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女性主义的提出为分析文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在契诃夫的作品中，女性占有重要地位，《新娘》是其最后一部作品，娜佳的整个成长过程包括反抗传统男权的压迫，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到最终成长为一名新环境中的新女性形象。解读娜佳，感受到作者对娜佳赋予的情感，对理解契诃夫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困境;觉醒;新女性

作者简介：王佳楠（1996-），女，汉族，哈尔滨师范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9--02

安东·巴普洛维奇·契诃夫是19世纪末俄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和剧作家。这部作品不仅是最后一部写女性的小说，而且是他整个创作过程的最后一部小说，在他整个创作过程中他“始终关注着俄罗斯妇女的前途和命运，塑造了一个完整的妇女形象系列”[1]。对他所有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类归纳大致可以分为“奴隶型”、“觉醒型”、“独立型”这三种类型的女性，娜佳属于第三种类型觉醒后独立型女性，她在萨沙的引导下接受新思想，了解到女性需要接受教育;与此同时，娜佳自身也意识到自己身处传统男权统治地家庭困境中，这里的家庭不仅指父亲占统治地位的家庭，也指丈夫占统治地位的家庭。娜佳思想觉醒后勇敢地离开家庭，隔断与家庭的联系，从而成长为一个独立的新女性，迎接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反抗压迫，果断地逃离“家庭”

《新娘》“就其情节来说与六七十年代的民主主义作家们写的许多作品是相似的。这些作品描写了一些青年男女为了一种充满崇高精神的生活而同自己的生活环境决裂”。[2]娜佳是生活在一个富裕但限制个人发展的大家庭里，这个家庭的主要有三个女性祖母、母亲和娜佳，表面上是一个没有父权统治的家庭，但实际上女性占据着父亲的位置，“光是听她说话的声音和口气就可以知道，她是一家之主。”祖母扮演着父的角色，行使父的权力。每个人的生活都要依附于祖母，娜佳自然而然地就处于“他者”位置，她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只能依靠祖母进行生活。她的母亲是尼娜·伊凡诺夫娜也同样不能做主自己的生活，她“不爱自己已故的丈夫，弄得现在一无所有，只能依赖自己的婆婆，也就是老奶奶过日子。”她们都是不幸的，要依附于他人才能生活。更可悲的是，母亲对娜佳进行思想的控制，母亲在无形中已经规划好了娜佳之后的生活，无异于重复自己的生活，依赖他人生活，也就永远处于“客体”位置，不能掌握自己的生活。父的家庭里每个人都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必然会限制个人的成长，消磨人的意志。当娜佳的思想逐渐觉醒，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将是这般情形时，她感到苦闷压抑便会反抗，尝试寻找一条新的道路。

娜佳的结婚不仅是一次由女儿到妻子的角色转换，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从传统父的家庭进入夫的家庭。安德烈所代表的是夫的家庭，他从没有主动了解过娜佳，他对婚房的改造设计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让娜佳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的安排，以及他对婚后生活的设想，也完全是他自己的幻想，从沒有主动倾听过娜佳的诉求。安德烈作为一名男性，将自己定义为自我，是主体;将女性定义为他者，是客体的存在，[3]从中可以看出安德烈并没有将娜佳处于一种平等地位，而是被统治地地位。娜佳在传统家庭里没有自己的位置，不能独立于他人而存在;在自己建构的新家庭里，依旧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没有人关注她自己的想法，只能继续服从他人的想法，执行他人的命令。娜佳被围困在男权统治的家庭里，没有话语权威，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萨沙在小说中扮演着男性的另一种角色--精神领导者，他带给娜佳新的思想、新的观念，他毫不留情地指出掩盖在繁荣事实下的真相，解开她们虚伪的面纱，他们的生活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压榨和掠夺他人的权利获得的，他还指出他们思想的空洞，祖母每日的生活就是重复，毫无新意可言。他指出这样的生活是由于女性没有接受教育，获得新知识。在契诃夫看来当时的俄国教育水平不足限制了女性的发展，首先就表现在职业的选择上面，对女性来说，在俄国想要找到工作并不容易，所以受过教育的女性中最常见的职业是教育、医疗或艺术领域的活动。[4]娜佳要想摆脱这样的生活，就要逃离传统男权的世界，去接受教育，获取知识，明白生活的意义与价值。

