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昕

一

回顾1990年代初的中国当代文学，我们仍无法忘记诸多文学潮涌之后的“晚生代”一族。他们的出现，给1980年代中后期渐显疲惫的文坛，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其时，以邱华栋、朱文、何顿、张旻、东西、徐坤、毕飞宇、祁智、李冯、刁斗、韩东、鲁羊等为代表的，被称为“晚生代”作家的出现，构成了1990年代小说界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线。至今，再度审视这批小说家的创作，仍然觉得他们“恰逢其时”的出现，及其所构成文学现场，并非以叙事技巧、叙事语言等修辞策略的选择和创新令人兴奋，而是凭借着在题材领域的进一步开拓，对当时现实和文化语境下人的心理、精神世界，做了极富深度的人性发掘和呈现。他们并非简单地接续“寻根”“新写实”“先锋”等的流风余韵，拖曳出此后文学对生活现场的反应，而是有着自己的精神“站位”和文学信仰。他们试图穿越1990年代“存在與虚无”的形而下叙述，以及形而上思考生发出来的令人感到沉重的文学思辨，越过文学与意识形态的过多纠结，在逼视现实的残酷性和复杂性的层面上，在一个更加切近生活本身的维度，重新审视现实和人性的状况。应该说，在他们的写作中，文学相对进入了一个平缓期，这些作家不再对社会的、历史的大问题充满浓厚兴趣和热衷，而是竭力让那种曾有的迷失感，隐藏在“时尚性”写作之下，避免让文学写作普遍成为即时性的、消费性的写作。我们注意到，在他们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人与人、人与环境、生活方式、两性关系的主题与倾向，宗教和深度思想已暂时消退，浪漫主义进一步削弱，非批判的现实主义蔓延开来。因此，“晚生代”小说成为“后新时期”文学发展中极为重要的内容。这里，我们以其代表作家邱华栋的小说创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通过对邱华栋小说欲望化叙述表现形态的分析和评判，特别是他对当下人们生存的精神虚无、伦理价值等精神意向的探索，可以进一步重新认识那一批“晚生代”作家的写作品性，以及作品的价值、意义所在。

可以说，从1990年代至当下，还没有一个小说家像邱华栋这样，在大量的迄今为止几乎全部作品中，不断开拓小说叙事的题材范畴，倾尽全力地表现人的欲望与梦幻，表现欲望在现实、在现代都市中的极度膨胀和消长，通过对欲望的展示，表现城市，表现人性在生活中的错位，表现不同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下，人的情感、内在隐痛和人格裂变。从不同的现实维度表现变动不羁的生活与时代的特性。我们感觉，邱华栋像一个穿行在灵魂、欲望沟壑中的刺客，以他所具有的非凡勇气与胆识，在稠密的城市、人群和历史的苍茫中游历并记录下亦喜亦悲或难言悲喜的生动故事。

彼时邱华栋的写作，就充分表现出对人的自然天性和基本欲望的肯定。在他看来，当代生活史，就是欲望的力量不断产生、高涨、满足以及不断松弛、懈怠、再起、紧张、期待等周期性循环的历史。“一个民族的历史，也就是这个民族的群体欲望不断此起彼伏的循环兴替”，“在欲望的鼓动下，生活展开了它那绚丽的画卷。欲望是‘生活之父，是生活程序的软件”。？譹？訛当代中国自迈进1990年代以来，一个“无欲”的社会，似乎已经在时代的剧烈阵痛中轰然倾覆、坍塌，在那片瓦砾与废墟之上，欲望的洪流开始在现实世界的每一个路口喷发或静静流淌，而这种欲望的冲击，骤然使现实生活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而且，丛生的矛盾、欲望及其真实灵魂映像的生成，则主要集中在现代城市。其实，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都市才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而大批村镇人口从四面八方涌入城市，成为城市的新移民，充分表现出整个社会与时代的浮躁、骚动不宁。邱华栋的小说，充分表现着都市空间本身的成功扩展和膨胀、现代生活节率推进的快感与高速旋转后精神坐标的倾斜。特别是1990年代之后的几十年里，人的存在性焦虑和浮躁变本加厉，人的精神性危机和心理蜕变日益外化，不同价值观和文化异质性，锐利凸显，锋芒毕露。那么，邱华栋是怎样表现这种文化上的激进和其对世俗生活的审视呢？直面生活、存在世界时，他会如何叙述和呈现？

