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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水利水电走出去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2020-10-28常非凡

人民长江 2020年10期
关键词:水电水利水电水资源

常非凡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际合作中心,北京 100045)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相关投资和建设工作不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为我国水利水电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广阔的合作机遇[1]。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水资源合作也面临着许多挑战,需要进行充分的分析和准备,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本文在梳理“一带一路”建设背景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了中国水利水电“走出去”面临的机遇,分析了相关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并提出应对这些挑战的对策建议。

1 “一带一路”倡议与水利水电行业的关系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2015年3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发布,将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政策、设施、贸易、资金和民心五个方面的互联互通作为实现新时期对外开放和国际产能合作新格局的重点内容。2015年4月,由中国发起组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引起了各国的热情参与,来自五大洲的57个国家申请成为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其中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2]。党的十九大报告及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推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沿线人民生产生活水平,共同构建“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命运共同体,是新时期发展改革工作在经济外交战线的重要使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实现国际化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2015年以来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数量和完成合同额实现了持续稳定增长(见表1)。

表1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承包工程情况Tab.1 China′s foreign contracting projects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注:数据来源于“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2015~ 2018年)”。

“一带一路”倡议既是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重大战略,也是新时期开展水资源领域对外合作的总体部署。《水利改革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要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水合作,充分发挥我国的技术优势,推动中国水利水电“走出去”,促进水资源领域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水资源领域的合作,既是支撑“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水利水电行业实现国际化发展的重要举措[3]。

2 水利水电“走出去”的优势与机遇

2.1 国际市场广阔

水电是世界上最大的清洁能源发电来源[4]。根据国际水电协会(International Hydropower Association, IHA)2019年的统计,全球15.9%的电能是通过水力发电获得的,占全部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62.1%,超过了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来源的总和[11]。进行水利水电开发具有如下优势:

(1) 经济可靠。水力发电是成本最低的发电来源,新建水电项目的全球平均发电成本仅为0.05美元/(kW·h)。

(2) 为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提供支持。水电为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变可再生能源的增长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当风能和太阳能发电不可用时,水电能够及时满足用户的需求。

(3) 防汛抗旱。水利设施和水电站的蓄水设施能够有效减轻洪水和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带来的风险。

(4) 实现淡水精细化管理。水电设施和水利设施是安全管理淡水的重要手段,能够更加精细有效地为生活、生产和生态供水。

(5) 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全球水力发电行业提供了超过180万个工作岗位,有效促进了就业和经济发展。

(6) 减污减排。水力发电是一项低碳技术,在每千瓦时最低碳排放仅次于风电,有助于抵消化石燃料产生的碳排放和污染物。

(7) 改善电力基础设施和水路运输。水电开发能够有效提高区域的电力配送网络和水路运输网络的效率。

(8) 促进偏远农村地区的投资。水电开发可以促进对当地的投资,包括教育和医疗等服务。

(9) 促进娱乐业和旅游业发展。水电站的水库为创造旅游业、娱乐活动和渔业提供了发展条件。

(10) 加强国家间合作。远距离跨境输电能够促进政府间合作[4-5]。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全球能源结构正在向清洁、低碳和多元化转型,进行水电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亚洲的水电装机容量处于全球最高水平,并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局面(见表2)[5]。亚洲的水电经济可开发量在全球占比为51%,约4.49万亿kW·h/a,在建水电装机总容量占全球的82%,规划拟建水电装机容量在全球总规划中占比约65%,并多数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拥有非常丰富水电资源,且目前水电开发程度较低,具有巨大的水电开发潜力。

表2 2009~2018年全球各区域水电装机容量统计Tab.2 2009~2018 installed hydropower capacity in all regions of the globe

注:数据来源于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A)《2019年度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统计年鉴》。

水资源利用与开发被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作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在相关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具有广阔的市场。“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面临着较高的洪涝灾害风险,如缅甸等国家,具有迫切需求大力修建水利水电基础设施,以保障其经济和社会发展。“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也面临着干旱缺水问题,降雨时空分布不均、水资源短缺和水利基础设施不足等原因导致部分沿线国家的生活、农业及工业用水无法得到保障,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此外,电力短缺问题和电力基础设施不足问题也困扰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电力供应不足进而会导致经济贫困和生态环境恶化等并发问题[6]。尽快开发这些国家的水电资源,兴建水利、水电和电力等基础设施,提高水资源和电力能源的供给能力,才能够保障当地居民的基本生活与生产活动,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具有庞大的水资源利用与开发市场,为我国水利水电企业提供了大量机遇。

2.2 技术领先优势

自1910年中国第一座水电站——云南省昆明石龙坝水电站建成以来,中国水电行业发展已有110 a的历史。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水电开发发展迅速,2018年中国水电装机容量已达352 260 MW,是2000年的4.4倍(见图1),在全球水电装机总容量中占比27.25%,位列全球第一,是巴西(排名世界第二)水电装机容量的3.3倍[5]。随着三峡枢纽、南水北调等标志性工程投入运行,中国的水利水电工程行业已经从先进技术“追赶者”变成了全球水利水电技术创新与研发的“引领者”,在高坝建设、变形控制、抗震安全、泄洪消能、泥沙治理、智能建造、巨型水电设备和跨流域调水、水工程调度运行等技术领域均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6-7]。

