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黎祖交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以及党中央国务院的相关文件，人们不难发现，其中有三个关键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这就是“资源”、“环境”、“生态系统”。与此同时，人们在谈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话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实践时，也总是离不开这三个关键词及其涉及的领域。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充分认识资源、环境、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对于全面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党和国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仍有一些人，包括一些地方、部门的党政领导干部和一些专家、学者，在这个重要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其中，有的人只重视资源，不重视环境和生态系统；有的人只重视资源、环境，不重视生态系统，甚至将生态系统归结为资源、环境。值得庆幸的是，自党的18大以来，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不断加强，不重视环境的倾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变。然而，仍有迹象表明，不重视生态系统的倾向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观。在一些人看来，只要重视资源、环境就已经足够了，至于生态系统则无关宏旨，甚至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生态系统的概念。而在笔者看来，这正是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认真克服的一大思想障碍。为此，特写此文，希望能对澄清这一模糊认识尽一点绵薄之力。

我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既要重视资源、环境，更要重视生态系统。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点理由：当今世界对自然之于人类功能的认识早已跨越只重视资源、环境的阶段，而进入既重视资源、环境，更重视生态系统的阶段。如果至今还停留在只重视资源、环境的阶段，必将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总要经历一个由近及远、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部分到整体、由不系统到系统的过程。人们对于自然之于人类功能的认识也经历了由认识资源到认识环境，再由认识资源、环境到认识生态系统这样一个逐步深化和发展的过程。这是因为，自然资源对于人类实体的直接有用性和失去资源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危害性较易于被人们感知和认识。譬如，人要吃饭就必须有食物，人要穿衣就必须有制衣用料，人要住房就必须有建筑材料，人要生产就必须有生产资料，……如此等等，都是能够直接看得见、摸得着的。一旦资源出了问题，人们即时就能感受得到并做出反应。而环境相比于资源而言，还不是那么直接，即使环境出了问题，也有一个相对较长的产生、积累和变化过程，如果还没有超出环境容量导致人们不可忍受的后果，则未必能及时做出反应。因此，人们对于环境重要性和环境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也要相对滞后。至于人类对于自己置身其中的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和生态系统退化的严重性的认识，更是长期处于茫然无知的状况，以致连“生态系统”这一概念也是直到1935年才由英国植物生态学家坦斯利（A.G.Tansley）首次提出来。

1962年出版的著名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则表明，“她从生态系统中发现了杀虫剂的危害景象”。而该书在世界诸多国家的发行又进一步表明，“人类对环境的忧虑已由区域转向了全球生态系统”

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87年，当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把经过长达4年研究和充分论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交联合国大会时，才在国际社会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正如该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我们过去一直对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影响表示关注，现在我们被迫对于生态的压力——土壤、水域、大气和森林的退化对经济前景产生的影响予以关注……生态和经济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局部、地区、国家和全球范围内——形成一张无缝的因果网”。

从此，“生态”（即“生态系统”），逐步进入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视野，并将其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1991年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同发表的《保护地球：持续生存战略》明确指出了“在生存与不超过维持生态系统承载力的情况下，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以及“发展不应以其他集团或后代为代价，也不应危及其他物种的生存”的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同时还提出了“人类保护全球生态系统、坚持可持续生存的九条原则”，以及“必须采用尊重自然界的极限和在其范围之内的发展道路并提出了130个行动方案”。2001年出版的滕藤主编《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也指出：“可持续发展以生态、环境和资源为基础”“人是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人和生态相依存”。

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人们如果不想在自然之于人类功能的认识上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惟一正确的选择只能是：与时俱进，既重视资源、环境，更重视生态系统，而不再停留在只重视资源、环境不重视生态系统的滞后认识上。

第二点理由：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在地球生物圈中，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都需要资源和环境的支撑，而满足这一需求的前提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如果人类只顾及自身需要利用资源、环境，而不顾及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势必对其他生物乃至整个生物圈造成伤害，并最终危及人类自身。

生态学原理告诉我们，人类置身其中的地球生物圈，是人类已知最大的自然生态系统，它是由无数大小不等、形态不一、结构不同、功能各异的自然生态系统共同组成的。自有人类以来，包括人类在内的无数生物是这些自然生态系统的主体，在这些主体（生物）周围的事物的总和称为环境，环境中被主体（生物）消耗的事物称为资源。尽管在不同的自然生态系统中有着不同的生物主体和与之对应的环境、资源，但是各个自然生态系统之间，以及各种生物主体之间，乃至各种环境、资源之间，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的。正是所有这些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编织成一张无比巨大和复杂的因果之网，使得地球生物圈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交流成为可能并不断延续，从而也使得地球生物圈成为名副其实的生命共同体，成为迄今为止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共同和惟一的绿色家园。

