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

近四五十年，中国社会的开放，最顺当、也比较彻底的当是感情和性的开放。我见不到关于这方面公开的社会调查报告，只能从媒介公开的报道中取反面的例子，以证明上述的结论：在“打虎和拍苍蝇”运动中的落马者，男的几乎都有情妇，其数量多至两位数，甚至三位数。女的则养男宠。

此风弥漫社会，浸染农村，随着农民进城打工潮的兴起，有些在过去可能要打一辈子光棍的农民，在大城市里反倒有机会开了“洋荤”……这一现象是复杂的，不能用好或坏进行简单的褒贬，用道德败坏、滥情滥性或心理变态、性变态等等，也概括不了，不能都变态！

较早落马的省部级高官成克杰，被判死刑后問他上诉不上诉，他说：“共产党对我恩重如山，我不上诉;李平待我情深似海，我不后悔。”当时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深受触动，人之将死，其言不虚，无论对党对情妇，说明成克杰还是动了真情。当然，后来的贪官被判时，就难得见到这样直白的真情表露了。

或许这是社会开放都要经历的过程。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不也经历过“性解放”运动嘛。“解放”了还能回得去吗？后来不过是见怪不怪罢了，渐渐地，社会也会稳住阵脚。中国社会还在开放的过程中，需慢慢体会个中滋味，比如：感情“大放水”的结果，人们似乎不是得到了大满足，而在感情上却愈加饥渴。随之婚姻的内质发生了剧烈变化，除离婚率不断升高之外，或名存实亡、同床异梦，或婚内无性、婚内无情，而情和性皆在婚外，等等，不一而足。

《桃花水》想表现的，就是在这种婚姻乱象之下的真情。这真情是婚姻的希望，也是社会的希望。没办法，没有来自社会现实的触动，我就没有办法构思。写这篇小说的起因，源自一次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奇遇”，当时采风团的组织者用玩笑的口吻让大家把那次“奇遇”写成小说。采风团的成员中有批评家、音乐家、刊物主编、语言学家、编辑等等，应名写小说的好像就我一人。我记下了这个话，却没有付诸行动。

今夏酷热，写长篇卡了壳，接到那次陕北采风的同行者杨晓升社长的微信，约一篇小说。我正好想换换脑筋，“桃花水”便顺流而下，没有疙疙瘩瘩，写得很通畅。随后又按杨兄的意见作了些改动，便成了现在的样子。

我的思想，我的写作，早已被现实捆绑，乃至固化，除去能谈一点对现实的感受，关于创作实在说不出什么新鲜话，就此打住。

责任编辑 王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