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与影响：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大关系探析

2020-11-02许鹏

红广角 2020年4期

【摘要】中共六大是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党代会，突出体现了与国际共运的紧密联系。一方面，共产国际帮助中共纠正了“大革命”失败后对革命处境和任务的错误认知，为中共六大做了正确的理论准备，同时提供了办会场地和经费等支持，斯大林、布哈林等共产国际领导人甚至给予了当面指导;另一方面，共产国际提出的“唯成分论”和“领导干部工人化”等思想影响了中共六大前后的组织建设方向，党的革命策略选择更加受到共产国际的左右，革命的独立性也由于进一步依赖共产国际而弱化。在反动势力强大、缺乏革命经验、迷信苏联教条等条件下，中共早期革命实践受到了共产国际出于摆脱自身困局、强化自身威信、加强组织控制等缘由而不断施加的影响。客观看待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的指导与影响，有助于全面理解百年党史中“走自己的路”这一真理性的根本经验。

【关键词】中共六大;共产国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革命道路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0）04-0070-09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举行的全国党代会。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迫于国内“白色恐怖”之严峻形势并趁由其他契机，中共六大参会代表及相关人员①辗转奔赴莫斯科近郊“五一村”，在一幢旧式贵族建筑中召开了这次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理论认知和政策制定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会议。中共六大与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间隔17年，成为中共党史上相距时间最长的两次会议，足见其当时所处革命环境之复杂和对后续革命情势影响之深。

在中共六大前后所处的中国革命转折时期，共产国际的影响始终贯穿于中共的革命斗争实践。而中共六大直接在俄召开，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更是慷慨提供了办会所需物资，并对包括中国革命性质、途径、阶级分析和阶段划分等具体问题在内的现实困境给予了“全方位”关心和全程指导。这无疑有利于中共在特殊历史时期对国内革命的复杂问题产生后续一系列基本正确的认识，但客观上也存在相当多的不足。例如使中共六大的政策路线未能完全摆脱“左”的思想束缚，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控制进一步加强等。

有关中共六大的各类史料较为丰富详实。②多年来，学界对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的研究较为全面，主要是从中共六大史实梳理、细节考据、人物贡献、政策评析和历史评价，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共在早期革命关键问题的理论认知和道路选择上的影响等角度展开的。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之影响的论述，大多只穿插在上述几个角度的研究中并散见于相关论著，而以小见大地专门总结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大单次会议的关联，及前者对后者影响作用的研究成果却并不算多。①作为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革命道路选择和政策制定，乃至领导层塑造之重大影响的一个缩影，重新梳理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这次特殊的党代会所产生的作用，回顾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相关政策决议和路线方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将对全面认知中共百年党史和早期革命道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曲折斗争历程，了解20世纪初中国革命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实联系起到一定帮助作用。

一、中共六大面临的情势与任务

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共产党面临将要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艰巨历史任务和复杂国内局面。八七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这推动中国革命政策发生了转变，确立起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在当时的革命情境之下，对于这一方针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加以落实，尚没有独立开展革命斗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没能立即寻找到正确办法。对于中国革命局势的判断和革命道路的选择，共产国际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中共六大之前的革命情势

中共六大之前，国内的革命情势非常严峻，其问题核心就聚焦在从右倾向“左”倾即“机会主义”向“盲动主义”的极化转变之中。在这其中，共产国际的有关领导人及其中国联络代表的一些判断和认识对中共的革命策略选择和政策制定产生了引导性影响。

