医学史，特别关注女性身体史的研究，他亦于2016年获得萨顿奖章。玛丽·坎贝尔（Mary Campbell）对本书给予了直接的肯定：“这是我这一代学者创作的最好的书之一。”[2]

《奇事》一书共九章，一至四章由帕克撰写，第五章两人合写，六至九章由达斯顿撰写。前四章帕克首先描写了中世纪游记、编年史等印刷品中的奇事。本部分除了对狮身鹰首爪、鸵鸟蛋等物品在中世纪奇事收藏中的描述外，还呈现了中世纪关于奇事的论辩。13—14世纪自然哲学拒绝惊奇和奇事，而宫廷医生、自然学家、药剂师研究奇事。第五章以怪物为核心的案例，阐述了从中世纪晚期到启蒙运动奇事的多重意义，是全书论点的核心。后四章首先叙述了奇事如何在十七世纪科学社会中成为自然志和自然哲学中改革的核心要素，然后论述启蒙运动之后奇事被边缘化的原因（[3]， p. 19）。该书最核心、最出色的一个洞见，就是看到奇事并非现成的对象，而是在历史中不断变换其意义和存在方式，想要理解其意义变迁的历史，就要回到种种富有惊奇情感的探究活动当中去。达斯顿和帕克认为，若要探究奇事作为自然探索对象而存在的历史，就必须与惊奇作为一种自然探索的激情的历史一并探究。激情与对象一直处在相互界定的过程中，两者的存在方式在历史中从未保持不变。基于这一思路，她们将情感与存在论作为本书的核心线索。这样组织起来的科学史，与传统的以学科和机构为线索来组织的科学史有所不同。作者抛弃了把中世纪与近代早期割裂开来的历史分期以及嚴格的线性叙事，并运用新的史料打破当时学界熟悉的科学革命叙事（[3]， pp.17—18）。上述思路揭示出惊奇和奇事的意义变迁与自然秩序变迁的密切关联。因此，本书的核心问题就是：从中世纪到启蒙运动，惊奇和奇事的意义如何变化？这些变化与同时期自然秩序的变化有何关联？

一   “怪物：  一项案例研究”体现的编史思路

书中第五章“怪物：一项案例研究”作为全书的缩影，清楚地折射出全书历史叙事的最大特点。达斯顿和帕克称此章为全书论证的“枢纽”（[3]， p. 19）。这一章是以她们1981年在英语世界最重要的历史期刊《过去与现在》（Past & Present）上发表的论文“非自然的概念： 十六、十七世纪法国和英国对怪物的研究”[4]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该章以“怪物”（monsters）这类奇事为案例，反映从中世纪到启蒙运动的观念转变。作者抛弃了自己在“非自然的概念： 十六、十七世纪法国和英国对怪物的研究”中采用的线性叙事，不再认为怪物在不可阻挡的自然化总体趋势下分三阶段从异兆（prodigies）演进为奇事，继而演进为自然化对象，转而采用相对连续、波折的非线性叙事，指出怪物唤起的各种不同情感在各个时期如波浪般重叠、复现。相应地，作为异兆的怪物、作为大自然自娱自乐的怪物和作为错误的怪物这三类看法从12—17世纪晚期都持续并存，而不是像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型”更替那样存在将三者分为不同阶段的明确的转折点。中世纪已经有作家通过自然原因来解释怪物，而不是把怪物视为异兆; 但直到17世纪晚期，也还有一些文献把怪物视为神迹。

叙事风格的转变实际上是作者强调情感与存在论线索的全新编史思路的体现。与前述论文相比，本章不仅对怪物唤起的情感的多样性有更丰富的刻画，而且不再仅仅将情感的差异看作不同时期对待怪物的不同态度的标志; 相反，情感才是决定怪物如何被看待的根据。例如，怪物引发的恐惧反应被一些基督教徒当作异兆的根据，因为异兆就是上帝震怒于人的罪行发出的警告。类似地，怪物作为愉悦的对象，被看作大自然人格化的玩笑，是大自然自娱自乐的产物;而怪物作为厌恶的对象，则被视为大自然犯下的错误。正因为分别染上恐惧、愉悦和厌恶色彩的惊奇是人的自然情感，不是纯粹的文化建构（[3]， p. 11），不会只限于某个时期，所以对待怪物这类奇事的不同态度也不会是严格阶段性的，不可能服从于线性进步的历史叙事。