二

六七年以前，陈晓明曾梳理过邱华栋短篇小说写作的文学地图，将其短篇小说划分为三个系列：成长题材的“西北偏北”系列、都市生活题材的“时装人”系列、北京郊区新型社区生活的“社区人”系列。三个系列共一百六十余篇，让我们感受到邱华栋写作的勤奋和痴迷，以及他对各种题材广泛而深入的涉猎和沉潜。这些，昭示他进入了当代现实世界的开阔地带。我认为，1993年之后，邱华栋都市生活题材的“时装人”系列短篇小说特别重要，显示出邱华栋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现实的敏感而清晰的观察，也是邱华栋的写作日趋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我也十分看重邱华栋这个时期的作品。以《时装人》为代表性文本的这类作品，像《公关人》《直销人》《电话人》《钟表人》《化学人》《乐器推销员》《偷口红的人》《沙盘城市》等五十余篇，都是将都市和人纠结在一起，凸显人性的变异、变形和现实的荒诞，表现作家所体悟到的都市经验。邱华栋可谓书写城市生活的高手，在这些小说中，他将都市人的存在感、焦虑和人物内心的风暴刻画得淋漓尽致。他的笔触直抵人物心理和灵魂的细部，同时，将人物、事物和城市存在的表象，进行象征化、隐喻性的抽象处理，凸出人物情感的强度、烈度和逼仄，让人物在相互的纠结、冲突中，彰显出彼此的陌生、梗阻和无法沟通。这些也成为对都市人刻骨铭心的伤怀记忆。

我是一个惧怕生活的人，长久以来，我都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我住在一幢一百层楼的第四十九层，我已经有一个月没有下楼了。我储备了足够的食物——我有一个储量很大的冰箱，足以准备好几个月的食物。我不知道我是否得了什么病，因为，我已经不习惯于在生活的洪流中与人面对面地相遇。我喜欢窥视——真的，我是说我只喜欢窥视生活，因为生活变化多端、转瞬即逝，已经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被我抓住的永恒的事物了。就在前几天，电视上连篇累牍地报道着一个著名的夜间音乐女节目主持人被杀的事件——她是一个风韵非凡的已婚少妇。但现在，电视却在大谈着中东某个国家因为种族和宗教原因引起的一次大屠杀。到底什么是人们应该持续谈论和把握的？我不知道。因此，我憎恨而又惧怕陪伴我度过一天的大部分时间的电视，尽管它每天都给我提供流动的真实与幻象相结合的图景，让我处于一种不断变换场景的梦幻之中。（邱华栋《时装人》）

我认为，无论怎样讲，短篇小说《时装人》对于邱华栋的写作，都具有重要的文化、历史意义。这也是邱华栋作品中，最令我难忘的篇章之一。在1990年代的现实激流中，邱华栋面对的是一个既出现转机、生机，也同时滋生一定程度危机的时代。但是，他很快就捕捉到存在世相发生的重大变异，敏感地意识到小说叙事应该承载的使命和责任。电视“每天都给我提供流动的真实与幻象相结合的图景，让我处于一种不断变换场景的梦幻之中”，像小说人物的这种感受和体验，从整体上冲决了人们以往的生活惯性和基本理念，那么，人们该会怎样去面对？在这个时期的这组小说里，邱华栋的叙事穿透了生活的表象，直接选择一个个虚拟的故事，来象征和喻示现实最令人惊悚的可能性。在《时装人》中，他的叙事故意放大了大猩猩和时装模特的对峙，凸显“时装人”所引领的世俗狂潮形成的所谓现代或后现代的奇异景观和乱象。开始，我们可能会惊异大猩猩为什么要攻击“时装人”，明显地，双方这种隐喻性的、虚拟的冲突，已经远远地超越了经验层面的伦理想象。毋庸讳言，“我”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惧怕生活的人，为什么人与动物之间充满了敌意？

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伦理都在人性和欲望的罗盘上，经受着艰难的考验。尤其城市，像一座巨大的、时刻都在轰鸣的机器，不仅将人们迅即带入绚丽的场景里，还在立体化的多维时空中，挤兑和碾压着人们日益膨胀的内心。如何呈现、描述和理解这样始料未及的现实，深入体察正在发生的无数“二律背反”的心理、精神、灵魂命题，显然，这里隐匿着相当大的、令人生畏的认知难度和表现难度。