注:数据来源于《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统计年鉴》图1 2000~2018年中国水电装机容量统计Fig.1 2000~2018 installed hydropower capacity in China

近年来,凭借着全球领先的技术优势,中国水利水电企业已在境外建设了大量水利水电项目,如厄瓜多尔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项目、老挝南立1-2水电站项目、苏丹麦洛维水电站、印度尼西亚加蒂格迪大坝、柬埔寨甘再水电站、斯里兰卡卡鲁干加水库项目、几内亚凯乐塔水电站项目等,大大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并扩大了中国水电在世界的影响[8]。位于巴基斯坦北部吉拉姆河的卡洛特水电站,是丝路基金的首个投资项目,从设计到建造再到运营,完全采用中国的技术标准,成为中国水利水电“走出去”的招牌项目[6]。随着中国水电的技术实力和品牌形象不断提升,加上中国制造业的管理水平、技术实力迅猛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国际水利水电建设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者。根据《美国工程新闻纪录2019》 (Engineer News Record,ENR)统计,共有75家中国承包企业进入国际工程承包企业250 强排名,其中有多家水利水电相关企业(见表3),中国水利水电企业在国际工程承包市场具有明显优势。未来,中国水利水电企业可以在国际市场,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水环境保护与治理、水利与水电开发、水资源管理与合作等领域开展科学研究、标准规范、规划设计和工程建设与管理等方面的合作。

表3 2019年度ENR国际工程承包企业250强中国水利行业上榜企业Tab.3 China′s top 250 ENR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ntractors in 2019

注:数据来源于《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2019》。

2.3 强大政策支持

“一带一路”倡议配套的相关政策为中国水利水电行业“走出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我国联合“一带一路”的其他主要发起国,成立了多个新型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包括亚投行、丝路基金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等,并结合提高“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主权信用评级、降低贷款担保等刺激手段,为国际项目提供坚定的金融支持,例如,丝路基金为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其他部委,发布了一系列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政策文件,例如:2016年6月2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3部门联合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能源装备实施方案》(发改能源〔2016〕1274号);2016年11月11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导意见》;2017年11月2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28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对外经济合作领域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在水电业务政策层面,水利部编制了多个“一带一路”相关政策落实方案,包括《贯彻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实施方案》和《水利部落实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谅解备忘录3年工作安排方案》等,确定相关水资源合作工作计划和进度,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7-9]。与此同时,水利部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开展合作。截至2019年4月,水利部已与60多个国家的水资源主管部门签署了合作协议或备忘录,与国外政府部门建立了30多个固定合作交流机制,形成了全方位的水资源国际合作格局,在防洪减灾、水电开发、灌溉排水、水文监测、水资源保护与管理、河道整治、能力建设等领域,通过政策对话、技术交流、项目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交流合作。例如,水利部推动建立澜沧江—湄公河(简称澜湄)水资源合作联合工作组,推进制定《澜湄水资源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年)》,并成立了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举办首届澜湄水资源合作论坛等,搭建区域跨界水资源合作沟通交流平台。

3 水利水电“走出去”的挑战与对策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水利水电“走出去”带来了广阔的发展机遇,但是,“一带一路”水资源合作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6]。

(1) 水利水电项目投资大、风险高、运营周期长,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不得不面对项目自身的设计、建造、设备安装、财务和运营维护等风险。

(2) 企业开展国际业务需要面对错综复杂且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形势。“一带一路”工程建设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南亚及中东欧等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但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和地区。企业在这些国家开展国际业务,需要面对政治不稳定、基础设施条件差、政府效率低、外交关系变化、投资市场波动以及极端势力和非政府组织的威胁等风险。

(3) “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到60多个国家,各国的宗教、民族、人文、法规、社会制度、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等存在地域差异,缺乏合作经验的企业将面临复杂的道德、法律等风险。

(4) “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国家有被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殖民的历史,具有较强的公平、民主和权利意识,并重视追求可持续发展。在项目开发过程中,中国企业需要充分尊重当地群众的价值观和习惯,重视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和利益,重视保护生态环境和员工的健康与安全,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为应对上述挑战,拟提出以下3个方面的策略。

3.1 研判国别,合法合规

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中国企业应充分对项目所在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和自然等环境进行研判,牢固树立风险意识,不断增强风险预测能力和防范能力,尊重当地的市场规律,合法合规开展经营。企业在开展海外业务时应进行境外经营相关的法律法规研究和培训,约束双方行为,保障自身利益,以诚信的姿态赢得各国的尊重,获得长期合作机会。