为了让这一编史思路贯彻到全书涵盖的600年间欧洲各主要地区的不同人群，作者需要极细致地描述不同时间、空间和人群的惊奇情感和与之对应的奇事对象，因此，所涉及的史料与文献极为庞杂。为了缩小范围，作者集中考察精英文化中的惊奇与奇事（[3]， p. 18），材料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百科全书、地方志、编年史和游记; 第二，神职人员、自然哲学家、宫廷艺术家描述惊奇和奇事收藏的文献; 第三，博学者（Virtuosi）及自然学家的文本①;第四，波义尔（Boyle）、培根、笛卡尔等哲学家的著作以及欧洲近代早期学术期刊②对奇事的论述。如此杂多、彼此异质的史料没有使该书的叙事变得碎片化，而是保持为一个融贯可理解的整体，这是因为作者既采用了共通的惊奇情感为线索，又采用了变化的自然秩序这条线索贯穿了全书。

达斯顿和帕克指出，从奇事的角度讲述自然研究的历史，就是将“客观的”自然秩序加以历史化。由此，作者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即一个秩序如何以及为什么会承接另一个秩序（[3]， p. 14）？在这条论述线索中，作者虽然同样拒斥了严格划分阶段的线性进步叙事，但大体上还是按照时期来推进： 中世纪宫廷收藏奇事，但自然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把奇事排除在自然哲学之外; 1370—1590年，通过医生们的研究，奇事开始重新进入自然哲学; 16—17世纪晚期，奇事受到了哲学家大量的关注; 18世纪，奇事又被启蒙哲学家驱逐。总体的叙事仍然显示出波浪般重叠往复的非线性特點。

二   中世纪的奇事与自然秩序

在中世纪的地理志、游记当中，惊奇源于意外的体验以及对原因的无知。相应地，奇事可能是罕见的现象，如取名为斯基泰羊羔（The Scythian Lamb）的植物羊，也可能是磁石一般更常见但无法解释的事物（[3]， p. 23）。中世纪的游记也以夸张的方式描述了异国情调、魔法自然物以及各种东方奢侈品。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强调了哲学家因为惊奇而开始哲学思考。奥古斯丁（Augustine）把惊奇变成一种严肃和清醒的情绪，而强调它与宗教敬畏的密切关系（[3]， p. 40）。中世纪的奇事收藏也反映了对宗教的敬畏，同时也是财富与权力的体现。被收藏的奇事包括自然物和人工物。因为奇事人工物中融合了技艺和自然，如用磁石制作的指南针，玻璃加工的镜片等（[3]， p. 94）。中世纪自然哲学家如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等拒斥奇事、蔑视惊奇，致力于普遍性、规律性和某些因果知识的探究。在他们看来，特殊奇事的研究决不可能构成自然哲学的一部分，这些研究属于偶然效果的范畴。因此奇事在自然哲学中被边缘化。自然哲学致力于普遍性、规律性和某些因果知识的研究，排除了不确定的真实性和未知原因的先验反常和偶然现象。中世纪神学家对自然、异自然（Preternatural）和超自然（Supernatural）做出了明确的区分。阿奎那认为自然秩序可以偶尔违背;异自然是罕见的，然而仅仅依赖次级原因产生的现象; 超自然有其神学上的寓意，由上帝直接执行。三者的边界在形而上学讨论中是清楚的，但在实践上往往模糊（[3]， p. 121）。

不同于哲学家和神学家，宫廷医生、自然学家、药剂师都试图在自然哲学沉思和实证研究中探索奇事。同时因为地理大发现的刺激，收藏活动不仅是王公贵族的活动，也成为了学者和医生的活动，欧洲出现了大批奇珍室（[3]， pp. 131—137）。1370—1590年，惊奇和奇事开始成为自然哲学的写作素材。以卡尔达诺（Girolamo Cardano）为例，卡尔达诺通过自然化奇事来强化自然哲学。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医生们的研究，惊奇重新成为一种哲学情感，奇事重新成为哲学思考的有用对象。医生沉浸在医疗实践中，开始探索特殊奇事的治疗能力，并试图解释奇事（[3]， pp. 160—170）。

三   近代早期的奇事与自然秩序

这部分内容描述了奇事如何在17世纪科学学会中成为自然志和自然哲学改革的核心要素（[3]， pp.19—20）。奇事引起了杰出的自然哲学家如莱布尼茨（Leibniz）、培根、笛卡尔等人的注意，进入了自然哲学的主流领域。莱布尼茨曾设想过一个充满奇事的“科学院”。虽然这一设想从未实现，但反映了当时的风气——自然哲学关注奇事，例如集市上展出的怪胎。自然哲学家以前所未有的强度研究怪物、新奇事物和其它奇观（[3]， pp. 215—216）。