人应该有自己特有的样子，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澄清究竟谁是现实、存在的叛逆者。作家邱华栋在很早的时候，就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泯灭个性和差异——人性的“格式化”将会引发人性的膨胀以及生活世界的不平衡和震荡。无疑，他发现了这个世界虚妄和空洞的一面，人在丧失掉自己最本质、最质朴的品质之后所追逐的欲望，已经远远超越了应有的极限和边界，因为极限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伦理、资源，都有自身的规律，任何一种肆意的不合规律的挑战，都会引发纷扰和困境。或者，当生活出现了较大的“灰色的人群”，我们世界的颜色和心理秩序就会发生异样，人类自以为是的某种“时尚”，从整个自然和人类社会关系的视角看，都不免会显出狭隘和偏执。实质上，这是一个哲学问题。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有自己认识世界的方式和策略，人类世界，在两只大猩猩面前所表现出的自以为是和轻狂，直至恐惧、消灭之，也需要得到必要的纠正或反省。我们恰恰应该正视的，就是我们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包括与理应自然的生活、生命状态任性地自我“切割”。包括邱华栋的其它此类短篇小说《直销人》《电话人》《钟表人》《化学人》《乐器推销员》等，大都是将人性在精神和心理层面的危机，彻底地裸露出来。在叙事中，无论是反讽还是戏仿，隐喻还是写实，抑或描述人的幻觉，邱华栋极写人物主体性的逐渐丧失，不能自已。邱华栋在叙述中“硬性”地置入大量不可思议的场景，刻意让事物或事件呈现出令人匪夷所思的状态，制造出人物的心理落差和精神困惑，面对不知所措的未来，一切都变得难以破解。《直销人》写一个家庭如何“臣服”于“直销人”——“广告人”的装饰和摆布，夫妇俩莫名地听命四个直销人对他们生活的所有安排和设计。家庭内部的主要生活设施、炊具和家用电器，甚至在卧室内安装上摄像机，都由直销人布置。摄像机直接逼视着夫妻性生活。在工作环境里，直销人从办公设施到“由国旗改制的鹅毛笔”，以至整个公司的午餐，都改成由直销人提供的“人与宠物狗都能吃的精美食品”。最终，直销人几乎逼疯了这些无可奈何的人们。无处不在，像“时装人”一样，他们试图让生活和世界“格式化”，成为消解和泯灭个性和自然状态的新势力。这样的情形，始终延展在我们生活的无限绵长的日子里。

其实，我更愿意以《沙盘城市》这个短篇小说，来概述或“归纳”邱华栋这类题材文本的思想、精神维度。邱华栋从沙盘般的城市，象征性地抽取、剥离出城市文化和生活的基本特性、品质：

有时候我觉得北京是一座沙盘城市，它在不停地旋转和扩展，它的所有正在长高的建筑都是不真实的，我用手指轻轻一弹，那些高楼大厦就会沿着马路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依次倒下去，包括五十二层的京广大厦和有三百米高、八十八层的望京大厦。（邱华栋：《沙盘城市》）

小说以“沙盘”的意象，描述大都市北京给人带来的心理、精神眩晕、压抑和失重感。主要是虚幻感，这成为新一代“北京人”的整体感受和不灭的记忆。在1990年代初，各种“城市流浪汉”，怀揣不同念想奔赴京城的各类“京漂”，都将北京视为一座可能带来梦想和希望最大化的所在。那一段岁月在这里所发生的故事，也像“沙盘”一样遍布京都的每一个角落。它们与这座城市一样，内心、精神的“隐秘结构”永远隐匿在时间的甬道里了。