海外投资的顺利进行需要良好的营商环境作保障,其中以政治和法律营商环境为代表的制度环境是国别研判的重点。以国别治理情况为例,表4选取了17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六大治理指标来衡量其政治和法律营商环境。从表4可以看出:新加坡的制度环境质量较高,无论是从反腐败、政府工作效率等政治制度因素来说,还是从监管质量、法律规章制度等法律制度因素来说,所得分均高于90分,有利于投资的开展和企业利益的实现;马来西亚为投资者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监管环境,提供了明确的法律规章制度保障,保障了投资者的话语权和问责权,但是维护政治稳定性的能力和反对恐怖组织的能力等方面尚有待提高;阿联酋的政府具有较高的工作效率,法律环境也比较完善,但是投资者却鲜有话语权。政治的不稳定性、投资者缺少话语权将会为投资带来额外的成本。泰国、印度、菲律宾和巴基斯坦的政治稳定性和反恐能力较低,俄罗斯、柬埔寨、塔吉克斯坦和老挝的腐败现象较为严重,其余东南亚国家从市场监管来和政治稳定性上来说均存在不稳定因素。企业在开展投资时应充分调研,及时发现可能会阻碍投资利益实现的风险因素并进行预防[10]。此外,中国与印度、越南等国的政治关系走向也会影响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的投资,使风险及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所以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应针对不同国别仔细研判其营商环境,采取恰当的风险防范措施,合法合规经营。

表4 “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治理指标Tab.4 Key governance indicator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2018)。

3.2 做大蛋糕, 创新融资

水利水电项目投资大、风险高、运营周期长,企业应协同当地政府合理共担,共同解决收入低于预期、融资难等问题。除了建立利益共同体分配方案、始终保持高度的合作诚意、共同努力解决遇到的问题外,还要共同谋划将“一带一路”蛋糕做大。

(1)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政策性金融机构及保险机构的作用,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例如,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进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金融和保险机构提供的资金支持及风险担保,缓解融资压力,分散项目风险。

(2) 建立基金和投资参股,借鉴类似“中非发展基金”等的经验,帮助企业解决资本金不足问题,同时考虑投资效益。由于其不同于贷款的方式,对企业而言,既不会增加企业负担,又可以扩大企业融资的规模。

(3) 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比如以人民币计价的用以支持基础设施援建或共同发展的债券等,支持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非洲和拉美等地区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既能够有效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也可以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10]。

金融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创新“一带一路”建设融资模式,需要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大数据服务作用。路孚特建设的“一带一路”海外项目大数据平台是实时提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所需海外金融信息服务的领先典型,统筹相关项目资金额达1万亿美元,涵盖“一带一路”建设项目2 800余个,涉及126个国家的通信、矿产、油气、制造、房地产、水电、交通等7个重要领域的大数据,既能及时促进各方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和项目建设现状的掌握,又能有效解决国内和国际资本在进入“一带一路”相关建设过程中遇到的信息沟通不对称、数据资源不充分、融资渠道不清晰等问题,吸引更多海外投资机构对“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投资,推动国际金融资本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顺利对接,共同配制投资组合,将蛋糕做大并分享。

3.3 协调利益,风险共担

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中国企业面临着诸多风险和挑战,因此应尽量避免单打独斗,而是要充分发挥国别互补优势,积极与国内外的优势企业和机构开展合作,组成“联合开发利益共同体”,收益共享、风险共担,共同推进项目实施。在联合开发过程中,应在考虑国别互补优势的基础上,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和合理的风险共担机制,以保证合作各方的积极性,确保项目合作稳定开展。

构建项目开发利益共同体,需要在合作决策上将优势最大化、将风险最小化,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在更高水平上推动世界资源的全球配置。“一带一路”为国别合作提供一个义利有机联动的“经济方案”,通过利用第三方市场投资组合和多边经贸实现互利共赢。以英国为例,随着其对于“一带一路”的研究逐渐深入,英方开始将自己定位成“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和“一带一路”在发达国家的最坚定支持者。英国拥有高度发达的金融服务业、工程设计咨询业、财务审计和法律咨询业,是全球最多银行金融机构总部,拥有全球最强工程设计公司,正需要“一带一路”创造出的巨大项目市场。而且,“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国家具有被英国殖民的历史,这些国家的制度、法律和标准等都与英国相似。在这样的第三方市场与英国开展合作,可以充分发挥“天然合作伙伴”的资源优势和经验优势,更加顺畅地开展项目招投标和建设运营工作,形成良好的利益共同体,共享收益、共担风险。

4 结 语

中国水利水电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应立足自身条件进行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既要考虑企业利益,又要兼顾国家利益和项目所在国利益,以“互利共赢”为宗旨,全球优化集约配置资源,推进构建义利有机联动的“水资源命运共同体”。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很多国家的发展面临瓶颈。面对全球发展失衡和发展赤字,中国水利水电企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能够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提升和社会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更能够体现出照顾各方国民关切的利益、践行民生和社会事业的大国责任,为全球水治理、水开发贡献中国经验,彰显新时代发展为民、成果惠民的中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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