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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千里
——《姑苏繁华图》话江南

2020-10-29文/曹

艺术品 2020年8期
关键词:姑苏江南苏州

文/曹 媛

上海博物馆“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以下简称“江南展”)以本馆文物为主,借展国内15 家文博单位,共展出197 件/组文物,包含书画、陶瓷器、青铜器、玉石器、古籍、家具、漆器、印章等诸多门类。展览不以时间为序,不以文物门类为界,希望以深度的文物阐释来解读江南文化五大特质:崇勇尚智又文秀典雅的江南基调、安礼乐仪又旷达洒脱的江南性情、治平济世与明德修身的江南人物、阳春白雪与市井浮生的江南风尚、抱诚守真又开放兼容的江南器度。

我们如今所说的“江南”,有历史范畴和地理范畴,本次展览则取“文化江南”的概念,上至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下及近现代,既突出核心的“八府一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从苏州府划出来的太仓州),又拓展至现今的长三角广大区域以及江西局部。“江南”一词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但真正成熟的江南认同,是明清时期才得以形成。明清时期的江南,以苏州为中心,文化发达,经济繁荣,教育兴盛,民生富庶,城市百态都呈现在清代宫廷画家徐扬笔下的《姑苏繁华图》卷中。《姑苏繁华图》又名《盛世滋生图》,长达12 米多,是继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之后最为杰出的一幅风俗画卷(图1)。若要在此次江南展中选择一件最能代表江南文化的展品,非它莫属。在这气势恢宏的画卷中,我们透过姑苏的点点滴滴,看到经历长久积淀的江南文教事业熠熠生辉,礼俗信仰融于生活日常,百姓安居乐业,既有风雅精致的生活追求,又有雅俗共赏的娱乐方式,四面往来,八方汇聚,川流不息的航运带来各地货品,商业品类涵盖衣食住行、文娱消遣等各个方面。

图1 清 徐扬《姑苏繁华图》卷局部 1759 年 辽宁省博物馆藏

图2 义学

春风千里,不如跟随《姑苏繁华图》详细品味江南展。

文化江南:典籍与文教

姑苏的繁华呈现在方方面面,除了一眼望去大大小小的商铺、络绎不绝的人群昭示着城市经济的发达,文教之兴盛则藏在各处细节之中:山前村的学塾里老师正在教导两三学童,山塘桥附近的“义学”(图2)里有八九个孩子在上课,两种不同的教育机构,义学的学子常因家境清寒而无力上私塾或官办学校;庄严的府衙内由省学台主持的院试正在进行(图3),考场内密密麻麻地坐着应试考生;街店的招牌“状元糕”“状元考具”“进士名笔”等,昭示着这里是一个科举大府,苏州是明清时期科举人才产出中心,甚至清代四分之一以上的状元都出自苏州府;店铺中有一家“大雅堂书坊”,售卖古今书籍,大雅堂是明代以来就很有名的刻书坊,在画中乾隆时期的姑苏城内仍占据了两层楼大店面;灵岩山附近树木幽深,环境清雅,文人多爱隐居于此处,屋舍内有人正捧卷读书,有人在提笔书写……

清 徐扬《姑苏繁华图》全卷 36cm×1225cm 绢本设色 辽宁省博物馆藏

图3 院试

江南文教之兴,随着历史上著名的三次汉文化中心南迁而走向一个又一个高峰。这也是此次江南展第一部分的展示重点:从史前时期文明初现、吴越春秋青铜之盛到六朝时期的青瓷文房用品、两宋书法碑帖、元明文人绘画以及明清古籍印刻本。典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江南地区在典籍的产生、传抄、刻印、收藏和传播等方面都极具影响力。杭州是宋代的四大刻书中心之一,明清时期南京、苏州、徽州等也都发展成为刻书中心,私人藏书家也多聚于江南之地,更有顾炎武、钱大昕、阮元等享誉九州的大家引领江南学术文化之盛。展览中还有两件特殊的青铜器, 一件是出土于浙江湖州龙溪港安定书院段的“皇宋湖学宝尊”(图4),一件是明正德三年的常熟儒学文庙鼎,应当都是当地州文庙的陈设礼器,用于日常祭祀,在展览中则用来说明古代对科举教育的重视。古代的官办学校(州学、县学)常常依附于主祀孔子的文庙而设置,甚至有“一庙两学”“一庙三学”的建制,这种教育现象也称为“庙学”,宋代以后的官学多是“庙学”。苏州的文庙府学由北宋范仲淹创立,后发展成为“东南学宫之首”,《姑苏繁华图》中亦有对苏州文庙的远景描绘,主体建筑大成殿匾额清晰可见,府学建筑则掩映在桃红柳绿之中。