达斯顿和帕克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奇事的研究开启了对奇怪事实的收集，并且促进了事实这一认识论的产生。“在形成一种新的科学经验类别方面，奇事发挥了短暂但关键的作用：事实与解释、例证或推论无关。”（[3]， p. 220）奇怪的事实必须包括内在的可信性，而不仅仅是目击者的可信度，这构成了现代科学事实概念的根源。在这一时期，英国皇家学会和巴黎科学院建立起来，会员们搜集、思索那些奇怪的事实。奇事收藏从宫廷传播转移到了科学协会。培根把奇事纳入自然志研究课题，并将自然志分为三个部分： 自然的（或规则的）、异自然的和人为的。尽管早期英国皇家学会和巴黎科学院的培根主义者们为实现这一计划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对奇事和自然不规律的研究被证明是徒劳的。到1700年，专业科学家已经把对怪物的研究纳入更广泛的理论。他们放弃了关于“新的、罕见的、不寻常的自然”的培根式的计划，把奇事与自然的统一性和秩序联系起来（[3]， pp. 220—230）。

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Physics）中区分了自然物与人工物。自然与技艺的差别在于人工物没有内在的运动本原[5]。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近代早期开始瓦解，这一自然物和人工物的区分在近代早期被打破，自然物和人工物均被作为奇事收藏在奇珍室中。基督教一神论与古希腊的形而上学结合起来：神是造物主，自然物是上帝的造物。人可以模仿自然，自然与技艺的边界开始模糊，而且工匠们利用各种自然物将自然与技艺统一起来。自动机在奇珍室华丽的时钟和数学仪器中居于统治地位，因为它们似乎拥有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标志——内在的运动本原。奇珍室中收藏大黄等有着传奇治疗功能的药材，怪物标本、磁石、陨石、化石以及包含机械钟在内的自动机。自然和人造的稀奇古怪之物都挤在一起，这些收藏品的人工物和自然物是令人惊奇的。当人工物和自然物合在一起，模糊了技艺与自然之间的界限。奇珍室收藏的物品证明了自然物和人工物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些问题破坏了将艺术和自然对立的古代本体论，对近代早期对自然秩序的理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 pp. 260—261）。

四   启蒙运动之后“奇事”的衰落

到18世纪末，奇事的标准被打破，成为专门化的科学学科的主题。天文学家研究彗星;地质学家研究地震、矿石; 医生研究怪胎和怪物。例如，怪胎诞生不再由异兆来定义，也不再激发恐惧或喜悦。大自然的活动是有规律的、整体的，奇事被归入自然秩序之内。达斯顿除了描述奇事衰落，还试图给出解释： 奇事并非仅仅因为新科学而被自然化，由于更是因为整个启蒙运动对奇事的排斥，启蒙运动拒绝奇事，惊奇和奇事已经随着恐惧而成为粗俗，并且令人反感。宗教战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风起云涌，对于该时期的作家来说，惊奇和恐惧都激发了强大的激情，破坏道德秩序。由于奇事破坏道德秩序和自然秩序，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礼仪，出于政治、宗教和美学的原因，奇事被排斥。18世纪，哲学家普遍认为具有理性和意志力的人能抵御狂热、迷信和想象。奇事特别容易影响妇女、原始的民族和未受教育的大众。奇事持续存在，但在科学研究中被边缘化，更多的是成为科学传播之中引起好奇心的工具。书中提及法国大革命前夕“动物磁性论”（animal magnetism），巴黎科学院以“过度想象”为理由抵制动物磁性论的治疗效果（[3]， pp. 330—342）。巴黎科学院成员提醒国王注意动物磁性论对道德秩序的威胁[6]。

18世纪的欧洲充斥着以太、动物磁力等研究。该时期大众科学为西方科学史研究较为成熟的领域，这一部分内容，作者没有展开具体的论述[7—9]。启蒙运动之后，奇事虽然退出了现代专业科学领域，但迅速占据了大众科学消费领域。惊奇不再是科学家的情感，而是公众对一种日益专业化的知识的反应。

五   《奇事》的编史学回顾

韦伯斯特（Charles Webster）评论认为，达斯顿和帕克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前人在该领域的研究[10]。在《奇事》之前，研究者们对奇事的研究已经蔚然成风。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中世纪的英雄与奇观》（Héros et Merveilles du Moyen ?ge）一书中描写了独角兽（la Licorne）、梅绿丝娜（Mélusine）等中世纪英雄和奇观。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动物磁性论”的博士論文《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Mesmerism and the End of Enlightenment in France）成为新文化史经典著作。该书提出启蒙运动期间，奇事对于社会秩序的冲击。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收藏史研究逐渐兴盛，研究者不仅关注奇事，还开始探究奇事收藏的历史。波米扬（Krzysztof Pomian）对近代早期巴黎和威尼斯两地的奇珍室收藏行为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奇珍室收藏史的研究。

《奇事》在继承了前人工作的前提下，又极具有开创性。达斯顿和帕克不仅关注了宫廷和自然学家的奇事收藏，在17世纪“形而上学”讨论班上她们发现近代早期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在讨论惊奇。于是进一步推进了该领域的研究，探讨了奇事背后的惊奇情感，还明确揭示奇事与自然秩序变迁的关系。

