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唯物史观溯源

2020-10-26唐鸿

桂海论丛 2020年4期

唐鸿

摘要：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建构与发展的重要哲学根基。以唯物史观为切入点，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从国家起源和本质、国家属性及其职能、国家消亡及其充要条件等层面展开了多维度的科学阐析与论证，为新时代正确理解和把握国家的历史演变、当代治理及未来走向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和实践启示。

关键词：唯物史观；生产力；分工；阶级；国家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20）04-0057-04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探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重要思想结晶，其形成与发展蕴含一定的客观历史条件及深厚的思想理论渊源。依循唯物史观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互动等理论视角，科学地考察和剖析了分工、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之间的历史与逻辑关联，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国家学说。

一、国家是生产力和交往方式发展的历史产物

（一）市民社会是国家产生的基础和前提

唯物史观认为，国家不是先验或永恒的，而是社会历史演变和发展的产物，“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1]。在唯物史观诞生之前，西方哲学家们在看待国家问题时大多秉持了唯心主义态度及分析方法，其中，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就是典型代表。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理性的体现和化身，是“绝对精神”发展的一个逻辑阶段，“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2]。在黑格尔看来，国家理性凌驾和控制着社会主体，既体现了世界精神，又通过中介环节即等级要素来统摄君王、官僚及市民社会，从而实现对现实实体的统治。费尔巴哈希望能将黑格尔唯心主义思辨哲学中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颠倒过来，但遗憾的是，“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3]，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批评了费尔巴哈，认为“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当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3]78。

在批判黑格尔国家理论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利器，突破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窠臼，把唯心主义国家观所秉持的国家“理念”或“精神”转向了现实与实践，确立了其科学认识国家本质的方法论前提。马克思严肃批评了黑格尔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理解上的“主谓颠倒”，他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基本前提，“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真正基础”[4]。换言之，市民社会中由于生产与交往所催生的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3]130-131，从而厘清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真实联系。

（二）私有制是国家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基于对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唯物史观认知，在论证国家起源时，马克思、恩格斯以社会分工、私有制、阶级和阶级斗争等社会历史现象的产生及其发展脉络为根基，分析了国家形成的历史发展逻辑。在他们看来，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低，不存在私有制和阶级，因而没有形成国家存在的客观基础，这个时期不存在诸如军队、警察等现代社会意义上的国家管理机构，亦未出现政治上的任何形式之民主制度，血缘伦理关系、原始道德、传统习俗等是维持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根据，而正是人类最朴实的自然联系完成了人的生存的全部活动，成为彼此完全平等、自由的群居生活的唯一维系。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对易洛魁人“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这一“美妙的制度”给予高度赞赏，认为其“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1]95。显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眼中，国家的萌芽、发展以及成熟程度都与私有制的产生发展密不可分。

鉴于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分工为楔入点从三个层面阐明了生产力发展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首先，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速度，生产力则对分工发展的性质与程度起着制约作用；其次，分工促成并制约着生产关系，它“决定个人的与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3]68；最后，分工催生阶级，“在分工的范围内，私人关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阶级关系”[5]。由此，恩格斯进一步以三次社会大分工为基点，剖析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的形成动因及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和关联。

其一，以畜牧业与农业的分离为标志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使社会裂变为“主人和奴隶”两个对立阶级。这一时期，游牧部落从其他部落中分离出来，开始驯养动物。随着畜牧业的不断发展，饲料的需求日益旺盛，拓展了谷物种植和牧草栽培的生产空间，客观上推进了农业及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剩余产品开始出现，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与此同时，生产量的递增进一步加大了劳动力的需求及其劳动强度，使奴隶制的产生成为必然。以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为标志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加速了自由民与奴隶之间的分化，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这一时期，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加剧了奴隶们的被剥削境遇，社會出现了财产占有的贫富差别。以商人阶级的形成为标志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同时催生了新的利益集团及利益冲突，以缓和利益冲突和协调阶级矛盾的“第三种力量”（国家）由此代替氏族制度登上历史舞台。这一阶段，首先是“根本不参与生产”的商人阶级的出现使剥削加剧，它“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双方都进行剥削”[1]166；这一阶段，金属货币的出现，为土地和财富的继承或出让提供了新的载体，使其能迅速积聚于为数很少的阶级手里；与此相对应的是，日益贫困化的劳动群体不断增长，从而加剧了这些利益群体或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恩格斯看来，氏族制度已经无法调和这样一个充满日益尖锐的利益冲突与阶级矛盾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1]169。在这里，恩格斯所说的“第三种力量”即是国家，它将肩负压制或调和各阶级之间“公开的冲突”之使命。