深厚的历史底蕴、浓厚的科举进学之风让此地区文化名人辈出,“文化”当是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地域第一标签。江南的文秀气质经历了长久的历史积淀,也贯穿于展览的其他部分。

工巧江南:纺织与刺绣

《姑苏繁华图》中能够看清的各种商号招牌有200 多块,漆器盘盒、精工竹器、精巧锡器、时款瓷器、雅式纱灯、金银首饰、苏杭雅扇等,城市手工艺制品涵盖各种门类。其中店铺最多的则是与纺织布料相关,布行(图5)、绸庄、纱行、绵绸、松江大布、崇明大布、太仓棉花,街市之上随处可见。万年桥上卖布料的地摊,城郊庭院里正在织布的妇女……(图6)无不昭示着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社会绵绸业的兴盛。

江南在中国纺织史上有着辉煌的历程和深厚的底蕴,早在新石器时期即已发现有大量的各种材质的纺轮、桑蚕图案的刻画以及织物残片,元代松江人黄道婆更是创造了中国棉纺织业的技术革命。在徐扬生活的清代前中期,松江、太仓是著名的棉布生产中心,“松江大布”即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棉布精品。江南也是全国的丝织刺绣中心,设置有专门管理各地纺织事务、负责朝廷织绣品供应的机构,即江南三大织造局:苏州织造府、江宁织造府和杭州织造府。三府织造在明代就已开始设置,顺治年间恢复建制,几乎承办了清廷所需的全部丝绸精品。此次展览中展出了清晚期的苏州局织金妆花蟒缎、江宁局蓝地织金缎以及杭州局的漏地纱。

从纺织说到刺绣,江南地区的顾绣和苏绣都是鼎鼎有名。江南刺绣却不只是一种闺阁手工艺,讲求精巧的针法绣法之外,还能与传统书画艺术相结合,呈现极高的艺术水准,成为符合文人审美的艺术收藏品。展览中展出一套明代顾绣作品《竹石花鸟人物图合册》,是传为顾绣创始人缪瑞云存世作品中的唯一真迹,花鸟竹石、人物故事,无不精巧灵动,其中的《枯木竹石》一页(图7),绣题“仿倪迂仙墨戏”,直接点明画意仿自“元四家”之一的倪瓒。

江南手工艺与文人审美相结合而形成的独特风格,除刺绣之外,也体现在其他各项工艺上。展览中文人书斋陈设的明式家具,嘉定竹刻,宜兴紫砂,鲍天成、尤侃雕制的犀角杯,程君房、方于鲁制的墨品,都是在文人美学引导下江南工匠的艺术性创造之物。江南的文秀气质也体现于此。

风雅江南:陈设与雅趣

图4 南宋 “皇宋湖学宝尊”铭铜牺尊 湖州市博物馆藏

图5 各种布行

图7 明 缪瑞云 顾绣竹石花鸟人物图合册之枯木竹石 上海博物馆藏

图6 织布

图8 四时盆景

图9 各色雅扇

图10 明 几何纹金笺洒金漆竹骨折扇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朱守城夫妇墓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姑苏繁华图》虽是大场景、大制作,但在画家细致的笔触下,我们仍可以发现江南人的风雅情趣与精致生活。卖收藏品的店铺,有名人书画、古玩玉器、古今书籍;各种盆景不仅有几家专卖店,屋舍之中也到处可见,还有桌几上陈设的各式插花花瓶,是家居陈设不可或缺的点缀(图8);厅堂上常见挂画,书画装裱有专门店,城里也有卖陈设挂画的地摊。三五友人可约会于茶室,有的开在闹市,有的开在城郊幽静之处;可结伴出游野餐,风景秀丽的灵岩山即是好去处。画中可见的养鹤、钓鱼、泛舟湖河,也都是江南人喜欢的日常消遣。

