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异 汪 波

1 元代温州行政区划变迁的历史背景

南宋谢太后率恭帝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正月在临安向元军请降后，元军稍作整顿便快速南下攻占浙东等地。为避免元军屠城，在徐似孙（“永嘉四灵”之一徐玑之子）与家之柄（家铉翁之堂弟）的斡旋之下，温州迎降，元军平稳地接收了温州城。虽然温州城内主要官员为全城活计而被迫向元军投降，但温州所属各县的抗元斗争却十分激烈，多有义士血战不惧牺牲，被俘不肯仕元。至元十四年正月，元军追击至浙闽交界地区后才基本肃清了温州境内的南宋正规军残余。为尽早缝合战争创伤，把温州局势稳定下来，博得以当地士大夫为代表的温州民众的支持，至元十四年三月，元政府下令将瑞安府改为温州路，并继续领有永嘉、瑞安、平阳、乐清四县，路的治所仍设在永嘉（今温州鹿城），另析城内土地新置录事司自行管理，属浙东道宣慰司，隶江淮行省（后改江浙行省，随隶）。

2 元代温州行政区划变迁的制度溯源

一般情况下，按照行政区划变迁的政治主导原则，设立地方行政区划或作出调整，首先不可能违背中央政府的政治意图和安排。因此，探究元代温州行政区划变迁，首先得从元代国家行政制度顶层设计中寻找依据。蒙元来自草原游牧民族，其统治之术本就与中原民族相距甚远且未形成固定制度，因而在长期征战中，根据现实统治需要不断杂糅、变通被其征服政权的行政制度，逐步形成了一套中原汉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极其复杂的多级复式行政区划体系：

首先，元代在行政区划方面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行省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施行。行省制度最初效仿于金代，元世祖时改行尚书省为行中书省，刚开始也只是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事毕即罢，后成常制，遂其管辖之境成为地方最高的政区。行省负责掌管民事、税收、军务、运输等一切军国重事，其正式名称也从“某某行中书省”改称“某某等处行中书省”（一般仍惯称行省或省），以免外重内轻之嫌，表明愈来愈倾向地方性。

其次，元代行政区划层级结构展现出层级设置之多超过历代和层级之间存在复式统隶关系两大重要特点。在对宋、金原有路、府、州、县的继承发展之上，元仿辽制，实行复式层级管理，于是省、路、府、州、县之间形成的统隶关系十分复杂。

再次，元代有政区升等第凭户口的惯例，因此比之宋、金，元代路在沿革过程中调整了建置规模，尤其灭宋以后，仿北方路的建置规模，于人口远多于北方的江南地区，升80多个府州为路，全国范围内共有184个路，其设置之滥几乎已到每州皆路的状况，直接导致路的地位在地方行政区划体系中一落千丈。

另外，由于元代路的数量成倍增长导致其辖境缩小，而中书省直辖区与行省幅员又过大，因此，元廷为解决政令行使不便的问题，在路、府、州之上，省之下，还增设了宣慰司，其辖区袭唐旧称曰道，以省之派出机构名义负责处理距省会较远之地的军政事务。据陆韧研究，元代宣慰司的性质需要分阶段视之，宣慰司创设早期作为“监司”主要置于北方中原，以监治北方汉地世侯为目的，后又在至元初年到平定南宋之初，先后置12道宣慰司作为临时处置军政的机构广泛取代宋时南方诸路，但以上阶段存续时间均很短，真正的主流阶段是至元十五年到元末间向边疆的演化。从至元十九年到大德七年（1303年）间，大量掌政令上传下达的普通宣慰司被废黜，内地仅省6道，其余主要在西南边疆和南部沿海置军管性特点很强的宣慰司，宣慰使甚至还兼都元帅府或管军万户府。

元代省、（道）、路、府、州、县的统隶关系如下：

3 元代温州隶属政区的变迁

一是温州所隶属的江浙地区在元代前期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行政区划调整。至元十三年二月元军进入临安后，为方便战时前线指挥，立即设置了两浙大都督府，负责镇抚南宋故地，同年六月撤罢，立临安行省，并大约于至元十三年十月至十五年十一月之间并入江淮行省，治扬州路，最多的时候辖有淮东、淮西、江东、浙东、浙西等五道宣慰司。为妥善做好南粮北运和稳定江南要务，省治当时不得不于运输便利且有重兵驻守的交通枢纽扬州和南宋故都杭州间频繁迁徙往返，省名也相应地进行了多次变更，最终在至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将江淮行省的江北诸地划于河南江北行省，定余下江南部分为江浙行省，治杭州路。但直到大德三年（1299年）将原福建行省之地划入江浙，江浙行省政区才真正定型。元代江浙行省版图基本上是由宋时的两浙路、福建路、江南东路等组成，辖境略当今浙江、福建，上海，安徽、江苏南部及江西东北部，下辖路30，府1，州2，属州26，属县144。