看得出来，邱华栋不仅仅只是想通过对现实中一个个故事的处理，审慎而痛心地反思人类对自然秩序、人自身发展规律的肆意毁损，而是要让我们看见人性在一个时代里的整体性扭曲或变异，这其中不乏些许无奈、惆怅和悲怆。在自然的法则面前，并不是所有的问题，所有人都能够轻松地解决，其实，这里蕴藏着我们时代一个巨大的政治、文化和哲学的命题，它向我们这个时代发出质疑、忧虑和天问。作家对生活的责任感、勇于担当的情怀，内心的不安、犹疑和焦虑，都由此凸显出来。可以说，在1990年代中前期，很少有作家像邱华栋那样，超越以往的审美思维惯性和单一的、局限性的、某种本质意识导向，如此聚焦城市各个阶层的生存现场，发掘一个时代的社会历史症候。他没有在城市建筑的玻璃墙和楼盘的丛林中，迷失于欲望表象的雾霭和神秘，而是穿越俗世的、繁荣的假象，在暂时尚且无法解释的吊诡中发现虚无、模糊背后的真相，以及现实的终极困境。邱华栋这类短篇小说，似乎都在探寻一种现代社会生活、存在的结构，这个繁复的存在结构，经由他的数篇小说文本的叙事，充满了抽象现实又超越现实的文本张力。邱华栋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纯粹的“新力量”，将人性和现实绑缚一体进行有序地梳理、清理、整饬，并反思人性、事象、生态及其窘境，这是一种对于现实极其自觉的、充满人文情怀的审视和判断。这时，不禁让我想起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说过的一句话：“我要的不是事象的结构，而是重现那些事象所隐藏的张力，一如花开展示了树的张力。”我觉得，从一定的意义上讲，结构和视角，就是小说的政治。邱华栋竭力想发掘和营构的事物，就是以自己的经验结构，重新认识和整理现实的表象与格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通过“互文”，对现实进行细腻的整理和文本修辞。在超验的文本空间内，以美学的方式贯穿、整饬“此刻”現实、存在和人性的根本状况、处境，以文本阐释和包容现实。可以说，邱华栋写于这个时期的这些短篇小说，像历史进程中的一幅幅微观缩影，简洁而浩瀚，它们完全可以作为那个历史时期人与社会现实的存档，成为人性蜕变中的永久记忆。邱华栋几乎写尽了城市的要素，而他所追踪和叩问的，则是人性的变异和世俗的訇然变化，因为一个作家最终想解决的问题是，透过世界的表象洞悉存在的真相。我相信，这也是一位作家的使命和担当。我们看到，邱华栋在三十年前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我们，作家凭借艺术直觉和审美呈现的事物，其所具有的预见性令人敬畏，而且，他的文本更是对当代生活的有效突围和预警。我认为，邱华栋这组短篇小说，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短篇小说写实的局限，扩张了想象的边界，体现出一种新的真实观、艺术观。文本首先界定或拟设叙述人或主人公处于“非虚构”的状态，这既是叙事视角选择上的突围，也是基于叙事者的一种真实。这就让我们认可，我们对于现实的理解并非仅仅由叙事主体所主宰，文本描述的一切存在仅只是一种可能性，其中还隐含着虚构、夸张和隐喻的因素。我们所看到的生活表象和存在世界，是模糊不清、模棱两可、匪夷所思、似是而非的，任何人与事物都充满不确定性，充斥着迷魅或魔幻。呈现的和没有呈现的，都隐匿着某种必然和偶然因素。就是说，这里不再追求写实主义的所谓“准确”和“细部修辞”，而是将人与事物及其相互关系叠加在一个“夹层”之中，造成“陌生化”的叙事效果。具体说，就是作家将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写“虚”了，而在这个貌似虚幻的情境里，我们却甄别出人性的真实状态和灵魂的形状。在邱华栋看来，人性是不能过度深挖的，如果以理性的维度和路径不断让文本“下沉”，叙述所得到的结果可能是极其虚无的状态。从这个角度说，邱华栋的小说叙事，避免了另一种“存在主义”的危机。

三

我没有想到，截止到现在，邱华栋竟然已经写作了两百多个短篇小说。当代作家中，大约只有苏童、刘庆邦、范小青短篇小说的创作量超过两百篇。这已经足以见出邱华栋对短篇小说这种文体的喜爱、执着。邱华栋在即将出版的小说集后记中说：“我写短篇小说的时候，喜欢一组组的写，有一种图谱式的组合。其实，我是为了强调小说题材的特异性，类似音乐的不断回旋，写一篇是肯定不行的。一组组的小说，用多个拼图的侧面，来加深题材的丰富性和深度。我写作的时候喜欢听音乐，这音乐只是单纯的音乐，不能有歌词，不然那歌词就把我写作的思绪带飞了。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是一边听摇滚乐、爵士乐写作，为了我的小说语言也能找到音乐的调性和年轻人的感觉。三十岁之后，我听的都是欧洲古典音乐，作为我写作的声音背景。四十岁之后，我听的更多的是古筝和古琴。这与成长中变化的生命状态和心境有关。”（《十个武侠客·后记》，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对于邱华栋的写作状态，不时地就有人问他，你是怎么转换大脑的？你那么忙，怎么就能很快转换到写作频道的？是的，平时他的工作很忙，对于他来说，工作又是第一位的，总要首先干好。写作是业余的。那么，从工作状态转换到写作状态，音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背景音乐一响起来，我就入定了，进入到写作的澄明状态。音乐虽然抽象，也能带来写作灵感。比如，有段时间我常听古琴曲《广陵散》，听多了，就想到了嵇康。不知怎么眼前就浮现出嵇康打铁的样子，以及钟会前来拜会他的情形，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少年侠客，无名，他在嵇康被杀后来到四川，用古琴琴弦杀了钟会——我的想象就在古琴乐曲中浮想联翩起来。这就是《琴断》的由来。”（《十个武侠客·后记》）可见，邱华栋的写作发生，他的叙事文本的生成，包括他处理写作与现实生活关系时的自由而审慎的姿态，可谓一丝不苟，其来有自。“我也不喜欢被读者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作家。何况，中国作家的写作资源是那么的丰富，对自己拥有的财富却浑然不觉，所以要有文化自信，要能讲好我们的故事。”（《十个武侠客·后记》）我感到，邱华栋所忧虑和恐惧的，是对存在和现实的麻木和淡漠。这也是当代中国作家最应该警惕的问题。

