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义

“成由勤俭破由奢”

《群书治要·汉书》云：“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书中给出了答案：“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意思是太平盛世不再的原因有二：一是统治者凭借着自己的私心、喜好来治理国家，二是奢侈盛行而抛弃了仁义。历史表明，中国历史上的“太平盛世”就是过“紧日子”过出来的。

西汉“文景之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提倡节俭，严禁浪费。文帝在位20多年，宫室园林、车马侍从，均无增加。文帝想做一个露台，预算下来，要百金，相当于中产人家十家的财产总和，便放弃了。景帝也不断减少自己的开支，从不接纳也不许地方送奢侈品，否则以盗窃论，并要求各级官吏“务省徭费以便民”。文景二帝常穿粗衣，后宫宫女也不准穿拖地长衣，帷帐不准用贵重的丝织品。皇帝带头节葬，遗诏治丧期间不准影响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不准用贵重的物品陪葬。这样，国家的开支缩减，官僚贵族不敢滥取民财、铺张浪费，人民负担大为减轻，社会上出现了流民还田、人口迅速繁衍的局面。“文景之治”治什么？概括说来，就是治奢、治军、治霸，贵粟积贮，休养生息。

东汉“光武中兴”同样如此。光武帝有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成风等积弊，格外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一方面薄赋敛，实行减税降費。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税制。另一方面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一方面减并机构，在减税的同时，光武帝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另一方面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后汉书》中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唐代的“贞观之治”正是得益于厉行节俭的警钟常敲，给后世留下了很好的榜样。李世民亲身经历隋朝兴亡之速，反思其原因时，说：“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因而，“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伟者皆令毁之”。

《贞观政要·论俭约》记载了唐太宗的很多故事，其中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帝王凡是要大兴土木，都必须要顺应民心。从前大禹凿九山，通九江，耗费人力巨大，却没有人抱怨，因为民心所向；秦始皇营建宫室，人民都反对，因为秦始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违背了民心。朕现在想建造一座宫殿，材木等都已经准备就绪，但想想秦始皇的教训，决定不再兴建了。古人曾说：不要做无益之事而损害了有益之事。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李世民牢记“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的教训，锐精为政，崇尚节俭。为节省宫中的费用，一次就释放宫女三千。还禁止地方官进贡奇珍宝物，并严厉禁止厚葬。

贞观四年，唐太宗下令整修洛阳的乾元殿，以供日后游乐之用。给事中张玄素极力反对：“陛下当初攻下洛阳时，曾下令烧了此殿，是因为要以炀帝奢侈丧国的事实引以为鉴。现在，十年的时间还没有过去，陛下怎么就忘记了呢？”太宗听了，叹息一声，承认自己考虑不周，停止了工程，并赏给张玄素彩绢二百匹。后来，在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太宗还说：“若不是张玄素，朕恐怕要做出违背初衷的事情来了。今后去洛阳，即使露宿野外，朕也不会再做这劳民伤财的事了。”

太宗常说，人君做到居以淡薄，行以从简，示范于国人，就能养成天下人节俭的淳厚风俗。他患有“气病”，不宜居潮湿地方，公卿奏请在高地建一寝宫，被他以“靡费良多”为由拒绝。左右“固请之于再三，竟不许”。他在《帝范》家训中告诫太子李治：“夫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人劳则怨起，下扰则政乖。”在唐太宗的倡导、力行“戒奢从俭”下，“茅茨土阶”“恶衣菲食”成为君臣共同信奉的品德，贞观年间出现了一种好风气，戴胄一生所住为旧房，死后无祭祀之所；魏徵家无正堂，死后以布车载柩，无文彩之饰。以至于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感叹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不仅如此，过好“紧日子”还成为古代中国国家治理中理财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管子》一书中的理财思想是：“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荀子·天论》认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汉初贾谊的《论积贮疏》中也指出：“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唐代著名理财家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中提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宋代辛弃疾在《九议》中指出：“富国之术，不在乎聚敛而在惜费。”

