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朱

摘   要：新冠疫情背景下，高校教师线上建课行为日益受到关注，但已有研究缺乏深入探讨在线开放课程认定和教师线上建课两者的关系。该研究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将在线开放课程认定和教师线上建课引入到分析框架。文章从前景理论视角来研究高校教师线上建课行为，对江西省南昌地区9所大学120位建课教师进行网络问卷调查，最终以104份有效问卷为调查样本。研究结果发现：①高校教师平台选择对精品在线课程认定存在积极影响;②精品在线课程认定与高校教师平台选择和课程平台服务都存在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③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线上教育行为和高校教师平台选择之间呈明显的正相关。文章丰富了高校教师选择线上建课方式的行为研究，对课程平台服务和精品在线课程认定的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线上建课;精品在线课程认定;课程平台服务;平台选择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20）19-0068-07

一、引言

为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给高校正常教学带来的影响，教育部及时作出了“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部署，要求各高校充分利用在线课程资源，及时进行线上教学，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2020年春季学期开学在即，“中国大学MOOC”整合平台上运营的8000多门全学科全类型覆盖的优质课程资源（含1000余门获评国家精品的优质慕课）和学校云、慕课堂服务，适时推出高校在线教学解决方案，助力全国高校教师科学、有序、高效地用好在线课程。

智慧树网站在2020年春节前紧急制定并部署了应对学校无法正常开学的直播互动方案。面对2000多所大学，面对160万名高校教师和3300多万名在校大学生，在2020年2月17—23日这一周，平台总体稳定，特别是在17日，部分高校开学的第一天，在智慧树运行近15000节，其中直播8300余节，占比56%，教学异常极少。在线教育问题引发学校及高校教师高度关注。文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研究高校教师的线上建课行为、建课方式及动机。

参加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的课程，须符合《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要求，经公开课程平台认证上线，完成至少两期教学活动，课程质量高，共享范围广，应用效果好，示范性强。在教学内容与资源、教学设计与方法、教学活动与指导、团队支持与服务、教学效果与影响等方面，坚持质量为本，注重共享应用，体现融合创新。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慕课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内涌现出诸如“中国大学MOOC”“学堂在线”和“智慧树”等一批优秀慕课平台。这些平台集中了大量优质课程，吸引了大批学习者，对信息化教学模式变革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很多高校引入慕课课程，供学生选修学习，并给予学分认定。2017年7月，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共享，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推动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教育部决定进行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认定工作。2017年12月，教育部办公厅公布了2017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认定结果，共有468门本科课程和22门专科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入选，2018年有801门课程认定为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1]。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之下，线上建课使得高校教师及高校主管部门认识到课程平台服务的重要性，这些举措无疑对中国高校教育部门理念、行为有深刻影响。然而，目前尚未有具体探讨两者关系及作用機制的相关研究。

方旭研究发现，目前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具有分布相对集中、提供精品优质学习资源、团队教学、评价方式多样以及选课人数众多等特点。但同时存在着突出问题：分布不均衡，包括高校之间认定的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数量差别较大，大多数课程为东部地区高校开设，文科课程偏多;“双一流”建设高校在课程入选数量上存在着显著差异;交互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待提升，缺乏见面课以及考核方式有待改善等。因此，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和发展可采取以下对策措施：促进均衡发展，改善交互，安排一定的见面课，鼓励团队和不同职称教师开设慕课，鼓励“远程学习+本地辅导教师+学分转换”的教学模式，建立系统的国家标准供相关人员和组织参考[2]。杨晓宏等人指出国内在线课程的建设经历了网络课程、精品课程、在线开放课程等多个发展阶段，在每一个发展阶段，质量认定都是保障课程质量的重要措施;课程资源质量、课程实施质量、用户学习及学习平台保障是目前在线课程质量认定指标体系构建的主要维度;经验总结法、文献归纳法、专家咨询法、理论模型法、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是在线课程质量认定指标体系构建和指标权重确定的主要方法[3]。覃军认为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要满足“人机交互”与智慧时代学习模式的需求[4]。