《唯有大海不悲伤》《鳄鱼猎人》和《鹰的阴影》这组小说，表现出邱华栋对新现实和新问题的关注，对另一类题材领域的开掘。

《唯有大海不悲伤》是一篇有着开阔叙事格局又极具戏剧性的小说。它以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意外事件，直接导入对人生、存在、价值取舍、人与自然以及呈现我们的人性状况、精神症候的探索。幸福的胡石磊一家三口，到巴厘岛海滨度假，儿子意外招致强力的暗流或回流水流，被带入海水的纵深处，永远迷失在大海之中。悲劇如此突然而至，继而，连锁的不幸也接踵而至。妻子怀孕数月的婴儿流产，悲伤和不测让一场本可以旷世的婚姻迅即“无疾而终”。难以预料，一场意外的遭际，竟然会改变人生的走向，个人在存在世界里，竟然如此脆弱、不堪一击。可以说，这完全是人生经历的一场残酷的遭遇。我们会想到这样的问题：胡石磊将如何面对生活？他会怎样面对大海？他会不会与吞噬了儿子生命同时也令他的家庭解体的大海为敌？我们没有想到，胡石磊竟然开始学习潜水。这时，也许胡石磊才终于真正地“曾经沧海”了，仿佛再次经历一场人生的炼狱。“潜水”在这里俨然已经不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而是试探和淬炼人性和人生品质的路径和方式。

读罢这个文本，我们会思考并发出怎样的诘问？这篇小说终究想告诉我们什么？邱华栋是想写出一个人的悲伤，到底应该怎样消解吗？那么，作为生命个体，我们对大海、对自然到底知道多少？人与自然可以沟通到什么程度？世界和人生、人性的表象和真相又是什么？当然，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的存在空间和维度，都有自己的生活轨迹和秩序，人与大海和自然之间以何种方式联通？显然，邱华栋写作这篇小说的时候，一定用心地思考过以何种角度进入人心、人性及其救赎命运的途径，他想解决人在生命困境时，如何保持自己的尊严和存在感的问题。在这里，大海的宽容和吞吐，就成为他摆脱自身危机的精神性力量，大海可以使人重新释放人性的光辉。胡石磊的选择是在痛定思痛之后做出的自我决断。他在丧子失妻之后，没有咬牙切齿，不呼天抢地，在经历了一切之后，胡石磊如此克制，开始进行充满魅力、理性的灵魂操练和磨砺。他在大自然的海洋里，感悟和体验到安放灵魂的方式，寻觅和感知着人与整个世界相处的方式。“完成了这次美妙的自由潜水，胡石磊感到自己就像一条海鱼了。他想，假如人是从海水中来的，那么，自由潜水就是人复归大海。大海也将重新接纳我，大海是人类的母亲，这个母亲不会讨厌人的返回的。尤其是，胡石磊想，我的儿子也在大海母亲的怀抱里了。”实际上，大海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容器，它具有可以宽容，包容一切生命、情绪、情感、不幸、欲念、犹疑的整理和调节系统。潜水，成为一种生命的沉潜，它是一种人对大海、人对自然的寻觅、相知和攀附，也是让自己超越生命极限和临界点的尝试、挑战。胡石磊沉潜海中目睹抹香鲸与大王乌贼的搏杀，细致地观察抹香鲸母亲带着小鲸鱼搅动起来的水流，看到大量水藻和巨型海带构成的海底森林，在海水里，他产生了幻觉，他看到那些大鱼时，仿佛看到儿子的身影，同时，他也感到自己回到了母体。显然，惟有当胡石磊将大海作为自己的母体时，他才真正从灵魂深处，体味到海明威的“你尽可以毁灭他，但却打不败他”的境界。这是因为胡石磊彻底整饬了自己的生命哲学和存在逻辑，他潜伏在大海里，像躺在母亲的腹腔里，他在海水中的冥想，就仿佛一个胎儿想回到母亲子宫的冥思。胡石磊将对儿子的思念，转化为通过潜水消解创伤，大海里无数生物的存在方式，给他重要的启示，使他感悟到生命存在的依据和灵魂升华的触点。