生态学还告诉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是衡量自然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的根本标志，生物多样性越丰富，自然生态系统的质量越高、稳定性越强，各别的自然生态系统如此，由无数大大小小的自然生态系统组成的全球最大的生态系统——地球生物圈也是如此。而生物多样性的核心是物种多样性，维护物种多样性的前提和基础是各生物物种赖以生存繁衍的环境（栖息地）和资源不遭受破坏。这是因为：如同人类需要赖以生存繁衍的人居环境和资源一样，地球生物圈中的其他物种也需要赖以生存繁衍的栖息地和资源。譬如：人需要条件适宜的居所和周边环境，其他生物也需要条件适宜的栖息地；人需要食物，其他生物也需要食物；人需要饮用水，其他生物也需要饮用水；人需要相关气体含量适宜的空气，其他生物也需要相关气体含量适宜的空气；人需要适宜的光照、气温、降水等气候条件，其他生物也需要适宜的光照、气温、降水等气候条件；……如此等等。一旦这些环境（栖息地）和资源遭受破坏，就将对生物的生存繁衍构成威胁。地球生物圈的奥秘就在于：其自身固有的良好质量和稳定性决定了它是一个具有自组织、自维持、自调控、自优化功能的生命共同体，只要不遭受超出其自身承载力的外来干预（主要指人为干预），它就能够通过自身的不断进化和演变维持各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从而使得各自然生态系统的主体（生物）都能拥有适宜的环境、资源。用一句逻辑学的术语来说，地球生物圈自身固有的良好质量和稳定性，就是圈内各大大小小的自然生态系统都得以拥有适宜环境和资源的充分必要条件。

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懂得，人类作为地球生物圈这个生命共同体中有智慧的生物，一定要自觉承担起维护和提升地球生物圈的良好质量和稳定性的责任，在适度满足自身对于资源和环境需要的同时，还应顾及这个生命共同体其他成员（其他生物）对于资源和环境的需要，主动自觉地将对自然的索取严格控制在不超出自然生态系统承载力的限度内。否则，必将危及其他物种的生存，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进而对整个地球生物圈的质量和稳定性造成无法弥补的破坏，最终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

第三点理由：从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的服务功能看，生态系统与资源、环境是“一体两用”的关系。如果只重视资源、环境，而不重视生态系统，势必导致生态系统退化，使人类失去生存家园。

根据生态学生态系统服务理论，自然生态系统的生境、物种、属性、生物学状态和生态全过程所形成的物质产品及其所维持的良好生态环境服务，对人类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对此，国内外生态学家和生态经济学家等专家学者已经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并形成高度共识。譬如：

著名生态学家康斯坦赞（Costanza）等于1997年在《自然》（Nature）杂志发表的《世界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和自然资本》论文中，首次在全球的大尺度下将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为以下17类：1、大气调节；2、气候调节；3、干扰调节；4、水调节；5、水储存；6、控制侵蚀和保持沉积物；7、土壤形成；8、养分循环；9、废物处理；10、传粉；11、生物防治；12、避难所；13、食物生产；14、生产、生活原材料提供；15、基因资源提供；16、休闲娱乐；17、文化塑造功能。

联合国于2005年3月30日发布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综合报告》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为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支持服务四大类至少23种。其中，供给服务指的是食物、淡水、燃料、纤维、基因资源、生化药剂等；调节服务指的是气候调节、水文调节、疾病控制、水净化、授粉等；文化服务指的是精神和宗教价值、审美、教育、激励、娱乐与生态旅游等；支持服务指的是土壤形成、养分循环、初级生产、制造氧气、提供栖息地等。

著名环境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则将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分为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精神价值三大类至少14种，包括：生命支撑价值、经济价值、消遣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使基因多样化的价值、历史价值、文化象征的价值、塑造性格的价值、多样性与统一性的价值、稳定性与自发性的价值、辩证的价值、生命价值、宗教价值，等等。

人们注意到，尽管目前学术界对某些特殊的服务是否应该包括在生态系统服务之内存在着不同的解释，对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划分也存在不同的标准，但在确认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了广泛的产品和服务这个基点上是没有任何争议的。总的说，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生命支持系统的方方面面都包括在里面，而且彼此之间还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