江南人的审美情趣与生活讲究,体现在各事各物中,大到园林设计,小到把玩雕琢,从茶事、酒事、花事、香事到书法、绘画、篆刻、收藏。展览的第四部分“雅意闲趣”便是用各类文物讲述江南人的生活风尚。江南自古多才子,能诗、能书、能画,以文会友,以画相交,诗画唱和,留下诸多作品;底蕴深厚的家族多爱好收藏,江南地区近代著名收藏家吴大澂愙斋青铜器和苏州顾氏家族的过云楼书画,都颇负盛名;琮式瓶、花觚这类花器承载的仿古意趣,或是浮槎杯、高士图笔筒这类颇有典故的装饰题材,都体现了文人群体对日常器用和陈设的审美追求。

再以扇子为例,寻常日用的物件,在《姑苏繁华图》中可观察到的即有三家店铺,团扇、羽扇、芭蕉扇、折扇,可见各种样式(图9)。自明代开始,江南地区便成为全国的制扇中心,南京、苏州、杭州均以制扇工艺精良而著称。此次展览中展出一件上海明代万历年间墓葬出土的折扇(图10),扇面以棉筋纸制成,装饰几何形的金箔图案,扇骨以竹制,并髹漆洒金。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中记载:“今吴中折扇,凡紫檀、象牙、乌木者,俱为俗制,惟以棕竹、毛竹为之者,称怀袖雅物。”扇骨以竹为雅,显然源自文人审美,而扇面则成为文人书画创作的一种样式,明清书画家多有扇面作品存世。受文人群体影响,折扇不再只是人们手中纳凉遮阳之用,更多地成为社会交往中彰显个人风雅气质的物件,对制扇材料、扇面内容的讲究远远超过其实用价值。

江南的风雅,有着人文荟萃的底色和碧水青山的滋养,是地域文化中别具一格的文化气质。

娱乐江南:丝竹与戏曲

明清江南人最爱的娱乐节目当是看戏、听曲了,无论是文人士大夫还是平民百姓,雅俗共赏。《姑苏繁华图》中有多处场景表现,怀胥桥畔的一户人家楼台上正在演出丝竹歌舞,一人弹琵琶,一人吹笛子,红毯中间的女子在跳舞(图13);灵岩山附近水边人家的厅堂内,两人正在进行三弦弹唱;最热闹的一处,临河戏台布置得五彩缤纷,台上正在演出传奇戏剧《红梅记》,而周围人头攒动,围观者达数百人之多;木渎遂初园中高朋满座,大厅中正在演出堂会节目,青衣坐地掩面哭泣,童子肩挑水桶(图11)。

堂会,是古代公侯缙绅及富裕之家在家举办宴会时,请戏班子在厅堂或宅院中进行演出的一种形式。遂初园堂会上演的这剧情可能出自南戏四大名剧之一的《刘知远白兔记》,描绘的正是刘知远的儿子咬脐郎为追赶一只白兔而在村外井边与生母李三娘相遇的画面。自幼随父在军中长大的孩子,多年后第一次与母亲见面,最是令人心潮澎湃的情节。此次江南展刚好有展出上海嘉定明墓出土的成化年间《白兔记》珍贵刻本。该墓出土十二册说唱本(图12),其中十一册为说唱词话,一册为南戏《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因这批说唱本“国内任何书上从来未见有著录,是数百年来民间久已失传的孤本,也是一部现存我国诗赞系说唱文学的最早刻本”,而备受学术界瞩目;而其中唯一的一册南戏《白兔记》,也是迄今发现刊行最早的南戏刻本。

南戏,起源于南宋温州,也称温州杂剧,宋代灭亡以后,仍在江南地区流行。明代万历年间的顾起元《客座赘语》中曾谈到吴人听南戏有弋阳腔和海盐腔等,而后来流行的“昆山腔”,“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长,延至数息,士大夫凛心房之精,靡然从好,校海盐等腔已白日昏睡,至院本北曲,不啻吹篪击缶,甚至厌而唾之矣”。这里所说的 “昆山腔”即昆曲,可见江南人听戏曲的喜好,也偏清柔婉转一类。江南地区的戏曲艺术,昆曲圆润柔美,苏州评弹优美细腻,也都体现了江南的“文秀”气质。

一卷《姑苏繁华图》,是一部描述清代苏州的百科全书,也称得上明清江南的典型写照。从画卷中解读江南,恰如此次江南展想要呈现的一部分江南特质;而一幅画卷,却也道不尽“江南”。典籍里的江南、文物里的江南,是展览所能呈现给观众的;而江南文化,仍是一个不断认识深化、不断创新发展的课题。

图11 遂初园堂会

图12 明 说唱本 上海市嘉定区宣昶夫人墓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图13 丝竹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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