从人的命运和自我救赎的视角看，这个小说是一个“圆形结构”。文本叙述的重心，似乎聚焦环球潜水运动，实际上是沉潜于心理和精神的抚慰和复位。在遭遇一场丧子失妻的家庭不幸之后，一个人可能的选择可以是“水随天去”，也可能是涅槃重生。邱华栋让胡石磊选择了“重生”。实质上，像《唯有大海不悲伤》这篇小说，潜在地隐藏着一个“逃离——回归”的生命轨迹或模式，当胡石磊陷入巨大的悲伤的漩涡时，他感到自己的人生已经穷途末路，面临心理和情感的碎裂和危机，最终，他于大海的沉潜和沉迷中，找回了尊严和自信，找回了重生的勇气。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说，邱华栋既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也是一位理性主义者，长久以来，他始终在一种纠结的、自我博弈的思维逻辑中平衡着自己的内心。虽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认识现实、理解世界时所持的是截然相反的策略和途径。但是，我认为，作家的叙事仍可以在“感性”和“理性”这一对范畴之间，获取小说虚构对生活、存在世界进行重新修辞的可能性。因此，在文本中处理感受和经验的过程中，邱华栋面对极难把握的碎片化的现实和存在，他时而将貌似完整、结构性超强的事物“打碎”，分析和过滤人性、精神的穴位和痛点，时而将碎片化的事实作为焊接、组装的材料，“还原”其本来的面目和真相。

四

现在看，邱华栋写小说已经超过三十五年，应该说，他始终是一个快乐的写作者。这些年，我们看到，他始终不断寻找新的写作资源，拓展自己叙述的疆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写的很杂”。其实，这一点对于每一个小说家都是异常重要的。小说写作的生命力，就在于要具有旺盛的创造力。所以，邱华栋之所以写起来总是非常快乐，就因为他不拘泥，不轻慢，不张狂。看上去，他似乎写起来有些随心所欲，不拘一格，但张弛有道，有条不紊。“我不喜欢重复，就经常换换手，换换写作的题材，左手写了当代的，右手就写历史的，也许以后还写写科幻的。这能让我保持写作的兴致，让读者也感到新鲜。”（《十个武侠客·后记》）题材选择的不断变化，必然带来新的叙述冲动和激情。同时，我惊异于邱华栋的写作体量竟然如此之大，长篇、中篇和短篇，各种文体和题材，既是书写者，也是思想者，满怀豪情，运笔自如，游弋逍遥，不拘一格。也许，他坚信只有这样，才会在写作中探索到更深邃、更广阔的叙事领域和表现空间，才能捕捉到存在世界和人性的诸多可能性。而这一切的文本实践，都源于他对现实最切近的深刻理解。其实，邱华栋在十五岁的时候，就曾写过一部小长篇武侠小说。可以说，这是他熟读金庸、梁羽生和古龙小说产生写作冲动的结果。虽然，这部小长篇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邱华栋却早已将“武侠”“江湖”的情结，深藏于心，挥之不去。许多年以来，他潜心熟读《燕丹子》、汉魏笔记、唐传奇、宋代笔记、明清侠义小说、民国武侠小说等等，不断地积累和沉淀文化、小说文体等方面的修为，这无疑也是有意或无意地为再写武侠小说做着准备。所以，在邱华栋这组小说里，可以明显感受到其阅读经验的深刻影响，并且，重新梳理自己的艺术思维逻辑和表现策略，将自己的情怀寄托于这一轮写作实践。应该说，写“武侠”这种“类型小说”，对于邱华栋这样一位“纯文学”作家来说，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很容易被划为“剑走偏锋”而成为文坛“异类”。但是，邱华栋近些年的阅读和写作实践，让他深刻体验到自觉、直悟和自力修行的信念和活力，因此，邱华栋“武侠”叙事的品级极高，自然属于那种率性而为，处于一种“不执著”的写作状态。这样，在叙事中，他既解放了自己，也解放了叙述和文字。

归结起来说，从文学写作的审美层面看，其叙述语言通俗平易，叙述节奏舒缓有致，文字推进克制，文体结构和格局大气、洒脱、从容不迫，叙述注重情节、故事逻辑的严谨，细部修辞不拘一格。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不仅个性鲜明，许多人物堪称是“武侠小说”人物画廊鲜见的角色。小说的文体，格调优雅，没有传统“类型小说”那种固化、粗鄙和轻浮炫耀之气。具体按着文本叙事内容的年代，两千余年的历史烟尘，帝王平民的存在轨迹，恰如空谷足音，穿越时空，依次飘然而至：小说《击衣》写的是春秋晚期的刺客豫让的故事;《龟息》是以秦代为背景;《易容》是以王莽新朝覆灭为背景;《刀铭》写的是东汉，取材于《后汉书》;《琴断》取材于大家耳熟能详的魏晋名士嵇康的故事;《聽功》的时代背景选择的是唐代，以唐太宗李世民换立太子事件作为小说叙述的线索，取材于《旧唐书》;《画隐》就写到了宋徽宗时期;《辩道》则与蒙元时期忽必烈召开的一次佛、道两家辩论有关;《绳技》描述的是建文帝和燕王朱棣之战后的下落问题;《剑笈》的背景则是乾隆皇帝让纪晓岚编修《四库全书》，部分情节取材自《古今怪异集成》。如果我们按图索骥地“索引”这一组小说，就可以基本上梳理出一条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清代的两千多年中国古代刺客、侠客和侠义精神的脉络。他把一个个刺客和侠客置于某个著名的历史事件中，并对历史情景进行重新想象和再度“结构”，而且以其细部修辞的精到和魅力，释放出人物及其命运在大历史风云中的形销骨立或特立独行。因此，我想，这一组小说都应该算是“新历史武侠小说”。