二是温州路与行省中间增设一级浙东道宣慰司。至元十三年，因浙东地区为东南屏障，地位重要，因此立宣慰使司进行镇抚，治所依统治需要先后在绍、处、婺、温等路间迁徙。大德七年（1303年），鉴于沿海地区情况较为复杂，考虑进一步升级对该地区的管制，于是又立浙东道宣慰司都元帅府，治庆元，另还辖有衢、婺、绍、温、台、处等六路，较之南宋两浙东路所辖三府四州，除全部升路外，辖区无明显的调整。另外，从监察区划来看，温州路又属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司，治婺州路。

4 元代温州统县政区的变迁

按照元代政区等第划分，温州路属上路。元代初以上、中、下三级划分路的等第，至元二十年（1283年），改分上、下两级，都城所在路除外。当时政府规定，符合10万户以上条件定为上路，10户以下则定为下路，同时又对交通要道所在地放宽条件，即使未满足10万户的要求也可定为上路。温州路能够在元代定为上路，和南宋时期打下的基础有关，首先就表现在温州路有较大规模的人口。至元二十一年后，元政府对中原和江南用地及人口进行了全面普查，关于温州路的户口统计，弘治、嘉靖《温州府志》均未载，而雍正《浙江通志》所载温州路119278户已多被专家学者质疑不符合温州宋元之际未遭残酷战争屠戮和严重灾害的实际情况，因此，《元史·地理志》所载温州路187403户，497848口相对较为可靠，万历《温州府志》所载户数也大致与其相近。但同时以《元史·地理志》数据推算，元初温州路户口比仅为1：2.66，才到南宋淳熙年间户均规模的一半，也远低于元初浙江各路的户均规模（户口比约为1:4.87～1:5.26），显然不太合理。对此，陈彩云分析认为温州户籍人口大规模减少是由战乱引发的人口隐匿、赴外温州人户籍转移寓居地登记等原因造成的，而姜竺卿则直接采用浙江各路户口比的中间值1：5.065大胆推测元初温州路人口数为94.92万人。此外，温州路充分盘活南宋留下的经济遗产，在战后恢复期继续努力维护之前全国重要商业城市和外贸港口城市的地位，也为温州等第划定奠定了基础。元代定都北方，温州区位条件和国内市场虽大受影响，但温州商品经济仍属活跃，商税收入也较为丰厚，如元代全国共设税课提领21处，规定条件为岁入三千定以上，其中就有温州路，江南共设平准行用库46处，掌金银与钞兑换业务，其中也有温州路，另外还置织染局、酒务、军器局等种类繁多的局务，根据所管匠户人数和额办工役量承担较多课税，通过温州沿海五大盐场获取高额盐课收入等。同时，因元政府对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的重视，元初曾一度在温州恢复市舶司，在官私双重经营下，通过大幅下降关税等政策手段，温州对外贸易获得较大发展，成为“番人荟萃”的通商口岸。元初温州制作的瓷器、漆器依旧声名远播，而瓯江上游沿岸的瓷器也通过温州港口的带动，远销海外。后来虽受到其它港口竞争的冲击，温州市舶司于至元三十年(1293年)四月撤销并入庆元，但作为温州沿海居民生计必需的海外贸易并未终结，一方面由于元政府依然鼓励海外贸易，另一方面也因温州港具备良好的通行条件，所以仍旧引来不少外商前来贸易。在元中后期，温州还依托发达的造船业成为南方粮食海运的重要基地，为就近直接管理征发船户，于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置温、台海运千户所，在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全国参与海运的船只共1380只，而温州船只参与量就占到全国的近四分之一，温州港在元代的海运地位可见一斑。

