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怡洁

《桑切斯家的孩子们：

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

作者：奥斯卡·路易斯

译者：胡欣谆

出版方：左岸文化

出版时间：2020年4月

当路易斯（Oscar Lewis）出现在墨西哥城桑切斯家门口之际，他抱持着的问题并非“贫穷”是什么，甚至也不是要为他创造出来的“贫穷文化”这个概念找证据。他在问：在一个过度拥挤、脏乱、缺乏隐私、步调快速、物质贫乏、高度社会性的环境下，人究竟如何经历工业化与城镇化？他们怎么想，他们怎么看，他们如何思考与感受？

贫穷可以是具体事实，贫穷也可以是抽象概念，贫穷可以是日常生活，贫穷也可以是需要介入的问题。“对贫穷作战”是某些人政策辩论的主题，但却是另一些人的生活方式与“命运”。我们或多或少都尝过贫穷的滋味，看过贫穷的处境，或是读过小说看过电影，可以设身处地去同理贫穷。甚至，我们还会更进一步采取行动，去当志工，去参加贫民窟小旅行，去让自己亲身走过那些街道、跟那些人谈话。眼前的场景与活生生的生命撞击你的心脏，在涌出各种难以名状的激动情绪中，你想介入，你想帮助，于是你又去参与了探讨社会阶级与不平等的讲座，你对于资本主义或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结构性问题朗朗上口。但在这一切之后，你知道你终究还是不了解“他们”，你还是站在一个远远的距离旁观，你仅是以概念来填补空白，这个时候，《桑切斯家的孩子们》将是你会需要的一本书。

工人社区的高度分层

相较于有些人相信弱势者无法表述自己，必定需要别人来帮他表述，路易斯展现了对穷人的平等态度与信任感。路易斯先抛下所有能够类别化这些人的概念，采用了一种即使是人类学著作也很少见的写作方式，他刻意减少研究者的分析，几乎完全让桑切斯的家人们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出自己的故事。《桑切斯家的孩子们》表明了弱势者也能够看穿自己的处境并且深知自己是自身以及社会危机的受害者;他们的自白，可能比任何社会科学家所希望能够说出的都还要准确。与其他充满术语的人类学著作相比，它生动、精准、幽默且栩栩如生，读起来会给人一种情感上的满足感，这让《桑切斯家的孩子们》一出版就马上变成畅销书，而且是人类学著作史无前例的畅销，但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在学术界引发了诸多讨论与褒贬两极的评价。

用概念来理解一群人，与用生活来理解一群人，会有多大的不同？同时被恩格斯与作家罗伯兹描述过的经典工人社区可以作为例子。

“这个人家里出身很‘低，你们不要跟他玩”，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出自宰制阶级的父母警告他们小孩远离底层阶级的孩子，但实际上却是发生在英国公认最贫穷的“经典”贫民窟沙佛尔德（classic Salfordslum）“之中”。这个贫民窟是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的取材来源。同样的贫民窟，也一样被作家但同时也是该地居民罗伯特·罗伯兹所描绘（他以此地为场景，出版过《经典贫民窟：世纪初的沙佛尔德》《衣衫褴褛的教育：在经典贫民窟长大》《被关住的舌头》等书与相关文章，被誉为工人阶级自传的经典）。

