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锋

新冠疫情是对区域经济韧性的一次检验。新冠病毒长期存在，意味着我们必须有持续的应对措施。疫情防控常态化，将加剧区域经济增长分化，引导企业调整区位行为，并加速区域经济数字化转型。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必须加快构筑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区域新发展格局，加快提升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力，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在推动区域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疫情冲击与区域经济韧性

中国在全球率先控制住了疫情，并采取得力措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加快复工复产复商复市。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6.8%，但第二季度由负转正（增长3.2%），展现了极强的韧性。

疫情及其防控措施，是对区域经济韧性的一次检验。所谓区域经济韧性，就是区域经济应对风险和挑战的能力。区域经济韧性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概括：一是面对重大冲击的抵御能力，即在重大事故、灾害事件发生后区域经济保持稳定的能力;二是冲击结束之后区域经济的恢复和再造能力，既包括恢复原有生产生活的能力，也包括创新发展路径和模式的能力。不同类型的区域，基于其特定产业结构、发展模式，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和影响各不相同，恢复和再造能力也有很大差异。面对不利冲击，区域经济韧性直接决定着疫情对其最终的影响程度。疫情冲击之下的经济增长情况，是不同区域韧性最直观的体现。

比较南方与北方省份，尽管新冠疫情中心在南方，但北方经济受到的冲击却更大。2020年一季度，北方15个省市自治区经济下降幅度的中位数为5.8%，同期南方16个省市自治区经济下降幅度的中位数为4.5%。受疫情冲击最大、经济下降幅度最大的天津市位于北方，2020年一季度经济下降了9.5%。在南方省市自治区中，西藏是全国唯一维持正增长的省级行政区域（增速为1.0%），贵州、湖南、四川、广西、江西、云南、海南和江苏八个省级行政区的下降幅度均在5%以内。相对而言，北方经济可能更为脆弱，南方经济则更具韧性。疫情冲击，没有改变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

依据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的划分，从2020年一季度增速来看，东北受冲击最大，东部和中部次之，西部受冲击最小。东北三省中，吉林省下降了6.6%，辽宁省和黑龙江省受冲击程度都比全国平均水平更为严重，分别下降了7.7%和8.3%。东部十省市经济下降幅度的中位数为6.0%，其中海南省和江苏省均在5%以内。除了湖北省之外，中部其他五省下降幅度的中位数为4.6%，表现最好的湖南省仅下降了1.9%。西部十二省市区下降幅度的中位数为3.1%，整个板块都表现出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这表明，通过多年努力，西部地区通过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结构优化和生态环境建设，发展能力和经济韧性得到了显著增强。

从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经济韧性来看，2020年一季度，经济总量超过万亿元的16个城市占全国GDP的比重由2019年29.97%提升至30.12%，提高了0.15个百分点（截至2019年末，中国经济规模过万亿元的城市共17个。考虑武汉处于疫情风暴中心，相关数据不具备可比性，本文仅考虑了除武汉之外的16个“万亿俱乐部”成员城市）。北上广深四个城市占全国GDP的比重，由2019年的12.52%提升至12.75%，提高了0.23个百分点（见图1）。这表明，经济规模较大的城市总体上更具韧性，抗击风险的能力更强。万亿经济规模城市之间也存在差异，实现正增长的南京和长沙（其中，南京市一季度经济增速为1.6%。长沙市公布的名义增速为6.09%，据此推算的实际增速超过3%），以及下降幅度在5%以内的成都和杭州，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外贸依存度较低（南京市、长沙市、成都市和杭州市的外贸依存度分别为34.41%、17.30%、34.23%和36.40%）。下降幅度超过8%的苏州和天津，外贸依存度均超过了50%，苏州甚至超过了110%。区别在于，北上广深四个城市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城市，虽然外贸依存度较高，但依托其超大规模、城市经济的多元化以及创新发展能力，展现了较强的经济韧性，2020年第一季度的下降幅度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一致。

从北上广深四个城市2020年以来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2016年以来，北上广深四个城市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持续上升。疫情发生之后，这一比重上升的趋势没有发生变化，而且上升的速度更快（如图2所示）。由于疫情蔓延阶段采取了更为严厉的防控措施，2月和3月北上广深经济发展受到了较大影响。随着疫情的变化，北上广深凭借较高的城市治理水平，很好地统筹了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因此，在2020年3月触底之后，北上广深经济迅速反弹，上海、深圳和广州均在4月份实现了工业增加值正增长，上海甚至率先在5月份实现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正增长。需要说明的是，城市发展水平越高，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求之外的休闲型、享受型消费越发达。由于疫情防控强调“非必要不出行”“非必要不聚集”，因此，北上广深高品质服务业、休闲服务业的恢复预计需要更长时间。

疫情防控常态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世界卫生组织和大多数权威专家都认为，人类无法像对待SARS病毒那样彻底消除新冠病毒，新冠病毒将与我们长期共存。新冠病毒的长期存在，意味着我们必须有持续的应对措施，必须推动疫情防控常态化。总结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持续堅持的防控措施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治理措施，核心是“隔离”和“距离”。所谓“隔离”，就是快速隔离传染源和潜在传染源，并通过严格的检验检疫切断病毒传播渠道。所谓“距离”，就是采取措施减少不必要的人员流动，要求人们在社交中保持距离并佩戴口罩。二是医疗卫生系统的响应能力，主要是疫情出现时医疗卫生系统能给予病人及时和充分的治疗，避免医疗资源挤兑导致的恐慌。三是医药及医疗器械的应急供应能力和研发能力，主要是指医药、医疗器械能够满足抗疫的应急需要。医药及医疗器械的研发能力，主要是指能以较快速度推进对症药物和疫苗研发。

提升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力。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是推动形成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关键抓手。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地理位置優越、人口和经济多样性丰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对较高，人口和经济向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有效集聚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表明，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经济更具韧性，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能力更强。因此，一方面，要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要求，要通过优化行政区划设置的手段，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另一方面，要围绕中心城市以不同层级都市圈为主要载体，加快城乡融合，通过构筑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美好生活圈”，优化公共设施和服务布局，在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加快发展过程中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在推动区域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疫情防控期间，部分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些非常规措施，在特定时期内造成了事实上的空间分割。但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后，绝不能以疫情防控为由，形成阻碍空间一体化的制度障碍。要充分发挥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中更加注重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一方面，要规范政府行为，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加紧落实中央户籍制度改革要求，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同常住人口建立挂钩机制，促进劳动力和人才跨区域社会性流动。另一方面，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对不同类型区域制定差异化政策。对南北分化，以及板块内部分化、省份内部分化等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分类精准施策，推动建立统一规范、层次明晰、功能精准的区域政策体系。

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必须顺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将区域发展作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在空间上的组织形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新冠疫情对区域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更暴露了不同区域在公共服务方面的短板。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公共服务“有没有”这个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基本实现从“无”到“有”的转变。从区域比较来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经总体实现，中小学师生比、万人医疗卫生床位数、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万人拥有公共厕所数、人均道路面积等指标均不存在明显区域差异。与此同时，体育、健康、养老、家政、教育等领域高品质公共服务仍然存在明显短板，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因此，必须将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未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不断拓展基本公共服务清单，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与非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