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浩峰

一处泥砖铺设的地面，看上去由大小相同的砖块通过黏合物平铺而成，铺设手法十分规整。再细看，每块泥砖上都有一个椭圆形印章印记，内有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登基名。在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成员发现这些泥砖的时候，心内满是成就感。

2018年11月，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一期工程开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队首次赴埃及进行考古挖掘。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直至如今仍处于全球大流行阶段，这为中国和埃及两国首次联合考古带来全新挑战。项目的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贾笑冰称：“自3月份埃及疫情变得严峻后，我们减少了工人数量，只在关键区域保留发掘工人。”

好在3月底，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第一阶段完成了收尾工作。下一步，如果一切顺利，今年年底考古队将重返孟图神庙开展下一阶段发掘工作。中国和埃及的考古队员共同期待——将有新发现。

第一次，意味着什么

“中华民族自己要熟悉自己的历史，但是，在研究自己特点的时候，你要是没有比较，你就很难去得出认识。”2017年1月6日，时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对着央视镜头说道，“并且，我们希望对于几个主要古老文明来说，中国学者都有自己的发言权，在国际舞台上要有我们自己的声音。”

这一天，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埃及文物部在北京宣布，位于埃及南部卡尔纳克神庙保护区的孟图神庙将首次为中国考古队打开大门，成为中埃联合考古的首站。王巍当时还向媒体表示，这一项目不仅是中国考古走向世界的里程碑，也是世界两大古老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景观，“我们正在实现中国考古人的梦想。” 王巍说。

在2016年曾前往埃及考察的王巍看来，孟图神庙是“超级的”。虽然，它相比旁边的卡尔纳克神庙规模较小，但却孕育着不少新的机会。王巍说：“比如，这个神庙北面有一条长约200米的斯芬克斯大道，它和道路两侧的遗存都可能很有看点。”

孟图神庙始建于约公元前1391年至1355年，时间上正处于中国的商代。在世界考古界看来，中国人到埃及去进行考古研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我相信，中埃首次合作将是2017年考古界最令人振奋的新闻。”在位于开罗老城区的私人办公室，埃及前文物部长、著名考古学家扎西·哈瓦斯面对采访他的中国记者说，“埃及的沙漠里还隐藏着无数秘密，等待着被发现。我们将在田野发掘、3D和雷达技术应用等多个方面展开合作。”

对于西方，特别是英、法等国的一些人来说，哈瓦斯当时最震撼的一句话是——“中埃考古合作将不局限于实地发掘，我们还可以交流追讨流失海外文物的经验，讨论如何推动公共考古，让普通老百姓也能感受考古的魅力。”

孟图神庙并不是第一次遭遇考古队。贾笑冰称，20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国东方考古研究院首次在卡尔纳克孟图神庙区开展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但此时正值“二战”及埃及独立战争时期，社会动荡不安，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不得不在仓促中完成，许多遗址信息未能得到及时记录和保存。到了20世纪90年代甚至到21世纪初，神庙区陆续有考古学者进行勘探和调查，但都是针对单体建筑的短期研究，缺乏从整体看待神庙区的视角。

更早之前，1926年，在英国实业家罗伯特·蒙德的资助下，英国埃及考察协会的考古学家率先对孟图神庙所在的卢克索底比斯遗址进行考古发掘，1930年至1938年间，英国考古学家迈尔斯作為考古队负责人，对圣牛葬祭庙、孟图神庙和墓地进行过考古发掘。

如果将视野追溯到19世纪以前，一门“埃及学”，从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开始，就充满了劫掠，以及文物交易。拿破仑兵败后，不得不将抢夺到手的埃及文物移交时任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埃尔金。英国人当时夺得的古埃及罗塞塔石碑，至今仍在大英博物馆保存、展出。

埃及遭遇到的西方考古人士大多是什么面目，哪怕从21世纪以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上，都能看出个大概。2003年11月17日，埃及有关部门决定对一名涉嫌走私文物的法国考古学者监禁45天。原因是此人被检察机构指控走私140件文物。当时，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统计称，在每年大约接待的300个外国考古团队中，不乏借学术之名进行文物走私勾当的外国人。为此，当时埃及政府不得不禁止在埃及南部进行任何考古活动，文物挖掘活动仅限于北部三角洲地带，并特别制定相关条例和设立专门机构以强化管理。

如今，中国和埃及联合考古队前往的卢克索孟图神庙，恰恰位于南部尼罗河东岸。这无疑显示出了埃及方面对中国考古队的充分信任。

“埃及和中国的考古合作才刚刚开始，中国考古队在埃及大有可为。” 这是扎西·哈瓦斯2017年的祝福。当2018年11月中国考古队进入卢克索与埃及方面合作考古以后，2019年初，埃及卢克索地区文物部主任叶瓦达对中国方面如此评价：“埃中首个联合考古项目意义重大，中国在考古领域处于世界一流水平，相信中国考古人员能用自己的经验和智慧，为埃及考古带来新思路、新方法、新发现。”