在罗伯兹的笔下，沙佛尔德贫穷、肮脏、过度拥挤、生活将就、高自杀率、教育失败、向上流动概率极低，也无怪恩格斯称其是个“经典工人社区”。但罗伯兹旋即用他栩栩如生的描述挑战我们对工人社区的刻板印象。该社区内部并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同质化”趋势，反而是一个高度分层、井然有序的小社会。在这个分层的小社会里，位于最高阶的是“菁英”“ 贵族”，由几个领头的家族来担任，通常是街角的小店主、酒吧老板、技术工人与商人，他们在社区中深具影响力，并怀着向上流动的抱负。而社会底层则是由被鄙弃为“低中之低”（the ‘lowest of the low），或被简单称之为“没级”（no class）的人群来组成，包括无技术工人或季节性工人（如码头工人）、街头小贩、砍柴贩卖者，以及乞丐。社区内女性普遍参与劳动，多半在纺织厂工作，但也因她们从事的工种而有分层。织工（weaver）被认为是“顶级”，接着是络筒工（winders），细纺工（spinner）则被认为是不体面的，因为这向来是爱尔兰人从事的工作、薪资比其他部门低，加上工作环境潮湿炙热且地板滑溜，女人工作时常赤脚、衣着轻便，还会被认为在道德上“漫不经心”。社区里的每个人都清楚这个分层体系，并对每个人的社会位置了然于心。这个社会位置决定并维系着个人在工人社区内的信用能力与影响力。即使普遍贫穷，皆从事劳力工作，居民们仍努力用“诚实”“ 体面”（respectable）来建立并提升自己在社区中的地位，尽可能地在各方面维持声望（prestige），对于那些声名狼藉之人，则避之唯恐不及。

在这个经典工人社区里的所谓的 “工人阶级”，没有自然因“共同的目标和文化联合起来”并拥抱他们的“历史命运”。在居民的心中，阶级斗争确实存在，但并非是联合一致对抗主宰阶级，而是发生在社区内部。斗争更多是关于如何在社区内部争夺社会位置的搏斗，是“与命运的奋斗”而非“对雇主开战”。在这个所谓“工人社区”里的“工人阶级”，因而呈现一个社会金字塔，与外界人士对所谓“工人阶级”流于同质且感伤的描绘，英雄且正气的塑造，或是斥之粗鲁低能的鄙视印象都截然不同。

路易斯试图超越这种研究者与作家、观察者与内部居民观点的二元对立。我们对于贫穷的概念性解释普遍是指经济上的剥夺、生活中缺乏组织或是物资缺乏，但路易斯主张穷人所身处的贫穷，以及他们每天面对的日常，不能将之仅仅定义为此。长期生活在贫困状态会成为结构性的存在，为人带来特定的理性（rationale），并发展成一种人在动荡、拥挤的生活条件下能够继续每一天的防卫机制。路易斯将之称为“贫穷文化”，并主张贫穷文化比贫穷更难消除。

贫穷作为一种文化

我们可以试想当我们面对贫困的处境时会有什么感受？我们可能会觉得自怜、无奈、愤恨、控诉。那再试想如果是长期处于贫困的状态，或是一出生就是在这样的社区中呢？以上这些情绪可能还是会有，但很快你就要超越这些并学会生存。你可能要习惯家里只有一个房间但永远会挤很多人;你可能要学着跟爸爸后来的伴侣与他们生下的姊妹们相处;你可能要够机灵、够狠、知道如何打架，混帮派结盟并同时在社区中争取地位与尊重;你可能要知道如何用五分钱让大家都吃得开心还可以招待朋友;你可能要知道离家出走时可以去哪里住;你可能要有能力在被情人抛下时毅然走出来自己带孩子;你可能要学会如何应付街上无故找你麻烦的警察，被丢入监狱的处境……除此之外，你还要学会接受这一切但又不至于绝望，一无所有还懂得慷慨，你要有幽默感、要知道如何苦中作乐，你甚至还能时时帮助你的亲戚，你会尊重那个在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还坚持着责任感并喂饱你的人，即使他对你满怀爱意却从不假辞色也不愿靠近，你渴望爱的证明，却总挫折于得不到半句温言温语。你与所有的机构、制度、工会都保持距离，觉得事不关己且懒以闻问，或打从心底不信任他们，你还比较相信靠着自己的机巧游走在非正式的经济与政治领域中的功效。你可能有机会当老板，但會因为你的坚持（如善待你的员工）很快使你再次回到贫穷。安顿在贫穷中，需要一些惯习、心态、行为模式，这些长期下来就累积成文化。这“贫穷文化”帮助你适应贫穷的状态并在其中存活下来，只是一旦你浸淫在这种文化中，它也阻止你脱离贫困，你会开始认同这是你的一部分，你会不想往上爬，你会即使离开了，最终还是选择回到这个最熟悉且你知道如何“尊严”地活着的地方。最辛苦的是那些身在底层却有“中产阶级心态”的人，如康苏薇若，挣扎着往上爬，却总是挫折不堪地回到原处。