不难看出，以上各位专家学者都通过各自的研究认识到线上课程对线上教育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也提出不少真知灼见。在多数研究文献中可以看到评价指标体系对在线开放课程的固有特性关注较多，对课程平台选择、建课方式选择的研究较少;对课程设计内容的构件元素研究较多，对教师线上建课的行为动机关注较少。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二、研究理论与前提假设

1.相关研究理论概述

文章依据行为经济学理论（Daniel Kahneman & Vernon L. Smith，2002）来分析以上问题。根据前景理论（Daniel Kahneman & Amos Tversky，1979），在不同的风险预期条件下，人们的行为倾向是可以预测的来设计问卷内容。精品在线课程认定指标及评价，必定会对中国高校教师的行为产生深刻影响，从而调整课程平台服务及精品在线课程认定的态度和行为。

基于以上分析，文章主要研究：①探讨线上建课对高校教师平台选择的影响效果;②从前景与行为两个角度来讨论精品在线课程认定和课程平台服务是否在高校教师与线上建课平台选择之间产生作用。如图1所示。

2.前提假设分析

（1）高校教师平台选择对课程平台服务的影响

2020年2月2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并同时发布了22家在线课程平台在疫情防控期间支持高校在线教学服务方案信息。在线课程平台免费开放在线课程2.4万余门，覆盖了本科12个学科门类、专科高职18个专业大类。《指导意见》要求，高校要将慕课教师以及承担教学任务的所有任课教师线上教学计入教学工作量。引导学生在疫情防控期间积极选修线上优质课程，增加学生自主学习时间，强化在线学习过程和多元考核评价的质量要求。制定在线课程学习学分互认与转化政策，保障学生学业不受疫情影响[5]。

各高校教师利用平台已有的课程，分别采用各种形式的SPOC教学、微课教学、直播课程、PPT教学、语音教学等来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目前教育部公布的22家在线课程平台分别是：爱课程（中国大学MOOC）、学堂在线、智慧树、学银在线、超星尔雅网络通识课平台、人卫慕课、优课联盟、好大学在线、融优学堂（原北京高校优质课程研究会）、华文慕课、中国高校外语慕课平台、高校邦、优学院、人民网公开课、智慧职教、高校一体化教学平台、正保云课堂、浙江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共享平台、安徽省网络课程学习中心平台（e会学）、重庆高校在线开放课程平台、实验空间——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共享平台、EduCoder在线实践教学平台，也有不少教师利用QQ群分享屏幕直播、腾讯会议等线上教学平台。

从本质上讲，高校教师的平台选择强调稳定性、开放性、服务性。教师愿意投资时间和精力线上建课的行为在于所建课程是否能够获得精品在线课程认定，所以会对课程平台进行选择。通过对104名高校教师进行调查获得配对数据，并对样本数据做二元logistic回归和层次回归分析。其分析结果表明，高校教师平台选择对课程平台服务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通过对70位已经在平台上建课教师并获得精品课程认定的数据调查，得出高校教师线上建课能否成功被认定为精品课程，与课程平台的服务及示范引领性强相关。因此，文章针对高校教师平台选择对课程平台服务的影响提出假设1：

H1：高校教师平台选择对课程平台服务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2）高校教师平台选择对精品在线课程认定的影响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原司长张大良在“中国大学在线开放课程论坛”上的致辞中指出：“爱课程”网是中国大学在线开放课程的标志性公共服务平台，作为“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共享系统”，自2011年11月9日开通以来的五年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在课程质量审查、加工，课程上线、运行和维护，以及推进精品开放课程应用等方面，提供了安全高效的优质服务，在广大高校乃至全社会引起了重大反响，受到了广泛好评。一是联合高校，建设高质量慕课课程;二是注重应用，探索慕课应用新模式;三是把握需求，不断升级迭代移动学习和支持服务;四是加强培训，持续激发建设和应用的原动力;五是健全制度，确保平台各类信息安全[6]。

