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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归》所选中晚唐诗看竟陵派的文学思想

2020-10-26张晴柔

青年文学家 2020年29期

摘  要:钟惺、谭元春编选的《诗归》选取了较大比重的中晚唐诗,显示出和前后七子只重盛唐诗所不同的好尚。在所选诗人中,《诗归》尤为重视“清深朴茂”风格的刘长卿、韦应物,以及“气韵幽寒”的孟郊,“蕴藉温夷”的张籍。在对诗作的点评中,钟、谭强调“幽与微”的创作手法,“朴与厚”的人格修养。竟陵派对中晚唐诗的欣赏是片面的,但比前后七子包容得多。他们的诗歌创作或与一些中晚唐诗人有渊源。

关键词:竟陵派;《诗归》;中晚唐诗

作者简介:张晴柔(1991.6-),女,四川成都人,汉族,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文学批评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9-0-03

《诗归》是晚明竟陵派领袖人物钟惺、谭元春选评的一部诗歌选集,分为《古诗归》、《唐诗归》两部分。其中《唐诗归》选唐诗三十卷:初唐诗五卷, 337首;盛唐诗十九卷, 1162首;中唐诗八卷, 487首;晚唐诗四卷, 255首。和明代另一影响力巨大的诗歌选本——李攀龙的《古今诗删》相比,《诗归》中中晚唐诗的比重明显增大。关于竟陵派与中晚唐诗的关系,钱锺书曾有略论,认为“伯敬之有才,五律可为浪仙之寒;友夏而有才,五古或近东野之瘦”[1];朱易安则认为《诗归》体现出万历以后明人崇唐心态发生了较大变化:“从严格地排斥宋诗和中晚唐诗转变成比较宽和地对待宋诗和中晚唐诗。由于反对模拟、提倡性灵的创作思想,人们不再将注意力集中在体制、格调上,对唐诗的审美情趣也逐渐转向比较空灵的‘神韵上,使原先按格调划分‘正、‘变的品级观念模糊了,钟、谭的《唐诗归》正是此时明人崇唐心理的体现。”[2]通过分析《诗归》对中晚唐诗的选与评,可以窥见钟、谭对中晚唐诗的态度,体会其中折射出的文学思想。

一、《诗归》所选中晚唐诗人特点

钟惺在总评中晚唐诗时说:“汉魏诗至齐梁而衰,衰在艳;艳至极妙,而汉魏之诗始亡。唐诗至中晚而衰,衰在淡。淡至极妙,而初盛之诗始亡。不衰不亡,不妙不衰也。”谭元春云:“艷之害诗易见,淡之害诗难知。”(《唐诗归》)[3]可见他们对中晚唐诗的态度是较为矛盾的:一方面认为其“淡”为“妙”,另一方面又认为过度的“淡”会损害诗歌审美。以“淡”为核心,钟、谭格外强调中晚唐诗的幽、秀、厚、朴风格,这体现在他们对诗人作品的选择上。

《诗归》所选中晚唐诗人的作品数量,排名前十的是:刘长卿48首,张籍41首,孟郊36首,曹邺32首,韦应物31首,马戴21首,皎然18首,钱起16首、刘禹锡16首,李贺15首。而传统观念中最具盛名的白居易、韩愈、李商隐、杜牧等人的诗作入选很少。其中白居易诗仅选7首,元稹诗仅选6首,杜牧诗仅选6首,还不如诗僧无可。这一方面固然是竟陵派刻意求新,故意舍弃历代传诵的名作;但也并非就如钱谦益批评的那样,是要“举古人之高文大篇、铺陈排比者,以为繁芜熟烂,胥欲扫而刊之”[4],而是有其道理的。

钟、谭对刘长卿和韦应物特别推崇,其实是和他们推崇陶渊明、王维、孟浩然、储光义一脉山水田园诗人旨趣相承的。钟、谭特别尊尚陶渊明,《古诗归》选陶诗五十多首,整整一卷,位居古诗之冠。陶诗之“朴茂”、“清深”、“厚”,是钟惺尤为欣赏的。而刘长卿、韦应物诗也具有陶诗的这些特色。钟惺总评韦应物诗云:“韦苏州等诗,胸中腕中,皆现有一段真至深永之趣。落笔自然清妙。非专以淡拟陶者。世人误认陶诗作浅淡,所以不知韦诗也。”明确指出韦诗是拟陶而得其精髓者,有清深之趣。而评刘长卿诗云:“中晚唐之异于初盛,以其俊耳。刘文房犹从朴入。然盛唐俊处皆朴,中晚唐人朴处皆俊。文房气有极厚者,语有极真者,真到极快透处,便不免妨其厚。”又说“文房五言妙手,朴中带峭,便开中晚诸路。”可见,钟、谭选刘长卿诗,侧重其“朴”与“厚”。而钟评刘长卿《北归入至德界偶逢洛阳邻家李先宰》“炎州日日人将老,寒渚年年水自波”一联云:“文房七言律以清老幽健取胜”,对其写景之清幽亦是十分赞赏的。钟、谭选诗,大半皆为此类清幽朴茂的山水诗。他们厚爱擅长山水的刘长卿、韦应物,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在“清深朴茂”之外,钟、谭还特别偏爱“气韵幽寒”的一类风格。这从《唐诗归》多选孟郊、马戴诗作可以看出。钟惺评孟郊诗云:“东野诗有孤峰峻壑之气,其云‘郊寒者,高则寒,深则寒也。”而对于晚唐诗的“气韵幽寒、骨响崎嶔”,钟惺虽认为“与盛唐人远”,但也称其“极妙”。马戴“早耽幽趣”,其诗幽、壮并存。钟评其《夕次淮口》诗为“静深奥浑”,谭元春云:“高寂中宽然有余,右丞妙作也。”可见他们的审美好尚。