我认为《剑笈》《击衣》这一组小说，完全可以视为邱华栋小说写作的一个新“爆破点”。我们在其中能够感受到邱华栋叙事的“野心”和日益开阔的格局，也体味出在文字背后作家灵魂深处对于生命、命运、人性感知的大情怀和丝丝缕缕的灵魂微茫。其实，作家对于历史、现实和人的生命理解的深度，决定一部作品的品位高低和精神价值的大小，这并不取决于题材本身，更多的是受制于作家的价值取向、审美维度和叙事伦理诸种因素。以及作家作为写作主体沉浸其中的伦理深度，这一点，直接影响着叙事文本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超越性。

我现在埋伏在一座桥下，打算刺杀我的仇敌。他会路过这里，我已经打听好了。

我端坐在这赤桥下有大半天了。我是在后半夜抵达这里的，为的是不惊动任何人。我坐久了，一动不动，慢慢觉得我就是一块石头。是的，我是一块石头，已经感觉不到时间的变化了。可赤桥下的水在流，水面的船在走，只有我，静静地凝视着水，一动不动，宛如一块石头。

一只鸟飞了过来，站在我的头顶。

这是一只白色水鸟。它丝毫察觉不到我是一个活物。它站在我的脑袋上，也是为了观望。它在看什么？啊，我知道了，它在盯着河水里倏忽间游来游去的鱼儿。那是它的目标，它紧紧地盯着水面之下游鱼脊背的黑影，瞅准了机会就腾跃而起，像是一把利剑那样扎向水里，瞬间就擒获了一条腹部银白的小鱼儿，从水中奋力跃起，扇动翅膀，翩然飞走了。

那么，我的目标呢？赵襄子会来吗？我坐在这里，穿过了黑夜和凌晨交替的帷幕。我在夜深人静时到达这里，披上灰黑色的衣服，在河边柳树的浓荫遮蔽下，成为一块默然无声的石头，才不会被人注意。（邱华栋《击衣》）

我尤其喜爱《击衣》这篇，主人公让我们想到荆轲，想到项羽，想到“壮士断腕”。邱华栋优雅、沉静而聚力地讲述一位古代侠士的故事，娓娓道来，倾情演绎一位九死不悔、仗剑而行的忠义侠客的惊天义举。没有丝毫的矫情和媚俗，也没有任何“载道”的负担，只求“万古云霄一羽毛”的文化精神和意义。这篇《击衣》，与其说，豫让要杀赵襄子是为自己的主公智伯瑶复仇，毋宁说正是因为他有一种必须践行的信念，有一颗赤胆和忠义之心，这种执着就成为一种生命选择。因此，精确地写出一颗心的跳动，需要作家撇开一己的文字功利之心，直抵大历史风云中真实的个人命运，基于特定历史环境或语境下，对生命个体的自我、担当和命运书写。我们从以上关于豫让深陷于复仇情结之中、“静静地凝视着水，一动不动，宛如一块石头”的描述，感觉到一位侠士沉静的定力。我知道，邱华栋并非想以小说来“说明”什么，他清楚以小说“证明”“阐释”世界、历史和理念都是徒劳的，小说也只有谦卑地想象和描摹，对人的可能性进行横无际涯的梦想，去找寻能够升华灵魂的通道。远古的斯人已去，但是，邱华栋还是要努力写出那些超越古代疆土意义上“国家——民族——社会”维度和模式的“义士”、英雄，以作家自觉的探索精神和生命价值观，写出散发着人性光辉的人物形象。

最终，面对侠士豫让提出“刺衣”的要求，赵襄子无奈地长叹一声，凛然地说道：

“豫让啊，你真是说服我了，我也很佩服你这个死士之举。罢了！好吧，就这样，你以击衣代替刺杀我，这样保全了你的忠，也体现了我的义，而你又以自愿投降，而成就了你的忠义。我也因答应了你的要求，而结束我们的恩怨。”