二、觉醒意识，勇敢地确认自我

任何事物发生质变的事物都是从内部开始的，娜佳思想觉醒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传统男权对自身的压迫，导致自己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为男性、依附于男性而活，毫无独立价值可言。娜佳在萨沙的引导下，逐渐认识到她生活的世界是华丽面罩下遮盖的丑恶世界，一无是处、一事无成的生活现实。娜佳对这样的生活渐渐感到十分的厌恶，思想开始觉醒，觉醒表现在对他人态度的转变上。一是对母亲态度的转变。母亲作为娜佳最亲的人，娜佳最开始认为母亲是年轻、有魅力的，“隔着窗子望过去，母亲在傍晚的灯光下不知怎的显得十分年轻”，她仰视着她的母亲，认为母亲是独特的、不同于她人。在娜佳和萨沙的一次对话时，她发现了母亲的不足之处而又不想承认，说明她的心里出现一种矛盾复杂的情感，由仰视她的母亲转变成平视她的母亲，在平等对视中她发现了母亲的普通平常，读者可以看出娜佳此时的心理并没有完全觉醒，她是处在一种混沌的状态，并且她在竭力的劝服自己，“可她毕竟是个不同寻常的女人”，觉醒的萌芽被传统观念所打败，她对母亲彻底的转变是在她想和母亲诉说自己的苦闷的时候，发现母亲并不能理解自己的想法，她感到自己孤独无援，从而明白母亲这里并不能成为寄托心灵的场所。之后，娜佳再一次想到她母亲的时候，发现母亲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平常的、不幸的女人”，之前对母亲的认识完全来自于自己的想象。其实母亲也是传统男权社会的受害者，但母亲只是意识到自身的痛苦，感受到压在身上的权力，但她并没有去寻求改变，寻找改变现状的解决途径，只能将一切忧郁苦闷的情绪堆积心中，继续成为男权统治下的牺牲品。

二是对安德烈·伊奇态度的转变。娜佳十六岁的时候就期待着嫁给自己心爱的男人--安德烈·伊奇，但当婚期渐渐临近心中却没有了喜悦和期待，听到厨房的嘈杂声时她会想到“今后的生活将永远这样下去，没有变化，无穷无尽！”临近婚期的时候，她感到心烦意乱和苦恼，意识到生活的无聊;当安德烈一次又一次的重复他说过的话，娜佳感到了无奈和不适从;当俩人一起看婚房的时候，娜佳彻底意识到自己对安德烈一点爱都没有，她感到无比的厌倦和痛苦;当安德烈在描绘两人婚后生活时，娜佳只想逃离，“他那只搂住她的手，她也觉得铁箍似的又硬又冷。”与安德烈不断接触的过程中，她发现安德烈一直在约束她，限制她。娜佳不想带着镣铐生活，更不想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所以她在觉醒的过程中采取行动，没有去婚礼现场，主动拒绝和安德烈结婚。娜佳从最开始期待结婚到最后主动逃离结婚，是在反抗夫权，拒绝一切压在自己身上一切不合理的权力。娜佳认为女性不应该只有这两条道路，还应该有反抗这第三条道路，主动反抗压在女性身上的男性权力，确立自身的地位，建构自己的话语权威。

19世纪法国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爱米尔·左拉说得好：“愚昧有益于人类的神话，可以说是一种长期的社会罪行。贫困、肮脏、迷信、邪恶、谎言、专制，对妇女的蔑视，对男子的奴役，一切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都是由于这种蓄意的愚昧而产生的，而这种愚昧已经成为政府和教会的统治工具。只有知识才能摧毁这些骗人的教义，消灭那些靠散布谎言为生的人们，才能构成巨大的财富的源泉，即使土地获得丰收，又使文化繁荣昌盛。[5]萨沙在引领娜佳成长的过程中，着重强调教育的作用和意义，女性和男性一样都要接受教育、获取知识，摆脱愚昧，深刻地认识到人存在世界的价值。娜佳逐渐觉醒，她渐渐睁开眼睛来看世界，并积极采取行动，完成独立自我的确认。