利用行为经济学理论，从认知视角聚焦精品在线课程认定，并考察其在线上建课和高校教师平台选择之间的中介作用。因此，当精品在线课程认定意识得到高校教师共识后，他们会在行为决策中考虑各个课程平台课程专员的服务，从而对线上建课进行平台选择。其研究调查解释了高校教师平台选择中的三个维度：高校教师自我效能感、示范引领性强、教学支持服務高效对精品在线课程认定具有积极作用。高校教师平台选择对精品在线课程认定作用显著，同时，平台选择的改变会正向影响精品在线课程认定的变化。平台选择对高校教师的精品在线课程认定有促进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文章提出假设2：

H2：高校教师平台选择对精品在线课程认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3）精品在线课程认定对课程平台服务的影响

前景理论是描述和预测人们在面临风险决策过程中表现与传统期望值理论和期望效用理论不一致的行为的理论，与理性主义相比，更强调质量层面的因素。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也指出，我们紧紧围绕提高质量、推进公平这两个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核心任务，以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为重要手段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服务于一流本科、一流专业、一流人才建设目标。一是建好一流课程，建设两个“一万门”精品课程;二是建好一流课程标准，制定慕课国家标准，力推成为国际标准;三是在建、用、学上下工夫;四是做好相关配套制度的跟进[7]。

精品在线课程认定行为遵从的标准强调用课程质量、认定标准来维持公平。对于高校教师的认知需求而言，既有较强的质量性需求，也有相应的课程建设创新动力，高校教师在这一外部刺激下，更高层面上激活了对精品在线课程认定。在面对线上建课对所在高校的影响时，高校教师会有相对理性的认知。在精品在线课程认定过程中，需要高校教师在线上建立课程前，充分调查各高校相关课程的应用情况，对自己的课程定位、特色与创新内容进行把握。所建课程选择的高校及学生人数越多，认定为精品课程的概率就越大，需要课程平台专员服务的要求就越多，课程平台服务就会明显提高。因此，精品在线课程认定对课程平台服务有明显的正向作用。为此，关于精品在线课程认定对课程平台服务的影响做出假设3：

H3：精品在线课程认定对课程平台服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4）课程平台服务的调节作用

潘晓彦等人通过对美国“QM质量标准”和我国“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评价指标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两者在评价的内容、重点和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当前我国在线开放课程评价体系的构建应从三方面入手：构建全程的评价指标体系，将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紧密结合;以课程设计为重点，明确各指标权重，努力促进学习和教学质量双提高;增加教学设计过程中的评价指标，发挥指标体系的引导和指导作用[8]。“线上建课—精品在线课程认定—高校教师平台选择”这一路径的影响，可以从相互对立的两种角度进行思考。

在较好的课程平台服务水平影响下，获得精品在线课程认定的高校行动热情更高。好的课程平台服务更可能在精品课程认定中提高其知名度。在课程平台激烈竞争的环境下，精品在线课程认定对高校教师平台选择的作用更加凸显，但课程平台服务使教师的课程获得精品课程认定，更可能使得高校教师愿意选择其平台，因此，课程平台服务在精品在线课程认定对高校教师平台选择中具有调节作用。

通过对平台选择、精品在线课程认定、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线上教育行为和课程平台服务四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文章提出以精品在线课程认定为中介变量，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线上教育行为为调节变量。

三、实证研究

1.研究样本与方法

文章以江西省南昌市120位高校建课的教师为调查对象。为了取得被调查者配合，文章采取随机抽样的网络调查方法获得样本数据。问卷设计包括平台选择、精品在线课程认定、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线上教育行为、课程平台服务四个部分内容，均由调查对象自我填报。调查对象主要来自高校建课的教师，时间选择在2020年1—3月份，为了更准确地对高校教师平台选择进行测量。共发放120套问卷进行数据收集。文章中各变量的测量工具主要是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开发出的成熟量表。

本次样本调查共计发放120份问卷，其中回收问卷108份，回收率为90.0%，剔除无效问卷4份，剩余有效问卷104份，有效回收率为96.3%。教授占比36.4%，副教授占比63.6%;获得过省级精品在线课程认定的教师占68%，没有获得过省级精品在线课程认定的教师占32%。

2.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1）信度分析

文章采用内部一致性α信度系数来检验量表各维度之间的一致性，一般这样认为，α值介于0.8～0.9之间，那么表示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极好，α值介于0.7～0.8之间，表示量表的信度比较可靠。