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从存在论角度考察科学史。在《法国认识论1830—1970》文集中，热拉尔·若朗（Gérard Jorland）的“科学革命的观念：柯瓦雷模型”一文指出，柯瓦雷把科学革命看作存在论转变，并把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魔法、巫术、奇迹等事物的轻信解释为存在论更替过程中可能性标准的缺失，事物可能根据自然力而存在，也有可能根据超自然力而存在[11]。《奇事》一书从存在论角度更仔细地考察了奇事的历史，并指出在自然和超自然之间，还有异自然这一存在领域。

《奇事》一书的前言开篇引用了福柯“戴面具的哲学家”中的段落，《奇事》的主题延续了福柯对于异常和边缘事物的关注（[3]， p.9）。除了研究对象的一致外，还有研究思路上的继承。《奇事》的书名就从一定程度对应了福柯的《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英译本书名《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的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致力于刻画的物的存在方式以及知识秩序存在方式的历史变迁[12]，这也正是《奇事》一书的核心线索。

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原所长莱因贝格（Hans-J?rg Rheinberger）在《历史知识论导论》中要求以历史的方式追问事物作为对象存在的前提条件：“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认识主体如何能够获得一个关于他们对象的公开视角，而是在历史地变化的境域下，什么样的条件必须被创造出，才能使得对象成为经验知识的对象。”[13]达斯顿在《会说话的物：来自艺术和科学的客体课程》（Things That Talk：Object Lessons from Art and Science）导言中讨论了同样的编史学问题。她指出，在科学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着一个悖论：在关于事实的实证主义编史学中，物是不变的物质对象，而在关于文化的解释学编史学中，物具有随时间地点而变化的意义，双方交汇之处总是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张力。按海德格尔的思路，悖论的根源就在于康德将形而上学归结为认识论，将自足的物变成了相对于认识主体的对象。科学史研究应当直面上述悖论，承认物既是物质的又是富有意义的[14]。

《奇事》一书发展了上述编史思路，达斯顿和帕克将奇事与自然秩序背后的存在论问题放在惊奇情绪的历史中探究，构成整本书的编史基础：“作为自然探索对象的奇事的历史，因此也是自然秩序的历史。一部关于惊奇作为一种自然探索的激情的历史，也是一部自然学者不断发展的集体情感的历史。这些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表明，知识的两个方面，客观的秩序和主观的感性，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不是对立的。”（[3]， p.14）而对于客观的秩序和主观的感性的互动关系的强调，在达斯顿和伽里森（Peter Galison）合著的《客观性》（Objectivity）一书中延续。

除了编史思路上的贡献，本书内容也引起了持续的讨论。达斯顿认为欧洲启蒙运动之后，学术精英要么无视奇事，要么戳穿奇事。奇事在启蒙之后，只处在教育和娱乐领域。不过“学院中的奇事：查尔斯·杜菲实验研究中的奇怪事实的价值”一文对该观点进行了修正，强调即使在18世纪，仍有学术精英对某些奇事非常着迷，例如法国科学家杜菲对特殊矿石的研究促进了当时电力学和地球物理学的发展[15]。

西方科学史界对这一内容的关注在《奇事》出版前后掀起一个讨论的高峰。最相关的著作有宝拉·芬德伦（Paula Findlen）的《拥有自然——近代早期意大利的博物馆、收藏与科学文化》（Possessing Nature： Museums， Collecting and Scientific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Italy）和哈克尼斯（Deborah E. Harkness）的《珍宝宫： 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与科学革命》（The Jewel House ： Elizabethan London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两书皆获得“辉瑞奖”。而相比之下，中国古代医学、博物学中有大量曾被认为是“怪力乱神”的内容，虽然从文化史角度，武田雅哉的《构造另一个宇宙： 中国人的传统时空思维》以及余欣的《中古异相： 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对异相、物怪有具体的讨论，但中国科学史界对此专题的讨论所见寥寥。

致谢  感谢张东林博士、高洋博士的修改意见。感谢Lorraine Daston教授的邮件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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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热拉尔·若朗. 科学革命的观念： 科瓦雷模型[A]. 刘胜利译. 米歇尔·比特博尔， 让·伽永. 法国认识论1830—1970[C]. 郑天喆，莫伟民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175.

[12] 福柯. 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M]. 莫伟民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6. 9.

[13] Rheinberger， H.. On Historicizing Epistemology： An essay[M]. 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3.

[14] Daston， L.， ed. Things That Talk： Object lessons from art and science[M]. New York： Zone Books， 2004.  16—17.

[15]      Bycroft， M.. Wonders in the Academy： The value of strange facts in the experimental research of Charles Dufay[J].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2012， 43（3）： 334—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