值得指出的是，在现实社会中，人们通常将上述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为人类提供生活来源和劳动对象的部分统称为资源，而将其中为人类提供生存空间的部分统称为环境。资源、环境也因此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且不说这种统称能否涵盖上述自然生态系统服务的全部功能，单就资源、环境的源头而言，我们就已经看得十分清楚：无论是资源还是环境，都毫无例外地源自于自然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与资源、环境之间是“一体两用”的关系——自然生态系统是统一的整体，是本源和基础，资源、环境是自然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两项最基本的服务功能，脱离了自然生态系统，资源、环境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还要指出的是，自然生态系统服务是伴随着自然生态系统发展的全过程而形成的。只要有自然生态系统存在而且其结构不遭受破坏、其质量和稳定性能得到有效维护，就能发挥上述功能，直接或间接地为人类提供资源、环境等多种服务。反之，如果自然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甚至毁灭，人类也会因失去自然生态系统的服务而遭受伤害甚至灭亡。

第四点理由：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文件，均彰显出对自然生态系统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如果只重视资源、环境，而不重视生态系统，也不符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党和国家的要求。

在笔者看来，目前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最重视自然生态系统的历史时期。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和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文件，都充分彰显了这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一系列标志性、创新性、战略性的重大理论观点，更是集中体现出对自然生态系统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譬如：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就是说，自然生态系统的变化是直接影响人类文明的兴衰演替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兴盛是人类文明兴盛的充分必要条件。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说，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生态系统是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一体关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说，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只要维护和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就能创造生态财富、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增进民生福祉。

“保护生态环境（即生态系统——笔者注，下同）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说，自然生态系统的生产力也是生产力，保护和改善自然生态系统的能力也是生产力，自然生态系统状况也是影响生产力诸要素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就是说，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是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须进入市场而能人人共享的公共产品和民生福祉。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就是说，党和国家对于自然生态系统重要性的认识已经上升到关系党的使命宗旨和关系国计民生的政治高度，而这在以往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就是说，保护自然生态系统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一定要面向未来、立足当下，为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做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

“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就是说，自然生态系统对于人类而言，就像自己的眼睛和生命一样重要，一定要倍加珍惜、尽力保护。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就是说，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指标和任务中，自然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是重中之重，是必须着力补齐的一块突出短板和关键所在。

“统筹山水林田天湖草系统治理”。就是说，地球生物圈是个统一的整体，圈内各生态系统是相互依存、协同进化的有机链条，自然生态系统的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统筹兼顾、综合施策。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就是说，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已经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所要解决的最重要最艰巨的问题之一，一定要有硬约束，要有制度和法治保障。

不仅如此，在党的19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就“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提出明确要求：

——“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

——“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强化湿地保护和恢复，加强地质灾害防治”。

——“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扩大退耕还林还草”。

——“严格保护耕地，扩大轮作休耕试点，健全耕地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制度，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设立……自然生态监管机构”。

——“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统一行使……生态保护修复职责”。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

……如此等等。

这就充分说明，既要重视资源、环境，更要重视生态系统，已不仅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观点和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决策部署。对此，我们一定要自觉遵循，决不可掉以轻心。

行文至此，我又想起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说过的一段话：“对自然界所受威胁的了解至今仍很有限。现在是这样一个专家的时代，这些专家们只眼盯着他自己的问题，而不清楚套着这个小问题的大问题是否偏狭”。

诚然，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早已不同于蕾切尔·卡逊所处的那个时代。但是，她所说的人类“对自然界所受威胁的了解至今仍很有限”的观点并没有过时，一些专家（事实上，并不仅仅是专家——笔者注）“只眼盯着他自己的问题，而不清楚套着这个小问题的大问题是否偏狭”的现象也依然存在。本文开头提及的一些人（包括一些地方、部门的党政领导干部和一些专家、学者）在资源、环境、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上存在的那种模糊认识，不正是这种现象的一个典型例证吗？

如果我们每个人，包括我们的专家学者和各地方、各部门的党政领导干部，都能认真领会蕾切尔·卡逊这段话的深刻含义，在“眼盯着”资源的同时都能“眼盯着”环境，在“眼盯着”资源、环境的同时都能“眼盯着”自然生态系统，从而将自然生态系统置于它本身应有的位置，那么本文开头提及的那种模糊认识，也就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