在贾笑冰看来，中国考古队第一次系统地进入埃及进行考古研究活动，将充分发挥中国考古学长期积累的多地形条件下大遗址发掘、城址发掘经验，在全面获取资料信息的基础上，建立神庙区的三维模型，结合铭文研究、地理信息系统分析，希望对神庙区的平面布局、营建顺序、功能分区等问题得出初步认识。同时，通过对埋藏在孟图神庙地基下方的石块及其附近建筑的发掘，寻找相关铭文和实物证据，试图解决神庙建造初期主神身份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探索孟图神庙在埃及新王国时期底比斯地区亦即如今的卢克索地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对一个负责‘寻找失落文明拼图的群体来说，没什么比能亲手触碰埃及这样古老的文明更让我们兴奋和引以为豪的了。”王巍说，从长江到尼罗河，从殷墟到卢克索，通过与古老文明的跨时空对话，寻找失落的文明残片，是考古人为两国人民友谊添砖加瓦的最好表达。

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若论中国考古专家第一次系统进入埃及进行研究，2018年11月开始至今的对卢克索孟图神庙进行的考古活动，算是头一遭。然而，中国考古专家并非第一次对古埃及文物进行考古。

1950年至1982年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所长、所长的夏鼐先生，1938年就曾考察过埃及文物。巧合的是，夏鼐当年考察的地方，正包括卢克索孟图神庙。所以，2018年中国考古队来到此地后，有媒体报道称：80年后，卢克索重新有了中国考古专家的身影。

1938年，作为伦敦大学的留学生，夏鼐作为实习生奔赴埃及。很可惜，1938年10月，随着罗伯特·蒙德去世，英國这支埃及考古队不得不散伙。遗憾的是，夏鼐直至1985年逝世也没能重返埃及卢克索，亦没能对孟图神庙进行系统性研究。

2019年1月9日，中国考古队成员、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李晓东出发前往卢克索之前，在日记中写道：“底比斯卡尔纳克神庙群多为敬神献祭仪式之用，发现地下宝藏的可能性不大，但每个神庙修建的时间都不一样，修建者所思所想就各有差异。于细微处见宏大，揭秘一桩完全不为人知的秘密并非没有可能。经常给我的研究生们讲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孟图神庙的秘密就期待我们去发现。”之后，李晓东回想起了2015年在美国孟菲斯大学访问时的所见。在孟菲斯，李晓东看到该市动物园大门上装饰的仿古埃及文字中，有一个词，类似英文“kangaroo”（袋鼠），与他同往的孟菲斯大学教授彼得·布兰德（Peter Brand）对他略带腼腆地说：“就是kangaroo，因古埃及文中没有这个词，于是用古埃及字符造了一个。”

当李晓东到达卢克索以后，1月12日，他拍摄了四排摆放整齐的残石断柱，之后反复研读其上的文字，发现了9个用来表示国王名字的长圆形的框，亦即“王名圈”。在李晓东看来，通过这些王名圈来进行断代，将变得简单——阿蒙霍太普二世、阿蒙霍泰普三世、塞提一世、拉美西斯六世及五个托勒密王朝法老，亦即从公元前1500多年到公元前300年左右。“凭这四排残石断柱就可以判断，该神庙区的修建至少持续了接近一千五百年。真难想象，三千年前的这里每天都发生着什么。”李晓东说。

卢克索孟图神庙考古发现文物的年代关系，对证实或者证伪近年来出现的“埃夏论”并无意义，但其可以用来对比当时的古埃及与中国的商周时期文物。这就是文明互鉴。

回看此前，200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联合在越南共同发掘越南永福省永祥县的义立遗址并进行了资料的整理。此次发掘是中越两国之间进行的首次联合考古发掘，是中国国内考古机构第一次在国外独立完成田野发掘。发掘出的一批文物，与四川广汉三星堆有一定联系。之后，中国国内陆续有考古机构去俄罗斯、肯尼亚、越南、老挝、孟加拉国工作。恰如王巍所说，纵观当今世界，美、德、日等国对世界主要文明、主要区域都有学者研究，中国想要发展成为世界考古强国，必须弥补这一软肋。而赴世界主要文明的发祥地参与发掘和研究，是一种重要的举措。并且，这些工作，对当代人类各个文明从何处来，甚至到何处去，都是极具意义的。

（摘自《新民周刊》2020年第34期。作者为该刊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