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丹

近代以来，对于中国国民性有诸多探讨，而国民性的养成则要追溯到中华民族形成及演進的历史。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谈及，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的国家，中华民族立国之初受到天然地理环境的约束最早走上和平大一统之境界，而这种大一统的和平局面为历代所延续，中华文明就在这种大框架下缓慢而平和地演进。先天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制度，而制度又塑造了人民的性格。“中国社会，自秦以下，大体即向‘力的消解之途演进，迄于近世，社会各方平流缓进，流量日大，而流速日减。以治西史之眼光衡之，常觉我民族之啴缓无力者在此。然我民族国家精神命脉所系，固不在一种力量之向外冲击，而在一种情之内在融合也。”钱穆写道。

在上述的大的历史格局下，各朝有各自的表现，秦代以前，古代中国尚保有贵族阶层，以“礼”为约束，纷乱的战争更像是绅士间的决斗，战争开始前有一套客套的说辞，战争中鸣鼓而战，不相欺诈，这是中华民族在初次大规模登上历史舞台时所表现出的淳朴与勇敢。秦汉时，大一统王朝确立，由魏晋南北朝入隋唐，为“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文化繁荣，人民雄健阳光。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却蒙古满洲入主为特权阶级外，能够升入政治上层者都是白衣秀才，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此后门第传统的遗存，同时，更多的普罗大众进入到历史的视野。

梁启超系统地总结了中国人的诸多缺点：首先是“奴隶性”，甘于忍受暴君的统治，不敢起来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