①平台选择量表的信度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平台选择量表的α信度系数为0.908，并且各个细分维度的α信度系数都大于0.8，表示平台选择量表中运行安全稳定畅通、教学支持服务高效、制作技术规范、示范引领性强四个维度之间内部一致性非常好，平台选择量表的可信度高。

②精品在线课程认定量表的信度分析

由表2可知，精品在线课程认定量表的α信度系数为0.923，大于0.9，说明精品在线课程认定量表整体的内部一致性非常好;各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值都大于0.8，说明五个维度之间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也非常好，量表的可信度很高。

③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线上教育行为量表的信度分析

依据表3中的精品在线课程认定标准、高校对线上建课政策、教师应对线上建课准备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值分别为0.874、0.856、0.885，都介于0.8～0.9之间，表示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线上教育行为量表的稳定性和内部一致性很好，信度可靠。

④课程平台服务量表的信度分析

根据表4中的检验结果，课程平台服务量表中的精品在线课程认定表现满意度、是否实现国家级课程认定满意度以及是否实现省级课程认定满意度之间的内部一致性非常好，α信度系数都大于0.8，可信度比较高。

（2）效度检验

文章采用KMO和巴特利特球度（Bartletts）检验对量表進行效度检验。由表5可知，Bartletts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718.914，概率P值接近0，如果α取值0.05，那么应该拒绝原假设，可以认为各个变量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并且，KMO值为0.908，参考Kaiser衡量KMO的取值标准可知量表的效度非常好。

表6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高校教师平台选择、精品在线课程认定等变量的细分维度均值在3.5～4.0之间，属于正常范围。运行安全稳定畅通、教学支持服务高效、制作技术规范和示范引领性强，四者之间的正相关性较高，且相关性尤其显著。课程团队能力、课程教学设计能力、教学资源运用能力、教学组织能力与教学成效评价，五者之间存在正的强相关性，相关系数大都大于0.5，且相关性显著。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线上教育行为中的课程脚本设计、高校对线上建课政策和教师应对线上建课准备之间存在正的中度相关关系。整体来看，高校教师平台选择与精品在线课程认定和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线上教育行为显著正相关，由此证明假设2成立;精品在线课程认定对课程平台服务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因此，假设3成立。高校教师平台选择、精品在线课程认定、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线上教育行为均与精品在线课程认定表现满意度、是否实现国家级课程认定满意度、是否实现省级课程认定满意度呈正相关。

3.中介效应分析

从表7中的模型2可知，高校教师平台选择与精品在线课程认定显著正相关（β=0.868，p<0.001）。由此，再次验证了假设2成立。将课程平台服务作为因变量，同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做回归分析，从模型4可知，高校教师平台选择与课程平台服务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β=0.734，p<0.001）。由此可知，假设 1得证。再以课程平台服务为因变量，同控制变量和精品在线课程认定做回归分析，由模型5看出，精品在线课程认定与课程平台服务显著正相关（β=0.549，p<0.001）。由此，再次验证了假设3成立。最后，将课程平台服务作为因变量，控制变量、自变量、精品在线课程认定一同放入回归方程中分析，从模型6得到，精品在线课程认定对课程平台服务存在显著影响（β=0.501，p<0.01）;而高校教师平台选择对课程平台服务的影响却不显著（β=0.691，p>0.05）。ΔR2由0.289增加到0.302，但是平台选择对课程平台服务的回归系数从0.734降低到0.691，由此判断，精品在线课程认定在高校教师平台选择对课程平台服务的关系中扮演着部分中介的作用。

4.调节效应分析

文章采用层次回归的分析方法来检验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线上教育行为在高校教师平台选择与课程平台服务中是否起调节作用。由表7中的模型8可知，高校教师平台选择与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线上教育行为的交互项对课程平台服务有显著的正向作用（β=0.030，p<0.001）。因此，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线上教育行为能够调节高校教师平台选择与课程平台服务二者之间的关系。