联共（布）中央曾于1927年8月9日通过了《中国革命的教训》，指出中国革命的失敗带来了各派力量的激烈改组，工农和城市贫民结成同盟以反对统治阶级的帝国主义，并认为“在较短时期内，新的革命高潮将取代革命的暂时失败这种前景”。②与此相关联，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八七会议上被坚决阻断后，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便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忽略了白色恐怖之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临的严峻形势，没有采取保存实力的阶段性退守之策，盲目认为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一味鼓动向敌人进攻，甚至将城市作为攻击的主要目标。中共中央于8月21日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断定“革命之重新高涨，不但在短期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免的”。这种来自于共产国际的错误判断和中共领导人因学习俄国革命道路而产生的教条认识，促使中共领导层中“左”的盲动主义倾向开始盛行。他们将俄国“城市中心论”的革命模式看作不可失掉的“苏维埃政权的真意”，③接连组织工农群众开展城市暴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在最终的结果上可以说都未取得成功。1927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参会并起草了《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依旧认为革命形势未处于低潮期，应继续“鼓动各地城乡革命的高潮，创造总暴动的局面”。①此后在全国主要大城市布置的大小罢工、起义、暴动等又几乎皆因敌我悬殊而失败，中国革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为代价。

（二）中共六大面临的主要任务

在这样的革命情势之下，中共六大的召开主要面临以下几项任务：

首先，亟待客观准确地判断中国革命所处的状况。“盲动主义”的“左”倾错误路线将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共推向了更为危险的境地，工农群众面临的不是革命的“高潮”，而是革命的“低潮”，因而不宜再盲目地广泛发起暴动，这是必须明确承认的。混淆革命现状，就无法正确认识局面。盲目认为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一味地攻打敌人力量集中的大城市，而且不采用灵活的策略和办法去争取工农群众和中间力量的支持，只会带来更大牺牲。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所处的境地，将作为一个重要任务在党的六大上加以全面讨论。

其次，需要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大革命的失败以及中共在此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未能行之有效的路线方针，都需要认真分析和总结。从大革命为何失败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错误，从党的八七会议和十一月扩大会议的局限性到“三大起义”的接连失败，都是中共六大需要着重从理论认知和实践方针两方面去解决的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基本问题。

再次，需要思考并制定切实可行的中国革命策略。在准确认识形势、全面总结教训基础上，中共六大还需要思考并制定符合中国现实情况并且切实可行的革命策略。像罗米那兹那样要求完全没收一切地主之土地，“对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②只会使工农革命群众和中共陷入更加被动无援之境地，无益于革命局势的转圜。面临革命的低潮，应该讲求方式、保存实力，积聚力量、争取支持，伺机迂回实现革命目标。具体而言，关于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农村革命政权建设、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妇女运动和党的组织建设等能够帮助革命有效开展的问题，都需要在中共六大上进行深入探讨。

最后，认为需要继续寻求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虽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在中共六大之前已经出现判断错误并导致了严重的后果，③但斯大林相对及时地认识到中国武装革命接连失败所反映出的现实问题，做出了关于革命的“高潮”和“低潮”问题的正确认识并对中国的革命实践加以纠正。同时，“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高层领导之间在有关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也急需共产国际在各方面给予具体的指导。

二、共产国际在中共六大召开前后的重要角色

（一）有关共产国际的考虑是中共六大在苏联召开的重要原因

在八七会议上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第二条即指出“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六个月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④此后中共中央又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召开中共六大的问题，充分认识到其关系党和革命之前途的重大意义。中央临时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后，米特凯维奇接替罗米那兹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他也认识到召开中共六大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于1928年1月从上海向共产国际去信，表示应尽快对当前的一切问题作出回答，弄清革命前景和任务，并克服所有的错误倾向。

中共六大最终选定在莫斯科召开，是以下几点原因的综合作用，有关共产国际因素的考虑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一是关于安全问题的考虑。瞿秋白提出由于国内白色恐怖的严重性，考虑在澳门开会以保证安全，党内也有认为应在香港甚至海参崴（苏联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开会的声音。最终，在1928年2月决定由中共中央和米特凯维奇共同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请求其批准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共产国际专会讨论通过后复电表示同意并指示中共临时中央重要领导人瞿秋白、罗亦农、周恩来等立即赴莫斯科商定大会事宜，表示出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极大关心。此外，在苏联开会也能够使一些留苏革命学生发挥语言优势协助做会务工作，且身份隐蔽性强。

