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滨

对一个城市而言，树是其最理性的灵魂。

南京多栽梧桐。据说，因为当年宋美玲特别喜欢法国梧桐，蒋介石爱妻心切，特意引进两万株梧桐树种，从美龄宫一路种到中山北路，成为当今一景。

上海多香樟，三亚多椰子，重庆多黄角树，香港多榕树，南宁多合欢，广州多木棉，不一而足。

北京城里什么树多呢？

说不清楚。

幼时，特别醉心于北京城里的槐树，这缘于郁达夫先生的那篇《故都的秋》：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

每每读罢，都闭眼沉思遐想，想象着自己也能在北京某个院落一隅，坐在槐树下，沐清风，听虫鸣，品北国之秋之味，那该是多么赏心悦目的事情啊……

后来，跟随父母来北京旅游，见识到北京城内那些古槐：故宫武英殿断虹桥畔那十八棵槐树，种植于元代，被称作“紫禁十八槐”；故宫御花园东南角有棵巨大的龙爪槐，树枝扭曲向下低垂，如苍龙巨爪，树冠则大如巨伞，树干虬曲盘旋，樹冠上的几个大枝似数条巨龙凌空飞舞，无数的小枝像虬爪伸缩，是有名的“蟠龙槐”；大明王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自缢在煤山一株树上，煤山即现在的景山公园，特意拽了父母去看，却也是一株槐树，歪脖子槐树，旁边还有碑文，以示提醒游客。那个勤俭但急躁且多疑的崇祯大概想象不到，他的死会给这株普通的树荣耀加身，想想真是荒唐……

那次旅游，因为时节不对，并没有体味到郁先生描绘的树下赏秋的雅趣。

再后来，寄居北京，最初是借住在原玄武区槐柏树胡同的姨奶奶家，非常拥挤的一个大杂院，不大的面积里，拥挤了来自天南地北的十多户人家，不出门可闻四海音。很遗憾的是，小院里并没有槐树，有的是一棵枣树，碗口粗细的树身，枝丫横斜的树冠，春来转绿，秋来挂果，结一种脆甜的小枣，每到落果之时，也是全院住户的欢愉之日。大家相约簇拥在树下，差一人上树摘枣，其他人纷纷立足树下，仰头观望，人人一副收获的喜悦。枣子摘下来，分予各家，人人有分，枣子的甜就由嘴至心。已客居北京几十年的姨奶奶就总爱说上一句：

“一看见这棵长着枣的树，就想起俺的老家来了，哎——”

那声叹息幽长无比，穿越了繁华的北京城向鲁西北的老家蔓延而去。

在鲁西北平原的农村，家有枣树村有枣林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在大都市还能居家有枣树，好像只有在北京才能见到了。故宫周遭很多的院落里，都可以见到枣树。秋后，结出垂垂连珠的枣子，宛若遥远的乡间，给日日奔波其中的异地游子颇多故土的安慰。

在北京的院落里不但有枣树，还有柿子树。我自幼生长在鲁西北，原以为柿子是长在山间僻壤，远离俗世，从没想过现代繁华的北京城里却到处可见柿子树：深秋时节，无论是走在西城、宣武，还是东城、朝阳，时不时会为探出院落的一截枝丫惊艳，因为那上面挂着红彤彤的柿子，在萧瑟的秋景里，在灰色砖墙的暗淡里，这一团团红色，格外令人赏心悦目；其实，不仅仅是在百姓院落里你可以看见柿子树，在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校园，在协和医院、北医三院等医院，都有柿子树，都会在深秋挂出一盏盏小灯笼；倘若你去北京动物园，狮虎山、猴山、珍禽馆里也会看见柿子，熟透了的柿子让那些动物们饱腹，这大概是全中国其他动物园里的动物们都不可享受得到的。

据《燕京时餐记》中记载，朱元璋少时家贫，经常挨饿。一次，饥肠辘辘的朱元璋讨饭经过一个村庄时，看到一棵柿树上挂满了金黄的柿子，于是就爬上树饱餐了一顿。当上皇帝后，他下令凡有五亩至十亩地的人家，都要种柿、桃、枣等树，并封柿树为“凌霜侯”。

北京城里多柿子树和枣树是缘于此吗？

不得而知。

但是，在高楼大厦的背后，在时尚现代的中心，在被钢筋水泥围剿的间隙，却还能看见一颗颗活灵灵的枣子、一树原生态的柿子，那该是多么返璞归真的享受啊！时尚与民风共融，现代与传统并存，那又是一幅多么兼容并蓄的画面啊！

哦，对了，坊间也有人考究，崇祯自缢不是在槐树，而是一棵海棠，说《明季北略》记载，崇祯是吊死在一棵海棠树上。

果真？

无从考证。

海棠树在北京那是寻常的树木，到处可见，春日绽放，如火如荼，堪比东瀛樱花。著名表演艺术家于蓝老师说，北京最漂亮的海棠花当属中南海西花厅的西府海棠。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居住在西花厅的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大姐曾多次宴邀文艺界的朋友在花开时节去赏花。刚刚故去的表演艺术家于蓝老师至今珍藏的一张照片，就是和邓颖超等人在一株海棠花前照的。

于蓝老师说：“作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是多么平易近人，对我们文艺工作者是多么细心周到，邓颖超大姐后来写的那篇文章，我只要读就会泪流满面，我是真的怀念周恩来总理，不是我，是我们……”

于蓝老师所说的文章，是邓颖超在周恩来逝世十二周年时所写的《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

