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壁锐

摘  要：武汉臣的《散家财天赐老生儿》是元杂剧的重要代表，目前对该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版本比较、社会研究、人物关系、域外传播等方面，部分学者则将该剧纳入对《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整体讨论中。当前成果尚存在不足：忽视孟本价值和剧本人物复杂性，在讨论该剧时忽略臧本属于明人创作这一事实。

关键词：武汉臣;《老生儿》;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9--02

元代杂剧作家武汉臣，据钟嗣成《录鬼簿》著录，称其有杂剧十二种，但现今考证仅有《散家财天赐老生儿》一种是其所作。该剧今存三个版本，分别收于《元刊杂剧三十种》、臧懋循编《元曲选》、孟称舜编《酹江集》。王国维曾盛赞此剧关目出色，后经翻译传播到海外，可谓元曲之杰出者。有关该剧的研究，可追溯到明人孟称舜的批点，近年来学界对该剧关注亦属不少，主要的研究方向如下：

一是版本对比，尤其是元刊本与臧本的差异比较。例如，夏东锋的《试论臧晋叔对元刊杂剧<散家财天赐老生儿>的改编》认为臧本与元刊本极为迥异，臧懋循在体制结构、人物角色、宾白等方面均做了改动，而孟本则与臧本相近，因而并未展开对比孟本的相关研究。夏对于臧氏的改编行为多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包括删改曲词在内的一系列增删，使得臧本《老生儿》的故事相较于元刊本更为连贯。

而刘祯的《极意匠惨淡之致——武汉臣杂剧<老生儿>研究》对臧氏则颇有微词，臧本固然有润色加工，使得该剧更便于阅读之功，但亦有损杂剧质朴之本色。兼之元刊本部分曲词具备有裨于考证作品年代及早期杂剧情况的信息，而臧氏不察，竟将之删去。兼顾到三个版本的研究，则当属杨炼《“老生儿”版本研究》。该文论述了元刊本与臧氏在体制、题目正名、曲牌、剧情、宾白等方面的差别，认为臧本相比元刊本，曲牌上发生了删改、调序，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臧氏所改;二是臧本之前有其他本子且已有了这些改动，臧懋循以之作为底本。随后，杨炼《<老生儿>版本比较》还比对了臧本与孟本，臧本多用“科”，孟本多用“介”，认为孟称舜的时代已经南北曲合套。此论未必成立，因为南北曲打破分限自元代中叶即已开始。

二是从社会研究的角度，认为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试图借助剖析《老生儿》，达到对元代社会的了解。此类研究数量最丰，然而，学者们所选择的底本多是臧本，也就是明刊本，其作者应是明人，故而臧本《老生儿》难以完全反映元代社会。

刘方园在《从元杂剧<散家财天赐老生儿>看元代社会》指出，《老生儿》里刘从善散家财的忏悔行为，代表了在商人地位有所提高的元代社会里，崇儒倾向仍然牢固，商人自身的自卑感也尚未消除。刘认为，在异族统治下，中国人的宗族意识依然浓厚，但也发生变化：刘从善的家产分配，体现了他的宗族观既有根深蒂固的汉人传统（如，庶子有继承权），同时又受到蒙古人的影响（如，女儿有继承权）。但过于夸大蒙古习俗的影响，立论不尽可信，蒙古人有赘婿婚，剧中张郎入赘刘家，便认为张郎的婚姻实是受到蒙古婚俗影响。此论大谬，案，《史记》载：“淳于髡，齐之赘婿也。”至迟在战国时期已有赘婿婚。

其他学者的社会研究可归结两点，其一是宗族意识;其二是关注元明时期商人生存状况。

从宗族意识的角度，李昕《应该重新评价<老生儿>》认为，《老生儿》的主角是孝女引张。故事的主题也非宣扬封建宗法观念，而是肯定了自然血缘。引张对于小梅母子的保护，正是出于人类血亲的自然天性，她的行为证明了封建宗法观念的错误。但李氏并未能解释，第四折引张令小梅与刘从善重聚，并非出自于孝，而是有金錢利益的动机。

王星琦的《元杂剧<老生儿>新探——兼谈元杂剧中的宗族意识与人伦思想》指出，《老生儿》极力宣扬宗族血缘关系，是有所寄托的。刘姓隐喻着汉家王朝，《说文解字》释“张”为“施弓弦也”，张郎实际上隐喻着蒙元侵入者，而剧终幼子的失而复返，象征着汉人恢复故国的希望。这显然受到《赵氏孤儿》等杂剧相关研究的启发，对发掘《老生儿》更深层的阐释空间自然是有裨益的。但此论难以令人信服。假设武汉臣确有寄托，剧中的张郎作为侵入者，何以最后仍有继承家产（在此应该是“江山”的隐喻）的权利？

关注商人生存状况的学者，大多关注《庞居士误放来生债》、《散家财天赐老生儿》、《东堂老劝破家子弟》几种涉及商人角色的杂剧比较。陈建平的《困惑与觉醒——<老生儿>与<东堂老>商人形象之比较》认为，《老生儿》与《东堂老》中主人公对经商暴富的态度迥异，折射了元代从前期的崇儒抑商到后期商人肯定自我价值的时代风气演变。张华的《元杂剧中商贾 “散家财 ”事件的多元文化阐释》同样认为《老生儿》、《庞居士》与《东堂老》代表了商人对自我价值的两种认知。