第二是关于接受共产国际直接指导的考虑。中共六大召开前的中共领导层对共产国际依然抱有高度信赖，倾向于完全依照共产国际指引的方向和策略开展革命斗争，因此认为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将有机会进一步获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导师及共产国际领导核心的直接帮助。在向共产国际提出在苏联境内开会的申请时，中共临时中央就曾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能派出代表团参加中共六大，甚至希望斯大林、布哈林等领导人能到会指导。

第三是关于顺便参加国际共运其他会议的考虑。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分别于1928年春夏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到这几个会议中国共产党届时都将派员参加，故而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具有一定的便利。

第四是关于加强同共产国际和其他兄弟党之间联系的考虑。借助参加上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相关会议的契机以及同共产国际中枢机构在空间距离上的紧密联系，中共领导层考虑将中共六大开成国际主义的大会以交流革命斗争经验。苏联、意大利、法国、日本、英国、美国等国的共产党领导人或代表都应邀出席并致词或发言，祝贺大会的召开，通报各国革命斗争情况并表达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支持。这一盛况是此前中共历次党代会所没有过的，它使中共代表能够同各国兄弟党的代表直接接觸，也起到了鼓舞和促进的作用。①

总之，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的决定受到了党内的高度拥护和赞同。从积极的角度看，共产国际长期支持并帮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在一定时期内制度化地讨论和研究商定中国革命现实问题，②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共产国际为中共六大在苏联召开提供具体帮助

就召开中共六大这一事件来看，共产国际至少在以下方面为中共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一是在会前纠正了部分错误认知，帮助中共进行了正确理论准备。1928年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上，通过了斯大林、布哈林以及向忠发、李震瀛联合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案》），对罗米那兹的“不断革命论”提出批判，认为当前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下一个高潮尚未到来，因此“反对在城市和农村采取无准备、无组织的行动”。③中共中央讨论接受了《决议案》精神，开始在全国停止暴动计划。这初步纠正了“左”的盲动主义错误倾向，使中央领导层更加重视对革命处境、性质、任务、策略的重新认知和讨论，从而为沿着正确方向筹备会议，制定合理的议题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准备。

二是提供了人力、物力的实际支持，保障会议得以顺利召开。中共六大选定莫斯科南郊约37公里处的兹维尼果罗德镇“五一村”的一幢三层银色别墅作为会址，得到了共产国际方面的建议和许可，因为这曾是克格勃办公用房。在会议保密问题上，也得到共产国际的协助和支持。从各位代表及旁听人员、工作人员入驻时起，没有人知晓这群中国人在这里做什么，就连当地居民也不甚清楚;外界更是没有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和消息。在会议文件起草和思想基调的校正等具体工作上，共产国际也给予了详细的指导。1928年5月，共产国际派出东方部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部分教授，分11个小组协助中共临时中央起草大会将要付诸讨论的各项决议草案。①6月中旬，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六大指导委员会”。②斯大林还委托布哈林前后两天主持了中共六大代表座谈会，澄清关于中国革命形势任务的模糊认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并统一了参会代表的思想，为会议的召开打下良好思想基础。③

三是直接对中共主要领导人就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进行当面指导。1928年6月9日，斯大林召集已经抵达会议地点的中共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等人进行谈话，对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瞿秋白汇报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情况，认为中国革命仍处在“高潮”时期。斯大林直接指出了瞿秋白认识上的错误，认为中国革命并没有处在“高潮”，因为大城市还掌握在敌人手中，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还很强大，所以中国革命的处境应该是“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李立三反驳称，中国各地尚有不少工农革命斗争涌现，因此难以接受“低潮”论的观点。斯大林则用形象的比喻说，那只是“低潮”中也会常有的浪花，并用铅笔在纸上画了几条波浪，还在最低点处画了几朵浪花作为说明。这次谈话中，斯大林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指导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复杂形势，还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应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④并指明中共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应当是增强党员的政治觉悟，做好农民和群众工作，开展土地革命，培养军事干部，创建人数众多的红军，等等。⑤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谈话很大程度上为中共六大的各项政策决议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布哈林则亲临中共六大予以指导，并做了大会政治报告和结论报告，米夫也几乎全程参与了中共六大的议程。