5.小结

线上建课能够激发课程平台服务的提高，以此驱动高校教师及主管部门做出更积极的平台选择;同时，线上建课还能够提高高校对精品在线课程认定的积极性，从而引导高校积极应对精品在线课程认定态度。高校教师平台选择是受到课程平台服务和价值观的交互作用、共同决定的。这些研究发现不仅丰富了线上建课与高校教师在平台选择方面的研究，也能为精品在线课程认定提供启发。

四、研究结论与不足

文章研究了高校教师平台选择对课程平台服务的影响机制，从高校教师个体特征和行为的角度探索了二者发生作用的机理，得出的结论如下：

1.高校教师平台选择对课程平台服務的正向作用

从相关分析结果可知，高校教师平台选择中的运行安全稳定畅通、教学支持服务高效、制作技术规范、示范引领性强对精品在线课程认定表现满意度、是否实现国家级课程认定满意度和高校满意度都存在积极影响。进一步对高校教师平台选择扩展到精品在线课程认定层面。

2.精品在线课程认定的中介作用

精品在线课程认定与高校教师平台选择和课程平台服务都存在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选择精品在线课程认定作为中介变量，是实现公平的精品课程的关键因素。这不仅取决于高校教师自建课程的质量，还与各层面在精品在线课程认定过程的表现存在更高的相关性。在高校教师平台选择、课程平台服务的影响过程中，精品在线课程认定起到了部分但并不是完全的中介作用，原因是精品在线课程认定仅仅体现了各层面在精品在线课程认定过程中的个体特征，因而精品在线课程认定很难全部替代高校教师平台选择对课程平台服务的作用。

3.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线上教育行为的调节作用

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线上教育行为和高校教师平台选择之间呈明显正相关，因为它属于精品在线课程认定过程中的过程变量，文章将其作为调节变量用来解释高校教师平台选择对课程平台服务的作用差异。研究结论显示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线上教育行为方面做得好的高校教师其精品在线课程认定表现满意度更强，课程平台服务更好。

虽然文章从高校教师平台选择的角度研究分析了课程平台服务的影响机制，并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从高校建课教师中获得了一手数据，但是仍存在以下还需完善的地方。

因为新冠疫情影响，使配对调查比较困难，所以直接采用了随机网络发放问卷的调查方法，这样让被调查者对教学成效评价直接以对应方式问卷作答，主观性很大，会使回收的调查数据部分失效。况且精品在线课程认定和线上建课过程的打分是一个需要时间验证的过程，所以，将来可以采用配对调查的方式来缓解同源误差带来的效应，高校教师平台选择问卷让从事精品课程的教授来完成，不过这种调查方法容易影响调查的随机性以及样本容量。如果可以让高校建课教师做一次面对面的课程平台服务访谈，那么调查将能够更好地体现高校教师对平台选择的原因。

文章只是从高校教师平台选择的单一角度分析了对课程平台服务的影响机制，将来可以把在线学习的学生和在线学习的社会者等相关因素整合在一个框架内，不仅可以分析单个变量与课程平台服务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分析其它因素对课程平台服务的交互作用。

今后的研究可以跟踪调查高校教师从建立课程开始到最后实现精品课程认定后对平台选择的变化，甚至还可以将高校教师对平台选择的研究更进一步深入，分析探究平台选择对高校教师在精品课程认定后的积极性和绩效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教高司函[2019]32号.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2019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工作的通知[Z].

[2]方旭.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的实证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8（7）：94-99.

[3]杨晓宏，周海军等.国内在线课程质量认定研究述评[J].电化教育研究，2019（6）：50-56.

[4]覃军.技术驱动学习打造外语“金课”[J].外语电化教学，2019（6）：55-61.

[5]教育部.疫情防控期间高校教师线上教学计入教学工作量[EB/OL]. https：//news.china.com/domesticgd/10000159/20200205/37766597_1.html.

[6]张大良.协同创新 打造精品 建以致用 用以促学——在中国大学在线开放课程论坛上的致辞[J].中国大学教学，2017（2）：4-6.

[7]吴岩.建好用好学好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J].中国大学教学，2018（1）：7-9.

[8]潘晓彦等.美国“QM质量标准”与我国“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评价指标体系比较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9（5）：105-110.

（编辑：王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