“不如节用以廉取之为易”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很特殊的一个时期，一方面经济文化比较繁荣，另一方面对外关系一直表现得较为软弱。然而，有一点不容置疑，宋朝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崇尚节俭，并且生活上使过“紧日子”制度化。

宋代多数皇帝似乎骨子里有一种节俭的天性，有着节俭国用、不敢奢侈的传统。赵匡胤出身于军人家庭，从小家教较严，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甫一建国就开始带头过起了“紧日子”，宫室内一切从简，“皆尚质素”，窗帘用廉价的青布，平日衣服和一般的小吏没有多大差别，宫女太监也只有300余名，后来觉得浪费，又遣散出宫50余人。

宋初不仅对官员的服饰有严格规定，而且皇室对子女也不例外。有一次，永庆公主回宫省亲，赵匡胤发现女儿身上的衣服非常华美，一面绣有贴花，一面镶了翠羽，光鲜靓丽。他很不高兴，对女儿说：“你把这件衣服脱下来，以后也不要再穿这样华丽的衣服了。”永庆公主很不理解，噘着嘴巴说：“我是公主，为什么不能穿？”赵匡胤严肃地说：“正因为你是公主，才不能这么穿。你穿得如此华丽，别人看见了，就会争相效仿。战国时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结果全国上下都跟着学，搞得紫布贵了无数倍。你知道这件衣服要花多少钱吗？如果别人也跟着你学，翠羽就会涨价，大量的翠鸟都会被猎杀。你生在富贵之家，千万不可给这样的坏风气开头。”

在赵匡胤的影响下，此后历代皇帝都将过“紧日子”制度化。宋太宗设立内库以减轻民赋，并声明“盖虑司计之臣不能节约，异时用度有阙，复赋率于民，朕不以此自供嗜好也”。宋哲宗下诏裁减国用：“邦赋之入，盖有常制，若不裁减浮费，量入为出，深虑有误国用大计。”令户相度裁减，条析以闻。宋高宗依样画瓢：“朕以纪纲坏乱之余，悼师旅凋残之极，国用窘而费广，兵力弱而民疲，苟可救时，安避改作。命内外佳人、省台寺监职事官、监司守令、寄居曾任郡守郎官以上，于半月内各述所职及己见的确利害，凡可以省费裕国、强兵息民者，条具以闻。”宋神宗即位后，要求“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以不丰，大臣宜共留意节用”，并叫司马光、腾甫等人商讨裁减国用制度。

宋代的节俭国用形成了制度，其宫廷开销、祭祀支出、赏赐大臣等方面都要求节俭。宋朝的宫廷宴会，据宋史记载，分几个级别，但并不奢侈。头二盏酒是没有菜肴的，第三盏时才提供下酒菜：肉、咸鼓、爆肉、双下驼峰角子、索粉等。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载，集英殿宴请金国使节的九盏菜肴点心分别是肉、咸鼓、爆肉、双下角子、莲花肉、没饼、骨头、白肉胡饼等，用料很普通。

特别是宋仁宗，其节俭比起其祖更甚，宋代很多笔记留下了具体的事例，读之不得不服。《曲洧旧闻》记载：“仁宗俭德，殆本于天性，尤好服浣濯之衣。当未明求衣之时，嫔御私易新衣以进，闻其声辄推去之。遇浣濯，随破随补，将遍犹不肯易。左右指以相告，或以为笑，不恤也。当时不唯化行六宫，凡命妇入见，皆以盛饰为耻，风动四方，民日以富。比之崇俭之诏屡挂墙壁，而汰侈不少衰，盖有间也。”