三、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的负面影响及缘由

（一）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的负面影响

共产国际给予中共六大和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的指导和帮助，甚至是对会议文件起草的协助和会议讨论上的引导，的确是出于国际主义的精神并产生了积极有利的作用。但是，透过中共六大上一些政策的局限及其负面影响，也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之决议的深层意图，那就是以对中共和中国革命的直接影响来取代组织程序上的正常指导。这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在中共六大的召开及政策决议走向中所扮演的角色。具体而言，对于共产国际在中共六大上对部分政策决议的负面影响及其实际意图的表现，大致可做如下概括和理解。

一是使“唯成分論”的思想全面渗透，影响中共的组织建设。“唯成分论”过分要求“领导干部工人化”，实质是党的全面布尔什维克化。这一错误指导思想直接来源于共产国际，一定程度上是俄国城市革命道路的产物，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革命实际。但是，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中共六大贯彻了这一原则，并至少在三个方面产生了极大的不良影响。首先，是参会代表的成分不健全。“七十五个代表中，工人有四十一人，经过大革命锻炼的不多”;并且在选举中也“有多选工人为中央委员的倾向”，“三十六个中央委员中就有二十一个是工人”。这些工人接受党的教育尚不够多，而经历过五四运动的大批经验丰富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却由此受限，“这和后来中央很弱是有关系的”。①其次，是党的领导干部选任不当。部分中共六大代表受共产国际影响认为，知识分子领导人陈独秀和瞿秋白分别犯过右和“左”的错误，证明中国革命只有工人干部领导才可胜利。“布哈林在大会上做报告骂张国焘和瞿秋白同志，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②由于共产国际对向忠发的熟悉度较高并对其产生盲目和片面的信赖，使得布哈林和米夫在会上均极力吹捧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使其最终被推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向忠发实际上仅仅是共产国际在中共党内树立的“领导干部工人化”的“唯成分论”的最高标杆，直至其叛变革命也未实质发挥过主要领导人作用，仅做过一些工作。这就相当于“把一艘正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的船，交给一个未出过海而只是划过长江小船的人去掌舵”，③不仅风险极大，而且使李立三得以从向忠发的领导无能中掌握实权，推行了后果极为严重的“立三路线”。再次是党员发展工作的方向出现偏差。在革命困难时期，发展党员是补充队伍、增强战斗力的重要保障，但“唯成分论”思想的渗入使其面临方向偏差。比如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就要求各级党组织成员中必须让工人和农民占大多数，这使党组织的决策能力和组织严密性遭遇风险挑战;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提纲》也将改造党员成分作为党的主要任务之一，将党的支部“联系群众”的功能改为“联系工农”，实际上窄化了党的组织工作范围，曲解了统战工作的性质。这些变化对中共开展党的建设并未起到有利的作用。