“贫穷文化”因而透过家庭一代传给一代，成为一种持续的状态，其特征包括失业或是不充分就业、从事低薪与不需要技术的工作、童工普遍、缺乏现金无法储蓄、需要钱时就靠高利贷或非正式金融，无多余食物等。因无法提前计划，遭受贫穷的人们普遍不负责任，喝酒与诉诸暴力是对压力的经常反应。但贫穷文化也并非没有积极正向的面向，在持续的不稳定中，人们养成一股对自由的强烈坚持，一种活在当下的生活能力，以及对财产豁达的态度。

到底谁是“穷人”？

即使已有“贫穷文化”这样的理论假设，在访谈时心中也必定有对贫穷、工人、剥削、不平等、资本主义等的种种概念，但当我们在阅读《桑切斯家的孩子们》时，却没看到路易斯马上拿出这些概念来解构、解释人们的生活处境。我想路易斯清楚当这些概念一端出来，就像擦了阿拉丁神灯，巨大的精灵将盘旋在所有的材料之上，研究者与读者就难以避免地会把它当“滤镜”来筛选我们所能看见的东西。若我们用贫穷这个概念去看人，我们只会看见“穷人”，看到“穷的”桑切斯一家人只能挤在一间房间里、垫着麻布袋睡在地上、没有什么家具、工作时有时无、混帮派、性早熟、不信任、痛苦、愤怒，强烈的无价值感。但我们可能就会因为不知如何安放那些“不典型”“不符合”的其他事实，而只好视而不见，从分析中删除：如桑切斯家持续请佣人、餐桌上永远不缺面包、他们都乐在工作、爸爸是工人但也做着利润颇高的生意同时有三个家养着二十五个人、他们常去跳舞、看电影，适当的时候想写诗，想看见人生的美好。虽然擦一擦就跳出神灯的精灵，可以帮助我们（读者与研究者皆然）很快地在混乱无序的日常生活中找到理解的方向与一条通往结论的快捷方式，但这个精灵也会反过来偷走所有真实却无法放入概念框架中的细节。结果是，吃掉这些不符合概念的真实的精灵越来越胖，但我们手握着的神灯却越来越老，且过度使用。最糟的是，我们再也没有机会找到新的神灯。

换句话说，把贫穷放在前景，把穷人的生活作为证据，可以方便我们去思考、理解或改善贫穷，但可能也容易产生“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只看到符合贫穷状态的特征，而对其他不符合贫穷的事实忽略不计，或存而不论，进而把身于贫穷状态下的人给同质化、他者化甚至受害者化（victimized）了。到底谁是“穷人”？在经济上被剥夺、生活中物资缺乏的人们都有一样的心理状态吗？他们需要什么？这些都不是能够直接从概念就“预设”答案的问题，我们必须一直去问，一直去寻找答案。《桑切斯家的孩子们》这本书在这个时候出版，再次提醒着我们去重新了解，重新概念化身边正发生的贫穷。

今日，我们知道许多专门研究工人社群的社会科学家都在反思把人群同质化后可能产生的问题，如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呼吁我们除了要关注工人阶级的“物质世界”之外，更要关注他们的“意义世界”。钱宁·裴瑞（Johnny Parry）则关注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层，不停思考“工人”这个集体名词是否遮蔽了群体内部的阶级分化，并主张应把阶级看作一个与其他社会身份与地方历史脉络相互作用后产生“阶级化”过程的结果。

我们是想要透过人来了解贫穷？还是想要透过贫穷来了解人？我想如果拿这个问题来问路易斯，他的答案肯定是后者。值得注意的是，路易斯选择这么写，让民族志读起来像“小说”，绝对不只是同理与温善而已（即使这些不言而喻），他毕生都在思考如何精进人类学的方法论，并找到一种可以用在现代社会研究中的民族志書写。他出版的几本著作一直持续关注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中人的处境与回应，他反思以理论概念为先、预设“历史必然”、仅拿人的生活来验证的做法，也反对并试图修正各种“文化”概念下，过度同质化社区与人群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