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余亮

读完严尔碧小说新作《王赶年造屋》，真是百感交集，好多经典的小说人物在我的面前交叉跑动。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过去了，我们既没有在河东，也没有在河西，而是依旧深陷在那条叫“愚公移山”的小河里。

日子是崭新的，又是陈旧的，愚公都寄生在我们的身上，也生活在我们的周围。比如衰老的木讷的闰土，比如儿子打老子的阿Q，比如去了天南又去了海北的漏斗户主陈奂生，比如“吃三年薄粥，买一头黄牛”的李顺大。

是的，李顺大！著名小说家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他在六十年前开始造屋，但那屋子似乎如月亮里的吴刚砍的桂花树一样，一边建造，一边宿命般崩塌。李顺大老了，接过李顺大造屋任务的王赶年出现了。

王赶年是负责扶贫工作的“我”（秦主任）发现的贫困户。他的故事得“讲一千零一夜”，具体地说就是一位“爹妈死得早，兄弟姐妹多，坐过六年牢，参加过1040部队”中的倒霉农民，他48岁才找了个残疾女人结婚。小说的焦点不在他的悲惨经历上，而在于王赶年执着的造屋行动上。

造屋是这篇小说叙事的第一推动力。如果没有造屋，就没有后来悲剧的发生。如果没有造屋，也没有“我”和王干事的转变。造屋是王赶年的命定，也是王赶年性格的依托。王赶年不像当年的李顺大，有一个一直陪伴他的好干部刘清。王赶年的身边只有三个人：既懦弱又贫穷的“我”，开着破毛驴的王干事，还有那个见头不见尾的马总。小说家将这四个人物奇妙地编织在“扶贫”行动中，扶需要手，三双无力的手企图去拉动王赶年那双固执的手，房屋未倒塌，王赶年的儿子却出了事故。所有的故事都没有完成，但却因为人物自我的可能性，让读者完成了最后的想象。

“我”在移动公司做业务经理的爱人的催促下也完成了城里“造屋”。这是新世纪的陈奂生的新任务，这样的叙述构成了小说的复调叙事，也接力了高晓声的写作，将陈奂生和李顺大成功地捏合到一起，这样的悲喜剧不是个例，而是新一代进城者的进退不能的窘迫。

作为仅次于王赶年的第二号人物王干事，他在左冲右突的应付中，焦头烂额的他终于放下了原来的扶贫工作，也做起了类似陈奂生卖油绳发财的美梦。他的放下和“我”的背负构成另外一条颇为讽刺意味的对比。王干事会发财吗？“我”在城里的房子会眺望到王赶年乡下那间房子吗？

严尔碧没给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精心加入了一对石狮子的故事。如果没有这对石狮，没有经营这对石狮子的马总，《王趕年造屋》就失去了飞翔的翅膀——虽然这翅膀的扇动是艰难的，王赶年把这对石狮放在了门口，但一次事故，很快又让充满幻想的他失去了这对石狮。

——我喜欢这样的构思，石狮突如其来，又迅速退隐，它令小说有了荒谬的气质。石狮不动，但小说家突然（或者是蓄谋已久）加入了一对石狮，小说的叙述光线一下子变得明暗有度。那对石狮的模样可以想象，但是，小说家没有说明，在这篇小说里，谁能搬动这对沉重的石狮？谁又能把这对石狮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对沉重的石狮，成了这篇小说最大的兴奋点，也成了这篇小说的象征力量所在。

说实话，中国从来没生产过狮子。据考证，狮子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在汉代，因为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西域诸国作为珍贵贡品输入到我国。这是皇家的狮子。皇家的狮子是在皇家园林中的，它是皇权的象征，也可以护佑皇权。但民间不能有活生生的狮子，民间的狮子只能靠着民间的想象，然后再用妄图不朽的石头雕成，再放在大门口，借助狮子高大威猛的外形，妄图护佑弱小的自己。

——弱小与威猛，就这样构成了石狮文化的两极。

我们的王赶年太弱小了，王干事和“我”也太弱小了，他们都需要这对沉重的石狮。当年的陈奂生和李顺大同样需要这对石狮的护佑啊，可是几千年过去了，石狮还在。三十年过去了，石狮还是在。但是，由于窘迫，由于贫穷，那对石狮还是无可奈何地离开了王赶年，离开了弱小的人们，成为马总们继续出售的商品。

这于石狮，于崇拜石狮的人们，还有喜欢虚构的小说家们，都是一场驮着沉重石狮行走的愚公梦。

加油，严尔碧！

责任编辑 张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