二是对中国阶级关系变化认识不足，影响中国革命策略的选择。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亟待采取的举措是肃清右和“左”的思想错误，同时扎实开展群众工作，合理进行土地革命，积聚力量以争取更多支持。然而由于共产国际的介入和影响，中共六大前后的中共领导层中试图保持独立思考并主张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进行策略和路线考量的声音没能占到主流，仅有的一些努力也或多或少没能坚持下去，甚至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一方面，对中间阶级的定位和认识不够准确，争取中间阶级的意识不足。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就曾明确指出中共六大“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比如，在综合分析革命局势和现阶段政策的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中，认为“革命动力只是工农”，忽视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和部分可以教育的地主阶级的争取。另外，对中间阶级的认识偏颇还造成了土地革命路线上的摇摆，突出表现为共产国际对中共富农政策、土地政策的影响。中共六大上原本确立了中立富农的合理政策，《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出要根据富农对革命的不同态度采取不同策略，这有利于扩大苏维埃运动的群众基础。然而1929年共产国际“六月来信”又依照苏联经验强制中共执行“消灭富农”的政策，将反对富农同反军阀、豪绅等同起来，主张“富农分坏田”，严重脱离了中国革命实际，也带来极大的损失。①另一方面，对中国革命长期性问题的估计不够充分，“左”倾的路线错误未能彻底肃清，悲观或急躁情绪均有出现，冒险主义思想仍有动向。中共六大前后，反动势力自身具有极大的内部矛盾，这是可以利用的外部因素，但中共领导层由于对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认识，在随后一个时期内仍采取了不切实际的斗争路线。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上代表五届中央委员会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报告长达9小时，虽不乏许多正确认识，但仍有一个主要的错误即依然把当前中国革命的形势估计得过高，认为革命显然是高涨的，因此党的总策略仍然是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的革命运动则持悲观论调，认为它们只能分散存在而不能集中壮大，“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②从而否定了大力推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基本可能，本质上还是对城市革命道路的坚持。瞿秋白和布哈林的认识实际上殊途同归，仍然带有部分冒进倾向，这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根本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所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③没能就中国革命相关问题对症下药、从长计议。

三是使中共对共产国际的依赖进一步加深，影响中国革命的独立性。上文两点论述均可对此点构成论据，这里以中共六大《党章》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为例再作补充。中共六大《党章》的修订部分地脱离了实际，一味凸显国际主义色彩和共产国际的所谓组织要求，在党的名称、党员条件、组织原则、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的纪律规定等多方面强力渗透共产国际的元素和影响。④虽自党的二大起中共就已加入共产国际，但直接将党名定为“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⑤尚属首次;强调应无条件地“迅速且切实的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党的指导机关之决议”;⑥党的全国性大会也必须“由中央委员会得共产国际之同意后召集之”。⑦全文提及“共产国际”达17次，在中共历史和国际共运史上极为罕见。《党章》这一形式使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力加强并合法化，但在真正的革命活动中，共产国际往往因时间上的滞后和实际上的脱节对瞬息万变的中国革命形势无法给予清晰明确的指导，后来的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米夫、李德等皆因“左”的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惨痛损失并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⑧

（二）共产国际介入中共六大的缘由

共产国际之所以秉持通过中共六大直接控制中共及中国革命的意图并采取相应的操作，是很多原因造成的。在苏联召开中共六大的决定及中共领导人对共产国际的依赖和盲从赋予了共产国际介入的条件;但即便没有这些条件的促成，共产国际仍会参与并试图控制中国革命在转折时期的这次关键性会议，原因就在于其相关现实考虑。这里所谈的缘由，正是指共产国际自身的考量。

首先，共产国际自身政策仍然带有“左”的倾向。斯大林在1927年12月的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世界革命形势做了过高估计，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稳定发展蕴含着尖锐的矛盾，将刚露头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同帝国主义国家间战争的爆发机械等同，幻想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解放运动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因而，虽然适当纠正了对中国革命“高潮”和“低潮”问题的判断，但总体战略上还是需要鼓动中国及时抓住时机推动革命进程，以完成共产国际自身领导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徹底胜利。故而，加强对中共六大这一关键会议的控制并对其政策决议的走向施加影响就十分必要。

其次，共产国际试图借助中国革命摆脱自身困局。根据帝国主义不断策划反苏事件的事实，斯大林预言接下来的世界战争将以反苏为主要形式。他认为1928年后“保卫苏联，反对干涉和瓜分中国，保卫中国和殖民地起义——这就是目前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国际任务”，①这将有利于苏联摆脱被世界资本主义包围所造成的孤立和危险状态，所以引导中共六大为苏联战略利益服务就有了合理性。

