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小康”这一名词的提出非常久远。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状态来说，它既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描绘的社会理想，也是普通百姓对宽裕、殷实的理想生活的追求。小康社会的概念也是随着社会进步不断发展的。我们党赋予了小康社会以全新的内容，但其基本概念仍然源于儒家思想。儒家不但首次提出了“小康社会” 这个概念，而且赋予了小康社会丰富的思想理念。

关键词：大同;小康;礼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提出了“小康社会”这一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概念，并赋予其新的内涵，他指出：“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得所有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从政治、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界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内容。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小康社会这一概念再次收到人们的关注。所谓全面的小康社会，不仅是解决温饱问题，而是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满足城乡发展需要，即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我们党赋予了小康社会以全新的内容，但其基本概念仍然源于儒家思想。

“大同”在先秦典籍中出现较多，比如在《尚书·洪范》中：“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莁。汝则从，龟从，卿士从，庶民从，是谓之大同。”这里的“大同”指国家有事物需要占卜时，占卜结果代表的神的旨意与各方人意相合。根据礼记中的描述，如果用两个字来阐释大同与小康之间的不同，那就是“公”与“私”，大同为“公”，小康为“私”。天下为公，权力就保持公共性，有德性有才能的人就可以进入到管理层。天下为公的说法其实是对古代禅让制的一种论说。因为公，人不私其亲，人们推选有才能的人进入到管理层。可以看出，大同社会是一种自然秩序，而不是人为的强制秩序。在大同社会中，人们只有性别、年龄的自然区分，而没有人为的等级差别、贫贱之分，人人都是任自然而合乎道，无需人道规范。在大同社会中，没有“为己”的自私观念，财富为公共所有，人们都自觉的劳动。那大同社会又是如何过渡到小康社会的呢，其原因就在于出现了权力和财产的私有，出现了“为己”的自私观念，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带有秩序严谨的必然性。

“小康”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中，《诗·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是当时贵族所做的讽谏诗，一般认为出自周厉王时代。这里的“小康”一词，仅有安居、休息之意，和这几篇其他几段用到的“小休”、“小安”等词并没有什么区别。后来孔子在评价《左传·昭公二十年》中郑子产和子大叔关于为政是要“宽”还是“猛”时说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在这时，“小康”一词开始有了治理之道的意境。当然，对于“小康”这一概念论述最清楚的还是《礼记》。在小康中，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权力开始私有，出现了家天下。小康社会家庭观念加重，以家庭为中心来建立社会。人们出现了“为己”的观念。而这些导致权力与价值诉求由“公”转向了“私”。此时出现了礼，小康社会用礼来调节货力之争与节制情感。可见，有没有礼是小康大同的根本差异。社会中出现了私有财产，人们的安全感慢慢变弱，所以需要城郭沟池来防卫。在小康社会中，自然秩序被解构，人与人之间出现了等级差别、贵贱之分，开始以家为中心建立秩序。家与家，国与国之间出现疏离，疏离必然导致争夺，因此需要礼来规范。在大同社会，天下禅让，所以，君王自身的德行就是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而在小康时代，由于家天下的世及成为权力传递的主导性结构，所以，君王必须通过礼来确立并维护自己的统治的正当性。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提出的“大同”社会理想是大道通行的“公天下”，基本特征一是天下为全民共有、全民共治，男女各有职分，贤能之士能最大程度发挥才能;二是百姓和睦，弱势群体能够得到很好的安置;三是人人诚信和善，社会安定。在儒家看来，“大同”的确存在过，上古尧舜时期就是“大同”时代，东周以降，礼崩乐坏，“大同”不复，积极进取的儒家学者提出了新的社会治理方案，也就是“小康”。所以总结来说，“小康”社会应该是一个以礼义为纲纪，谨慎地施行礼制，明察是非以彰显道义，成就事理，由此创造一个仁爱谦让、礼貌有序、差别有等，君臣父子等人际关系和谐融洽的社会形态。所以，“大同”是儒家一种朴素的社会理想观念，核心为“公”。“小康”则是在礼乐崩坏的社会新形势下，儒家提出的信的社会追求，核心在“礼”，在“仁”。前者是一种带有一定想象和美化意味的追忆，后者则是儒家顺应时代要求而提出的新诉求，应当区别对待。

发展到近代，康有为将西方进化发展的历史观引进中国，提出了“三世进化” 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社会沿三个阶段逐阶演进，其中，第二阶“升平世”为“小康”，第三阶“太平世”则为“大同”。康有为的“大同”、“小康”与《礼记》中的“大同”、“小康”概念并不同。首先传统“大同”观更多表现为道德文明层面上的社会理想，而康有为的“大同之世”是一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高度发达的理想的民主社会。其次，两者的时间指向相反，传统“大同”观指向过去，将远古时代理想化，康有为的“大同”观指向未来，是对人类社会未来的美好展望。康有为的“大同”“小康”观有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支持的目的，但也代表了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政治主张，为当时的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道路选择。

我们已经明晰，“小康”在先秦是儒家在“大同”理想破灭后提出的以“礼”和“仁”为核心的治世理念，意在创造一个尊卑有序、社会成员各司其职的带有一定理想主义倾向的社会形态。同时，典籍中的“小康”也被用来表达普通大众对富裕殷实的美好生活的追求。在当代，“小康”又获新义，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重要战略目标。1979 年，邓小平提出要在中国实现“小康”的发展目标，“小康”一词获得了时代新内涵。“小康”不再是中国人“稍稍安乐”式的模糊想象，其核心也不是儒家强调的“礼乐文明”，而是一种可以量化的、实实在在的指标。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报告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小康”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全面小康。毋庸置疑，我们今天所要建成的小康社会，是全面的小康社会，是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小康社会，是更高层次的小康社会。远远超出先秦儒家所构想的小康社会。“大同”、“小康”的具体含义适世而易，当下，两者也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大同”理想仍将长久地存活在中国人的心中，并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改革。而现代意义上的“小康社会”已然成为具体的、可量化标识的社会发展水平。但无论其具体内涵如何变异，我们都应认识到这种追求始终是以人为本的。因此，无论历史的车轮行进到哪一步，我們都必须时刻关注来自“寻常百姓家”的质朴声音。同时，历史的经验告诫我们，万不可急于求成，要充分考虑到社会实际，秉持大局观、发展观，切实制定发展规划，并按照既定计划，先全面实现“小康”，然后在此基础上，真正将我们共同的“大同”理想变成现实。

作者简介：白久令（1996.09-），女，汉族，籍贯：甘肃平凉人，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18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政治学理论，方向：民族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