在欣赏清深乃至幽寒的山水诗之外,钟、谭还重视蕴藉婉秀之诗。《诗归》中所选张籍诗数量排名第二,远超出元稹、白居易、韩愈。而其中除《城南》、《野老歌》外,几乎不选关心民生疾苦的新乐府,只选婉丽清新之作,如《寄衣曲》、《白紵歌》等。钟惺评张籍诗曰:“张文昌妙情秀质,而别有温夷之气;思绪清密,读之无深苦之迹。在中唐为最蕴藉。”谭元春云:“司业诗,少陵所谓‘冰雪净聪明,足以当之。”钟、谭强调张籍诗的蕴藉温夷,相比之下,他们不重元、白之原因也就显而易见了。钟惺评白居易诗云:“元、白浅俚处,皆不足为病。正恶其太直耳。诗贵言其所欲言,非直之谓也。直,则不必为诗矣。”在评白居易《和微之大觜鸟》诗时,钟惺亦批评道:“写到可笑可哭处,极痛极快,物无遁情。然风刺深微之体索然矣。”在钟惺眼中,韩愈诗比元、白好,是因为“其乐府讽刺寄托,深婉忠厚”。如韩愈《病鸱》诗,“与乐天大觜鸟,同一痛快尽情,而规调稍严”;然而韩诗终究还是不够深婉的:“读朱穆与刘伯宗绝交诗,此二君不得不有世代升降之分矣”。可见钟惺不喜欢太“直”的讽喻诗,认为诗应当含蓄。这与竟陵派提倡的“厚”、“幽”是相通的。

不过,钟惺并不拘泥于含蓄蕴藉的审美观,而是能够变通,着眼于诗人长处进行取舍。《诗归》中选了很多晚唐诗人曹邺的作品,钟惺评曰:“此君艳诗好手,以快情急响为妙,而少含蓄。若含蓄则不能妙,选者无处着手矣。采其妙处,则其余当耐之。此看中晚唐诗法也。”能够包容作品的“不足”,取其妙处,足见选家眼界较高。但钟、谭显然并不重视曹邺著名的风刺体物之诗,也足证他们是以含蓄为正的。

总之,《诗归》选取的诗人,以清幽朴茂、温夷蕴藉的风格为重。虽然钟、谭较李攀龙眼界开阔,包容性更强,并不拘泥于某一固定标准,但依然不免舍弃了一些佳作。如不选杜牧、许浑的咏史诗,元、白新乐府的名作,韩愈奇崛险怪风格的古诗,这是由其审美好尚所决定的。

二、对中晚唐诗评点中所体现的诗歌理论

竟陵派主张学古重情、求灵求厚、融合性灵与复古,在《诗归》评点中,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1.幽与微

竟陵派提倡诗歌意境之“幽”,而实现“幽”的途径与“微”密不可分。钟惺评韦应物《游开元精舍》云:“最深最细,细极则幽”。通过对细微景物和感受的把握,可以营造出清幽的意境。钟、谭认为这种敏感细致的观察力是所有伟大诗人的共性,即使是以豪雄著称的李白亦以此为根本:“古人虽气极逸,才极雄,未有不具深心幽致而可入诗者。读太白诗,当于雄快中察其静远精出处,有斤两,有脉理。今人把太白只作一粗人看矣。恐太白不粗于今之诗人也。”