再次，共产国际想要推脱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以保持威信。在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时，共产国际将责任简单归结为陈独秀违背共产国际指示而采取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所导致，而陈独秀则认为是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才导致了大革命失败。托洛茨基派也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领导人采取了“招致毁灭的”“罪恶的”策略，致使蒋介石得以背叛中国革命。面对失败带来的共产国际威信下落和中共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野，共产国际只有在中共六大上通过直接干预来扭转中共党内舆论，控制中共领导层的思想认识。

最后，共产国际需要用直接操控来应对中共领导层的分歧和疑虑。八七会议后中共党内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分歧开始加重，对共产国际政策的不理解、不适应乃至怨言也明显增多。在斯大林召集的集体谈话、布哈林组织的“政治座谈会”上都出现了中共领导层对共产国际的一些不同意见甚至是怀疑。为此，共产国际唯有借助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之际加强对中共的进一步控制。

四、结语

关于中共六大的评价问题，周恩来1944年在延安中央党校作的报告《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以及中共中央在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客观公允地认定中共六大关于革命性质、前途、动力、策略方针等一系列政策决议都是基本正确的，对中共六大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作了概括性结论。同时，中共六大上没有形成宗派主义，对后来的“立三路线”也虽然“是有影响的，但不能负直接责任”;②毛泽东将中共六大的作用评价为“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③

共产国际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织，是《共产党宣言》文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之疾呼的应有产物，对世界众多国家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指导和帮助。对中国而言，共产国际促进了马列主义在华传播，为中共的成立做了组织和理论准备，为早期中国革命提供了策略指导，培养了大批骨干并给予了巨额经费支持，对中共的生存发展和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①但是，共产国际的“左”倾路线、教条主义、沙文主义等错误也给中国革命造成了较大的损失。

中共六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同共产国际发生紧密联系，直接原因是大革命失败所导致的国内环境之恶劣和形势之严峻使其不得不在苏联召开，使空间上更接近共产国际中枢;而共产国际得以对中共六大施加广泛影响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中共自身对革命道路和策略的理解过于教条主义化，缺乏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本土化独立思考而过度依赖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支援。这其中，中共的知识分子领导群体要负一定的责任，这是其所属阶层在时代局限下带有的群体特性所导致的。选择盲从共产国际指示，不加分析地采取中共列宁主义化、布尔什维克化、国际主义化和领导机关工人化等路线原则，冒险采取一系列暴动和起义活动，在是否扎根农村进行工农武装割据并推行合理的土地政策等根据地建设举措问题上摇摆不定，是早期中国革命道路曲折发展且理论认知混乱模糊、方针策略争论不休的后果。

中共六大总体上对中国革命起到了积极作用，共产国际对此次会议的影响大体上是有利的。对其进行评价不能脱离历史环境，更不能“苛求”。面对国内环境的腥风血雨，中国革命向何处去始终是彼时成立仅7年且主要领导成员平均年龄仅在30岁上下的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远大目标，努力寻求富有革命成功经验的共产国际指导，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选择之一。中共六大既是历史的主动改造者，也是历史进程的被动体现者。②以其当时的理论状态和革命处境，对共产国际的依从和对部分路线问题的妥协是难以避免的。研读中共六大前后的相关史料最终可以得出一个道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只有量体裁衣才能合身，其策略、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可以参考既有经验，但必须以现实情况为基准，各国的基本国情和独立自主进行道路选择的权利需要被尊重;适当的国际主义精神有利于促进国际合作和正义事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开展，但大国沙文主义和宗派化集团绝对不符合世界历史的潮流以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选择。这在今天依然具有极其现实的意义。当然，对于一切历史问题的考量，都要回归到“当代史”的视角去加以评判。中共百年历史及其同国际共运的紧密联系只有成为一面镜子，方能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指明方向。