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你喜欢海棠花，我也喜欢海棠花。你在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时候，我们家里的海棠花正在盛开，因为你不能看到那年盛开着的美好的花朵，我就特意地剪了一枝，把它压在书本里头，经过鸿雁带到日内瓦给你……

每每读来让人涕泪……

在北京最常见柏树和松树，从城里的天坛、地坛、月坛、日坛、故宫、雍和宫、恭王府，到城外的颐和园、西山八大处，等等等等，到处都是。而且古树居多，久则数百年，时不时可见树身挂一牌，上面注明树龄，不看则已一看惊人，才知这些枯枝遒干原来历经了几世风云，见证了诸多往事沧桑：景山公园观德殿前面的两株柏树，是曾被康熙御封的“二将军柏”；北海公园团城承光殿的东侧，有一株油松，相传为金大定年间所植，至今已是八百多岁的高龄，树高二十多米，树干苍劲挺拔，枝叶苍翠繁茂，树冠像一把巨伞，曾被乾隆皇帝封为“遮荫侯”；在天坛公园皇穹宇的西北侧，有一株相传种植于明永乐十八年的柏树，高十余米，胸径一点二米，树干自下而上有九条纵向褶皱，将树身分为九股，扭曲缠绕，宛如九龙盘旋的粗大龙柱，故被称“九龙柏”，由于明清两代的皇帝每年到天坛祭天时，都要路过这棵柏树，所以又被称为“九龙迎圣”……

据说，目前北京有树龄在三百年以上的二级保护古树三万多株；树龄在五百年以上的一级保护古树五千多株。

全国的古树之多之最之趣，好像唯北京莫属。

还是缘于一本小说——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文中的主人公身陷囹圄以后，大墙下那株红玉兰成为他人生希望所在，精神支撑，所以特别钟情于玉兰树。小区有无玉兰树成为最初置房的一个必备条件，当我把这一想法说与北京友人听，友人捧腹：

“玉兰树在北京太普通，这是很多小区普通的绿植。”

友人所说没错，初春时节，北京城处处玉兰花开，且由南城到北城次第花开，有红有白，红得深沉，白得婀娜，颤颤巍巍，不妖不娆，温暖着初春的北京城。树下有悠闲的妇孺，有嬉戏的孩童，还有携手结伴的老人，花映笑脸红，花飞带笑扬，到处一片祥和安逸。母亲在一个春日来京小住，恰逢楼下白玉兰开放，她日日去树下借花自拍，发往老家诸亲朋好友，博得一片赞誉。

及到秋日，母亲又来，这次做她自拍背景的是银杏。在钓鱼台国宾馆外的林荫道上，那一树树金黄，一片片迷离，让她迟迟不肯归。其实，不仅仅是老母亲，所有路人都停下脚步，驻足观望，流连忘返，这树给予了萧瑟的秋天多么瑰丽的色彩啊——在潭柘寺毗卢阁殿前东侧，傲然屹立着一株古银杏树，郁郁葱葱，俨然一副王者风范，据说植于唐贞观年间，树龄已过千年，乾隆皇帝曾下旨，封其为“帝王树”——在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在中关村、雍和宫，这种帝王树每到秋日都在用独特的傲骨装点着古老而又年轻的帝都。

不看黄花看红叶？

当然可以！

十月的香山，八科十四个树种，十多万株树木，使得满山红叶，如火如荼；上山者人山人海，每每堵车塞道。

玉兰、红叶、帝王树，这些都是寻常，北京还有很多不寻常的树：景山公园有一株“槐中槐”——一株老槐行将枯死，躯干窟窿处又生出一株小槐；中山公园有一株“槐柏合抱”，是一株古槐和一株古柏相拥而立，长在了一起；还有“槐抱椿”，是一株国槐树上长出一株臭椿树；还有“槐抱榆”，是一株古槐上又长出一株榆树……

在北京孔庙内生长有很多数百年历史的古树，其中最大的一棵柏树生长在大成殿前的石阶下。这棵柏树枝干粗壮，郁郁葱葱，高达二十余米，周长五米多。据传，这株柏树为元代教育家、国子监第一任祭酒许衡所植。明嘉靖年间，奸相严嵩代表嘉靖皇帝朱厚熜前往祭孔，按照封建礼制，只有皇帝才可进入孔庙祭孔，大臣只能在孔庙外跪拜，但严嵩狂妄至极，认为自己有资格像皇帝一样进入孔庙祭孔。当他神气活现地经过这株柏树下时，突然狂风骤起，吹动树枝掀掉了他的乌纱帽，严嵩不得不仓皇逃离。后人认为柏树有知，能辨忠奸、惩奸佞，因此称其为“触奸柏”或“辨奸柏”。

这是多么神奇的一株老树啊。

当然，这仅是传说而已，体现了北京老百姓对忠佞的朴实读解。

在北京德胜门内大街，有一株老槐树，当街而立，气势磅礴，使得完整一条马路从中分叉而行，明显是在给树让路，可见这株树的重要性——好像，在北京好多地方，或道路或建筑都會避让树木，这是对树的尊重呢？还是对大自然的敬畏呢？

应该都有吧。

刚到北京的那个春日，想约友人去日本看樱花，友人登时不屑：

看樱花何必去异域他邦？去玉渊潭啊，就在家门口，方便又快捷，何必兴师动众舟车劳顿。

果真？

千真万确！玉渊潭的樱花不比东瀛的逊色毫厘……

哎，无论是古树还是新苗，北京的树是说不尽道不完的。

其实，对北京而言，说不尽道不完的，又何止是树呢？

责任编辑：吴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