宋人施德操《北窗炙輠录》记载了两件小事，其一是：宋仁宗早朝，面色有些憔悴，大臣问：“今日天颜若有不豫然，何也？”仁宗说：“偶不快。”大臣疑之，以为皇帝昨夜操劳过度了，便“言宫掖事，以为陛下当保养圣躬”。仁宗笑道：“宁有此？夜来偶失饥耳。”大臣皆惊，说：“何谓也？”仁宗说：“夜来微馁，偶思食烧羊，既无之，乃不复食，由此失饥。”大臣说：“何不令供之？”仁宗说：“朕思之，于祖宗法中无夜供烧羊例，朕一起其端，后世子孙或踵之为故事，不知夜当杀几羊矣！故不欲也。”

另一记载道：“仁宗尝与宫人博，才出钱千，既输却，即提其半走，宫人皆笑曰：‘官家太穷相，又惜不肯尽输。仁宗曰：‘汝知此钱为谁钱也？此非我钱，乃百姓钱也。我今日已妄用百姓千钱。”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则载有一事：仁宗“好食糟淮白鱼”，但淮白鱼乃江南特产，开封未见，而依宋朝祖宗旧制，皇家“不得取食味于四方”，所以皇帝一直“无从可致”。后来，皇后只好问吕夷简的夫人：“相公家在寿州，当有糟淮白鱼吧？”吕夫人回家后给皇后进献了两筐鱼。

不唯仁宗，其他皇帝也大致不差。《西湖游览志余》记载，宋高宗吃饭时，习惯多备一副公筷，因为“高宗在德寿，每进膳，必置匙箸两副。食前多品，择其欲食者以别箸取置一器，食之必尽。饭则以别匙减而后食，吴后尝问其故，曰：‘吾不欲以残食与宫人食也。”有了公筷，自己吃不完的，可以赏给宫人吃，是对宫人的一种尊重。

南宋隆兴元年（1163）五月三日晚间，宋孝宗在后殿内阁宴请经筵官胡铨，这次饭局被胡铨记入《经筵玉音问答》中。胡铨说，席上有一道胡椒醋子鱼，宋孝宗告诉他：“子鱼甚佳，朕每日调和一尾，可以吃两日饭。盖此味若以佳料和之，可以数日无馁腐之患。”一条鱼吃两天，孝宗的饮食算俭朴了吧。胡铨听后颇为感动，说：“陛下贵极天子，而节俭如此，真尧舜再生。”孝宗又说：“向侍太上时，见太上吃饭，不过吃得一二百钱物。朕于此时固已有节俭之志矣。”

即使如此，宋朝的大臣仍然不断进谏，向皇帝敲警钟。如苏轼进《策别》：“人君之于天下，俯己以就人，则易为功，仰人以援己，则难为力，是故广取以给用，不如节用以廉取之为易也。”曾巩上《议经费》：“臣闻古者以三十年之勇制国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用者，必于岁杪，盖量入而为出。国之所不可俭者，祭祀也。然不过用数之仂，则先王养财之意可知矣。盖用之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范仲淹《奏上时务书》提出帝王应该“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耻珠玉之玩”，“少度僧尼，不兴土木，示天下之俭也”。有了这样的君臣，宋朝政府的“紧日子”过得很有滋味。

到宋徽宗时，这一传统被打破，朝廷大肆征召花石纲，从浙江等地运往开封供观赏的花木和石头，光运费就耗资巨大：“岁运花石纲，一石之费，民间至用三十万缗。”其结果呢，不仅出现秦桧等生活奢侈的权相，很快又迎来“靖康之耻”。

“从来简俭是家风”

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历史上有很多有识之士都以节俭为荣，以奢侈为耻。他们认识到俭有四利，可以养德、养寿、养神、养气（《鹤林玉露》）。至于具体到家庭，无论是盛世还是乱世，古代中国家庭更是有着一股久远的过“紧日子”的传统。但凡一个稍有传承的家族或家庭，其家长都明白，持家以儉才能绵延长久，他们不但奉行节俭修身养性以延年益寿的信条，还警惕奢是罪恶的源头，是败家的征兆。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其俭与奢直接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好坏，官员之家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