（许鹏，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关于中共六大参会人员构成问题，近年来学界大致已有定论，但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仍待深化。有学者据考指出“参加大会的全部人员是142人是准确的”，“但把与会的142人都说成是六大代表是不合适的”，这142人中有正式代表87人，非正式代表5人，特约代表1人，共计93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其余人员的具体身份及参会缘由和渠道等信息则无定论。参见刘晶芳：《关于中共六大代表人数的考证》，《理论学刊》2008年第12期。

②例如，原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原中央编译局、中国社科院等部门及其他教学研究机构组织编撰和译介了许多涵盖“六大”史料文件以及共产国际、联共（布）同中国革命相关资料的书籍。周恩来、邓颖超曾在不同时期撰文或谈及对“六大”细节的回忆和对相关结论做法的反思，李立三、黄平等人也通过回忆录性质的著作回顾了相关史实。

①本世纪以来，中共六大80周年、90周年两个时间节点前后集中涌现了一批相关文献，主要以期刊论文为主。其中以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的影响作用为研究对象或研究切入点的文章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刘晶芳：《再探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大对工作重心的认识》，《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11期;王新生：《对联共（布）、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六大确定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再研究》，《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3期;于之伟：《中共六大前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论析——以中共布尔什维克化过程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1期;李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六大关系的比较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2期，等等。此外，一些文章从其他角度入手但论及了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的影响作用且着墨较多，例如张纯：《中共六大的特点及其国际影响》，《史学集刊》2008年第5期;姚金果：《中共六大与“左”倾错误新论》，《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11期;张洪潮：《中共六大选择向忠发的原因再探——以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为视角》，《新余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莫庆红、唐正芒：《中共六大党章的浓厚国际色彩及其原因探析》，《中州学刊》2016年第2期;白云涛：《关于中共六大的几个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7期;李佳金：《对中共六大的再思考——基于理论视角和档案文献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7期，等等。

②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版，第334页。

③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页。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72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73页。

③有学者认为共产国际错误指示的严重后果应从大革命的失败开始算起。这种观点认为，从共产国际制定的一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来看，在大革命的失败中共产国际的责任是主要的，中共中央的错误是次要的。

④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①参见韩泰华：《关于中共六大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②据不完全统计，在一定时期内联共（布）政治局曾專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做出过738个决定。参见唐宝林：《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75页。

③《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一辑，第351页。

①其中，沃林、约尔克、塔尔汉诺夫、弗列依耶协助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起草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决议，加伦、马迈耶夫协助周恩来、杨殷起草军事工作决议，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主持起草组织问题决议案，并积极参加了大会的组织工作。参见白云涛：《关于中共六大的几个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7期。

②“中共六大指导委员会”由布哈林、米夫、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法国共产党总书记恩利·白培、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瑞士共产党总书记安贝尔·德罗、芬兰共产党总书记库西宁等人组成。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七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94页。

③布哈林于1928年6月14、15两日以共产国际书记的名义召集中共六大参会代表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项英、黄平、邓中夏、向忠发、王若飞、张国焘等21人两次召开“政治座谈会”。会上，布哈林要求每人谈对中国革命形势、经验教训和今后任务的看法，张国焘明确表示对瞿秋白等人“视暴动为儿戏”和临时中央政治局对共产国际过分依赖并将之奉为神明、言听计从的不满，使布哈林真实了解到了中共党内的一些分歧。但最终，还是较为顺利地为中共六大的召开统一了思想，使参会代表愿意放弃琐碎问题的争辩而聚焦解决重大问题。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76页;张士义等：《从一大到十九大：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东方出版社2018年版，第97～98页。

④金冲及：《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页。

⑤详见《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情况的记录》，载《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卷），第42～44 页。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5～186页。

②《周恩来传（1898—1949）》，第184页。

③〔美〕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页。

①参见周雪香：《共产国际与中共土地革命时期的富农政策》，《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②《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8页。

④参见莫庆红、唐正芒：《中共六大党章的浓厚国际色彩及其原因探析》，《中州学刊》2016年第2期。

⑤盛继红：《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⑥《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第39页。

⑦《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