概而言之，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私有制显然是“阶级矛盾的根源和破坏古老公社的杠杆”[6]，它的出现与发展是国家产生之最重要根源。伴随着社会分工及所有制形式的逐步演进，私有制产生了，阶级及其利益冲突无从避免，国家作为“第三种力量”便理所当然承担了调和阶级矛盾的历史重任。诚如恩格斯所言：“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是为了把阶级利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而“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1]170。

二、国家是阶级属性（阶级职能）与社会公共属性（社会职能）的有机统一

从上述国家产生的历史轨迹中不难发现，在阶级社会中，国家同时扮演了统治阶级利益代表者和社会各阶级利益协调者的双重角色。换而言之，国家兼具双重属性，承担两项基本职能。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凸显的是其阶级属性及阶级职能；作为社会各阶级利益的协调者，表现的则是其公共属性及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社会职能。显然，在两种职能中，前者是根本，而后者则是前者有效实施的基础和前提，两者不可偏废，正所谓“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7]。持“暴力论”国家职能观者往往容易忽略或否定国家的社会职能，绝对或偏重于强调国家的阶级职能。对于这一错误倾向，恩格斯给予了深刻的剖析与批判，在《反杜林论》中，他对杜林等人的单纯“暴力论”观点进行了有力回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每一个专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们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管。”[7]523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创始人认为，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存在超阶级与超民族的国家，在阶级社会中，国家不可避免地烙印着鲜明而强烈的阶级特征。其产生主要基于对阶级矛盾或利益冲突的化解或消除，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言，国家是在“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是“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1]172。列宁也坦言，国家产生的目的就在于“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8]。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家的首要职能是通过“虚幻的共同体”组织形式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其实质是针对被压迫阶级的“统治工具”，奴隶主阶级、封建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等统治阶级正是通过贵族政体、君主政体及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等“虚幻的共同体”的政治形式，对广大民众实行压迫和统治。

在阶级社会中，除了阶级属性，国家还具有明显的社会公共性，凭借其公共职能的履行使社会秩序得到有效维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的公共职能予以了阐述：“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机构。”[9]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就此进行了论述：其一，“一切政治权力起先都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其二，“政治权力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7]526质言之，国家只有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履行其公共职能，才能促进社会良性发展，国家两种基本职能之间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而相互支撑、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三、国家消亡是长期的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

唯物史观认为，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国家最终必然走向消亡。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7]314这一政治过渡期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予以充分肯定。他所批判和否定的是建立于私有制基础之上以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传统阶级国家，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指责当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时尖锐指出，“表面上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最丑恶的东西”[7]54。在恩格斯看来，国家“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1]176。马克思认为，通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终将取得国家政权，将生产资料转变为国家财产，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7]630。恩格斯亦预言，阶级和国家的“消失”不可避免，但它“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7]632，“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去”[1]174。

由上观之，“国家消亡”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本向度之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理论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人类解放理想的逻辑推演和价值诉求。十月革命之后，列宁结合当时苏俄实际，对“国家消亡”思想进行了理论和实践反思。总体来看，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原初意蕴，但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见解。列宁认同国家消亡的必然性，但他又着重指出，国家消亡是长期的具体的历史过程，“它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速度”[10]。斯大林也强调，苏联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还无法达到“国家消亡”的历史条件，他认为，鉴于资本主义的存在，国家力量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得到强化和发展，并通过这一力量去“发展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11]。显然，在当时的历史境遇下，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思想的见解极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事实上，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与实践亦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存在有其历史必然性，在很长时期内必须借助国家形式，通过国家力量推进弥补式和赶超式组合型发展”[12]。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对于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具有较大的理论与现实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应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理解与运用，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鉴于此，其一，应把握和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效联结，“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13]，充分调动多元社会力量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彼此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发挥各自优势，产生最大治理效应。其二，应深化对国家公共性与阶级性之辩证关系的理解和把握。既要充分认识到，国家是阶级性与公共性双重特征、阶级职能与社会公共职能双重职能的辩证统一体。也应看到，公共性职能在当代世界国家治理实践中不断加强、政府由传统的一元化管理转向多元化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一切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13]，尽快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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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6.

[10]列宁.列宁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8.

[11]任晓伟.从“国家消亡”论到“社会主义国家”观念[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