陈书录《商贾的忏悔与元明文人的自赎》列举了元杂剧中商人忏悔行为普遍存在的文学现象，指出尽管元代城市经济发展充分，但固有的义利之辨和因果报应观念，仍使得商人对经商暴富的行径深感不安。元杂剧的商人忏悔现象，直接影响了明文学，而《老生儿》尤甚。明代戏曲小说亦大量出现商人忏悔的现象，凌蒙初的拟话本尤为典型。针对元明时期商人忏悔意识的普遍现象，陈书录进一步认为，商贾的忏悔意识带动了其他阶层尤其文人阶层忏悔意识的萌生。他指出，前后七子大多有过“悔少作”的行为，这与他们曾与商贾密切往来有着相关性。立论极为新颖，但所举案例，大多仅能说明商贾与文学家有往来。部分案例虽涉及到商人忏悔，但此处的商人往往是兼有文学家身份，所谓忏悔仅关系诗学宗趣的选择，与元代因经商暴富而产生的忏悔并不相同，故难以证实两者直接关联。

三是人物关系研究。刘方园梳理了该剧几组人物关系，包括妻妾关系、婿侄关系、侄儿关系，这些关系结构呈现着地位上的不对等，折射出元代社会“妾不如妻，婿不如侄，侄不如儿”的宗族关系。而在《略论 <老生儿>中刘从善的智慧》，刘方园同样关注了人物矛盾这个问题，讨论刘从善对这些矛盾的处理方式上，能够因时制宜，巧妙解决家庭内部矛盾，是一位善于治家的封建家长。笔者认为此论有待商榷，刘从善多次受制于李婆婆、张郎等人，甚至连其妻小梅和腹中小儿尚不能保护，剧终时引张因为妒忌引孙才令小梅出见刘从善，刘从善反而认为引张是出于亲情考虑。凡此种种，皆是刘从善不够精明之例证。

四是域外传播研究。钟灵杰的《德庇时中国古典戏剧英译的社会学解读》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德庇时所以选择翻译元杂剧而非其他文体，主要是其汉学场域发生了变化。不同于此前西方对中国的景慕，十九世纪的欧洲发现中国正处在衰落期，欧洲人更希望了解真实的中国。故德庇时选择了介绍更接近民间的元杂剧作品，以其更有“实用价值”。德庇时在翻译包括《老生儿》在内的杂剧作品时，忠于原作体制，但也会删改剧中低俗恶劣的成分，同时以添加注释的形式令西方人更了解东方情调。《老生儿》在该文只作为其中一个案例，同时钟灵杰也只介绍了德庇时的翻译策略，而未涉及接受效果的论述。相近的论文还有李昕的《应该重新评价<老生儿>》。

五是整体性的研究，从多个角度探讨《老生儿》的艺术成就。刘祯谈及到版本比较、人物塑造、关目结構、文体影响等多个层面，指出《老生儿》在元杂剧中属于结构出色的作品，针线严密，即使到了第四折仍然波澜起伏，不至于“强弩之末”。尤为难得的是，他还涉及到《老生儿》对其他文体的创造影响，明代沈受先戏文《三元记》、杨文奎杂剧《儿女团圆》、凌蒙初拟话本《延亲脉孝女藏儿》均受到《老生儿》的遗泽。且将凌蒙初拟话本与《老生儿》做了对比，认为存在小说更重视交代细节，形式上小说属于叙述体而戏曲为代言体等差异。刘祯还尝试考证“老生儿”故事的源流，寻找其本事，但浅尝辄止，未有确凿成果。

王景琳的《略论武汉臣的<老生儿>》指出刘从善存在伪善的性格，其散家财行为有不正当目的，并批判了该剧的因果报应思想。在讨论宾白时，认为《老生儿》颇为特殊，宾白竟多于曲词，这实际上也是误将臧本《老生儿》认作武汉臣的创作，忽略了臧本经明人之手改定，严格意义上不该算作元人作品。

此外，研究专著方面，尚有甄炜旎的《<元刊杂剧三十种>研究》涉及《老生儿》。该著作主要重心在整个元刊杂剧作品的探讨上，列举了大量前辈时贤的研究成果，颇有贡献，而《老生儿》仅作为案例纳入探讨之中。

余论：

综上，除明清的评点外，对杂剧《散家财天赐老生儿》的专门研究，最早的研究始于王景琳1985年发表于《河北学刊》的《略论武汉臣的<老生儿>》，新世纪以后，相关成果逐年增加，最近的则是操萍与钟灵杰合撰的《德庇时中国古典戏剧英译的社会学解读》。爬梳这些成果，固然学者们对《老生儿》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但仍有存在不足：

一是在版本比较时，孟称舜《酹江集》选本常被忽视，学者多持孟本与臧本相近，没有比较之必要。实际上孟本并非对臧本亦步亦趋，孟对于臧本的优劣有着较清醒的认识。

二是在借助《老生儿》文本研究元代社会情况时，多数学者选择的是臧懋循《元曲选》收录的本子，臧本经明人改编，严格来说并非元人作品，以明人创作去求得元代社会情形，结论往往不太可信。

三是在评价人物形象时，将“引张”视作扁形人物。而引张实际上具有多变性的圆形人物，她保护小梅固然有“孝”的因素，但不能据此就以“孝女”来概括其形象。她的行为带有利益动机，正是出于将继承权让步给堂弟引孙的不满，她才将小梅带与刘从善团聚，在此金钱利益的考虑战胜了自然血亲的天性。

参考文献：

[1]夏东锋.试论臧晋叔对元刊杂剧<散家财天赐老生儿>的改编[J].名作欣赏，2013（03）.

[2]刘祯.极意匠惨淡之致——武汉臣杂剧<老生儿>研究[J].中国文学研究，1992（01）.

[3]杨栋.<老生儿>版本比较[J].文学界（理论版），2010（12）.

[4]刘方园.从元杂剧<散家财天赐老生儿>看元代社会[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