5 元代温州县级政区的变迁

元代温州路所辖县最大的变化就是瑞安、平阳二县升州，史无前例。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元贞元年（1295年），瑞安、平阳二县同升为下州，不过未载明具体升州原因。从史料分析来看，元代县升州应当主要依据户口数。据《元史·百官志》记载，至元三年（1266年）政府首次依据北方汉地诸州辖户实际情况以百姓户数确定诸州等第，按规定，符合15000户以上条件定为上州，6000户以上定为中州，6000户以下定为下州。平定南宋后，考虑江南地区人口较北方为稠密，照搬北方制度完全不符合实际，到至元二十年（1283年）又针对南方各地情况另立规定，符合50000户以上条件定为上州，30000户以上定为中州，30000户以下定为下州。或许因为该政策的实施导致江南地区升县为州者太多，据《元史·成宗本纪》记载，成宗元贞元年五月又继续上调升州条件，规定40000～50000户的才可定为下州，升中州者则要达到50000～100000户，此次调整后，共计中州29，下州15，部分户数不达标的被降等，江南诸州的数量得到一定程度控制。可见，按照升州标准，瑞安、平阳元贞元年所辖户数必定都至少在40000户以上。同时，通过对比有关方志，如元代林景熙《平阳州志序》所载“元贞元年，以县五万有奇户升中州，仍隶于温”，万历《温州府志》“平阳县”条所载至元时“户五万七千三百七十七”，顺治《平阳县志》所载至元二十七年“各色人户五万三千六十二”等，可以发现元贞元年平阳所辖户数当在5万之上，升州时应为中州而非下州，《元史·地理志》所记有误。另外，根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县户虽多，附路府者不改”，可知当时的倚郭县即使户数已符合升州标准，按规定也不纳入升州之列。故永嘉作为温州路之倚郭县，虽然至元年间户数就已超60000户，但仍无法升县为州。

6 元代温州城市行政区划的出现

关于元代温州在倚郭永嘉县内划出确定行政范围，设置与州县平行的隶属于温州路的独立城市行政建制录事司一事，往往受关注不多。录事司作为城市行政管理机构其实早在金代即已出现。蒙古灭金后，始于中原地区重建城市录事司制度。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当时在各路府的治所设置录事司，秩正八品，负责管理城内的行政事务，并以2000户为标准划定相关行政配置。后于至元二年（1265年）和至元二十年（1283年）两次集中实行政区省并改革，规定除历史闻名，或所辖人口较多、或处交通要道的府州外，其它城市人口较少的府州可以不设录事司，城市居民归倚郭县管理。经调整，到至元三十年（1293年），全国共有100个录事司城市，可见，城市录事司的设置与否能够反映出府州在全国行政区划体系中的地位高低，同时也体现出城市人口的规模大小。当时江淮以南地区置录事司主要集中于征服南宋之初（1275年-1279年），温州路治所城市拥有庞大的城市人口，聚集大量官僚、富商、名家世族等高消费群体，既是重要商贸中心，也是重要消费市场，具备设司条件和功能，因此至元十四年（1277年）温州路录事司从倚郭的永嘉县行政区划中析出，并与永嘉县平行的隶属于温州路，从而使城市和城周属永嘉县的分镇区分开来，即以永嘉县负责城外之治，而录事司自行负责对城内户籍、治安、交通、城建、税赋、教育等实施管理。虽然当时城市化水平有限，但温州路录事司在当仁不让地承担当地政治和文化中心职能的基础上，已初步发展成为具有城市经济特征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居民以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为主，农业活动退居其次，城乡社会劳动分工和职业分化特征明显。韩光辉研究认为，元代先后建有录事司城市127个，与两都警巡院城市共同构成稳定的全国性建制城市体系，元代录事司既是城市行政区划，又是专门管理城市行政事务的机构，其设置体现了城市管理制度的变革，标志着中国古代早期建制城市的兴起。由于《元史·地理志》在政区排序时，不仅将录事司明确列出，同时列于路府之后，排在倚郭县和其它州县之前，可见，暂且把录事司视作特殊的城市行政区划也不无道理。

总之，在蒙元统治温州的91年时间里，虽然有过野蛮的武装镇压、民族歧视压迫以及繁重的科役赋税负担，也受到都城变更和外部竞争的影响，导致温州社会经济出现一定程度的萎缩和衰退，但在鼓励对外贸易的国策下，温州的人口与经济发展并无明显的中断。在此基础上，与南宋瑞安府比较，元温州路的辖境虽未变，但在杂糅了辽、金、宋行政区划制度而成的元代多级复式政区体系运转下，温州行政区划仍有一些能体现元代多元文化共存和差异化治理的新变化，如政区隶属关系方面，温州路属江浙行省新设派出机构浙东道宣慰司管辖，而温州路下辖的瑞安、平阳二县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升州，同时又在倚郭的永嘉县内设置与之平行隶属于温州路的录事司，实现温州早期建制城市的自行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