说罢，他脱下了外衣，交给了手下人。手下人接过他的外衣，两个人一左一右，展开了赵襄子那宽大的华美外衣，就像是赵襄子展开双手，站立在猎猎的风中一样。

我挥舞两把短剑，使尽全身力气，三次跃起，都刺中了展开来的赵襄子的衣服，三击而刺破了三个洞。之后，我力气衰竭，我想，我的使命也结束了。我报答了我的主公智伯瑶，他待我如国士，士为知己者死，我今天圆满了。（邱华栋《击衣》）

这是《击衣》一个开放性的结尾，它在收束全篇的惊心动魄的追杀情境时，选取了一种疑似“大团圆”式的终结。实际上，叙述从一开始就凝聚着力量，行刺赵襄子作为具体、实实在在的目标，使豫让的神经始终处于挑战极限的状态，这样的写法恰好与“欲擒故纵”相悖离，并非小说叙事的常态。直到纽结打开时，我们感到人与事物的两级都是自行消解，真正的“江湖”，都是以实为虚，以虚破实。“击衣”就是情感、意念和对峙能量的消解方式，这是具有宿命般的人性与命运的撞击。小说不乏些许的玄学气质，但是，由于邱华栋对事物的不沉迷，叙述才将意义引向了非虚无、重伦理的坦途。

短篇小说《剑笈》，是邱华栋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个武侠客》（小说集）的压轴篇章。邱华栋借历史故事中的“萍踪侠影”，演绎一部剑法之传世秘笈的传承与得失。这是一个极其耐读、引人入胜的故事。叙述在大力铺垫了有关剑法之书的诸多传奇之后，描写的重心才置放在一个盗窃了师父武林秘笈的不义之徒——栾树的身上，直至文本结束时的“生死场”之中：

栾树这时才感到羞愧难当，他疼痛非常。但他很不解：“师父，你怎么会在这里？”

邱伯仁吩咐那个女人说：“彩霞，你给他赶紧上药，保住他的筋脉还能活动。栾树啊，这个女人是我的老婆彩霞。梁如云死了之后，你又把我的剑术秘笈偷走了。他们后来找到我，问我要秘笈。我说你偷走了。他们就到处追踪你。我后来就娶了彩霞，生下了这个女儿，叫邱彩云。彩云继承了我的所有武藝，包括我的剑法。你的江湖行走，杀死杀伤了不少人，他们都要报复你。但你行踪诡秘，他们找不到你，就都到蜀地找我了。说是只有我出面，才能抓到你，这件事才能最终了断。我说，那我把他找到，废了他的武功，叫他不再有缚鸡之力，就可以了？他们说行。这不，我们就这样相遇了。现在，一切都了结了，秘笈也还给了旋风派，他们拿去给朝廷进献。朝廷现在到处搜罗秘笈藏书，皇帝让纪晓岚在编修《四库全书》呢。这样，他们也不再向你寻仇了。”（邱华栋《剑笈》）

在这里，我们充分意识到这是一篇与《击衣》有着相近的结局和叙事理念的文本，作家在寻找解决人性的伦理冲突和现实悖论的方法时，都饱含同情、悲悯的心境，面对难以索解的命运困境，邱华栋选择了对善恶的“一视同仁”的处置方法，一个并非因果报应式的自我“惩戒”。邱华栋抵抗着贯穿于时空“黑洞”里的历史逻辑，凌厉地追问人性的偏执和褊狭，洞悉和勘察存在的秩序，以及人在失去自我时历史的症候。

可以说，邱华栋极其“投入”地完成这一系列小说的写作，显示出其才情和多方面的叙事能力。更重要的是，邱华栋对现实和历史不断“介入”的姿态和写作精神，令我们敬佩不已。“扩大或缩小观察力的能力，这种断断续续处理知识的权力正是小说的特色之一，而且，这与我们对生命的理解是一致的。有时候，我们并不比别人高明，有时只能偶尔进入别人的内心深处，但却不能经常做到，因为这样也会使自己心智疲乏，所以，这种断续性能使我们获得的经验多姿多彩。”？譺？訛南帆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即所谓“叙事者介入”。他强调：“叙事者介入并非抒情的形式。以往的观念中，人们常常将主观介入与抒情等同起来，仿佛客观与再现、主观与抒情天经地义地结合在一起。”？譻？訛可以说，邱华栋作为文本叙事主体，就是这样将自身不断地置于种种不同的叙事情境。邱华栋有几套叙事“笔墨”，这让我想起1980年代初的作家王蒙。而且，邱华栋还是一位低调的写作者，所以，他可能也是近些年被评论界“忽视”的作家之一。但是，现在，我们却真切地看到邱华栋“可持续性”写作的价值和意义。

注释：

？譹？訛谢选骏：《荒漠·甘泉》，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24、327页。

？譺？訛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71页。

？譻？訛南帆：《丰富的“看”》，《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3期。

责任编辑 刘遥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