三、采取行动，成长为独立自我

契诃夫塑造的娜佳形象不同于之前的任何一个角色，她敢想敢做，她两次离开家庭，足证明她反抗的决心。她第一次离开家庭是感受到巨大的压迫和萨沙对她思想的引导的一次逃跑行为，因为这次逃离除了萨沙知道外，无人知晓，暗含着萨沙对她引导起着积极作用。同时，娜佳在车上的一系列心理活动，表明她并没有真正做好离开家庭的准备，她对家庭还有留恋和思念之情，而且此时的她对萨沙是仰慕、敬佩的，相信在萨沙的引导下，可以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实现自我生活的意义。第一次逃跑之后，“娜佳非常想家，每天都思念母亲和奶奶，思念萨沙。”读者由此可以看出娜佳第一次的逃离是不彻底的，她的思想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觉醒，也就证明了由男性的引导并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不能彻底解放自身。

当娜佳接受教育之后，她感觉萨沙“变得平庸和土气了”，“不再像去年那样新奇、有见地、有趣味了。”娜佳对萨沙认识的转变，说明娜佳此时才是真正的觉醒，她已经脱离男性独自成长起来，有独立的思想意识。当她在一次回到家，发现家中的“一切都已衰老、陈旧，等着它的只能是它的末日，要么开始一种富于朝气的全新的生活。”娜佳能独立思考之后，她看到旧世界必定会被新世界所取代，人们迎来的一定是全新的具有朝气的生活。萨沙的病逝从侧面说明男性只能开启思想觉醒这扇大门，而真正要进入这扇大门只能靠女性自己，靠女性自己的行动，才能实现真正的自我独立和成长。“第二天一早就告别了亲人，生气勃勃、高高兴兴地走了——正如她设想的那样，永远离开了这座城市。”娜佳这一次的离开是光明正大决绝地离开，带着一种喜悦心情离开，对这个城市没有一丝留恋地离开，而且离开之后再也没有回来，彻底和传统家庭割裂，奔向一个新的世界，从此以后，娜佳成长为一个真正独立、彻底解放的新女性形象。

四、总结

全文作者以第三人称视角描述了整个故事，伊沙对娜佳的引导可以看作是作者的思想在引导娜佳，伊沙是作者的代言人，他的每一句话都完全代表着作者的思想和想法，他对时代的指控和批判也是作者对时代的指控和批判。作者對安祖母，母亲、安德烈等一系列形象的塑造，蕴含着作者深刻的思考以及对社会强大的责任感，“唤起人们对浑浑噩噩、不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6]，包含着作者深切的感情。

契诃夫将娜佳塑造成一个敢做敢当的女性形象，她社会的一切弊病进行反抗，契诃夫的英雄们越来越意识到爱是存在的宝贵价值，为之奋斗的能力是衡量他们的生命力和灵性的标准。[7]作者在文章的结尾描绘了一个全新的、美好的世界，是“一种崭新、广阔、自由的生活”。作者通过娜佳这一形象的觉醒，反抗传统男权社会，思想意识逐渐觉醒到最后勇敢的走出旧的家庭，愉悦的迎接新的家庭，这既是一个思想成长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付诸行动的过程。作者有意义表明女性通过接受教育、获取知识，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最终是可以成长为一个独立自强的女性，不再是依附于任何人的一位新女性形象。

参考文献：

[1]吴慧敏.弱者·觉醒者·行动者—契诃夫小说妇女形象三部曲[J].外国文学研究，1997（01）.

[2]（俄）屠尔科夫：安·巴·契诃夫和他的时代[M].朱逸森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3]西蒙娜·德·波伏娃著，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4]李丹.1861-1917年俄国妇女解放运动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2010.

[5]王田葵、杨荫庭：外国文学史纲[M].工人出版社，1988年.

[6]（俄）高尔基：文学书简上册[M].曹葆华、渠建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7]（俄）契诃夫.契诃夫论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