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欣悦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上海 200444)

1 引言

1925年，梁启超先生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中定义“中国的图书馆学”，他认为，“图书馆学的原则是世界共通的，中国诚不能有所立异。但中国书籍的历史甚长，书籍的性质极复杂，和近世欧美书籍许多不相同之点。我们应用现代图书馆学的原则去整理他，须要对於中国的目录学(广义的)和现代的图书馆学都有充分智识，且能神明变化之”[1]。在梁启超看来，要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首先需要“中国的现代青年”悉心研究西方的图书馆学，在此基础上深入地研究中国传统的目录学。故我国现代学术体系中的图书馆学自诞生之日起，便非常关注对国外先进经验、方法、理论的引入，中外比较研究是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也是今天我们“存古开新”，突破“独立的闭环发展系统[2]”的重要方式。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图书馆学界对外交流活动的日渐频繁，越来越多的学者具备宽阔的国际视野，注重在研究中积极吸收、引介国外图书馆实践和理论的最新进展，在域外图书馆学译介、中外比较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进展，丰富了中国图书馆学的内容，给我国图书馆事业和理论发展注入了动力。然而，回顾20年来相关领域的研究历程，在肯定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发现目前在域外图书馆学译介，中外图书馆学比较研究领域，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大量论文停留在国外经验或案例介绍，缺少对经验落地及本土化的持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