《诗归》所选中晚唐诗常有幽微之境,而钟、谭往往在评点中指出某字某境“微”、“细”;或加以圈点,或予以解析。如刘长卿《题独孤使君湖上林亭》诗有“夕阳湖草动”一句,钟云:“湖草动,动非草也,正是夕阳动耳”。夕阳光影移动,显得湖草似乎在微微摇动,这一情景可谓微细之至,但被诗人敏锐地捕捉到,写出了日落时分的宁静意境。又如韦应物《游开元精舍》“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馀”一联,谭云:“表字思路甚微。”这一个字,可谓“诗眼”,将暮春花调的情景写得熨帖入微。此类评点不胜枚举。如羊士谔《居山居酧韦苏州见寄》,写“幽事奇语”,中有“孤茅泄烟处”一句,谭云:“泄烟二字,形容荒破入微。”姚系《扬参军庄送宇文邈》有“灯光耿方寂,虫思隐余清”一联,钟云:“幽、细。”姚合《秋中夜坐》之“月中松露滴,风引鹤同闻”,钟云:“引字尤微。”僧无可《寄青龙寺原上人》有“敛屦入寒竹”一句,钟云:“写幽事入细”。对细微景物的描写,既能衬托出环境的幽静,又能表现出诗人心境的空明安宁。《诗归》特意点出这些细微笔法,对于学诗者掌握写诗的技巧,确实能有所裨益。

中晚唐山水诗中对景物细节的体悟,虽不免有细弱之病,但也体现出令人沉静的幽情幽致。竟陵派提倡以沉潜的精神来关注细微的事物与感情,这对于李攀龙等人只重“气格”、一味豪雄的“瞎盛唐体”是一种反拨。

2.厚与朴

竟陵派提倡“厚”。如高孩之所言,钟、谭选评《诗归》,“反复于厚一字”[6]。而“厚”往往与“朴”相伴而生。拿竟陵派最推崇的陶渊明诗来说,钟惺即评价道:“幽生于朴,清出于老,高本于厚,逸厚于细。此陶诗也。”“厚”与“朴”是清幽诗风的基础,是诗的最高境界。同时,“厚”与“朴”不仅是诗歌上的艺术追求,更是钟、谭的理想人格。正如谭元春的好友蔡复一对他的评价:“笔慧而人朴,心灵而性厚”。[7]

前文已论及《诗归》称赞刘长卿诗,因其得盛唐之“朴”,“朴中带峭”;又“气有极厚者”。关于竟陵派提倡的“厚”的诗风,在此不再赘言。那么《诗归》中的“朴”又究竟指什么呢?可以通过一些诗句的点评来看:

地远官无法(钟云:朴而透。透处便是中唐派),山深俗岂淳。(刘长卿《送侯侍御赴黔中充判官》)

华发相逢俱若是(后三字加圈,谭云:三字至朴至苦,惟朴乃苦耳),故园秋草复如何。(刘长卿《北归入至德界偶逢洛阳邻家李先宰》)

此夕一相望,君应知我诚(钟云:朴至此)。(韦应物《偶宿山寺忆畅当》)

渔人昔邻舍(钟云:朴),相见具舟楫。(钱起《早渡伊川见旧作》)

古人虽已死,书上有其辞(钟云:朴、妙似元结语)。(韩愈《出门》)

上将得良策,恩威作长城。如今并州北,不见有胡兵。晋野雨初足,汾河波亦清。所从古无比,意气送君行(钟云:亦以深朴胜)。(姚合《送邢郎中赴太原》)

可见,《诗归》中的“朴”主要是指诗歌语言不事雕琢,浑然天成。但“朴”不得太直太露,若是有“直”、“透”之感,就不再是盛唐诗“以朴入俊”的正格,而是带中唐习气。总之,“朴”的自然韵味,应是浑厚、质朴的。

而诗歌的浑厚质朴,来源于诗人醇厚的性情。《诗归》选张籍《祭退之》五古长篇一首,长达五页,只为表现古人朋友相交的一片真情。其中有“观我性朴直,乃言及平生”一句,钟惺评曰:“可见古人师友相知,不专在文章”。可见他对“朴直”性情的认可。与之相似,钟惺亦屡屡称道诗中所体现的诗人人格之“厚”。如选张籍《别段生》一首五古,全诗主要写作者对一位青年后进的谆谆教诲、劝勉鼓励。钟惺评曰:“一团厚道,古人之心,古人之言。”又如钟评王建《送同学故人》云:“一段交情,觉‘同学少年多不贱语欠厚。”在他看来,老杜感叹昔日同学境遇与自己云泥之别,而怨同学无提携之意,这种想法也是“欠厚”的。又评朱庆馀《送陈标》“满酌劝僮仆,好随郎马蹄”的上句云:“厚在五字,不必终篇。”这一句描写出一个敦厚真诚、体贴周到的朋友形象,确是令人感到温馨。从钟惺对这些诗句的称赞,可以看出他是多么提倡诗人的“厚道”品格了。

这或许与钟、谭二人的际遇有关:钟惺因卷入党争而仕途失意,谭元春一生困于科场。二人皆尝尽人情冷暖。况且明末文人“躁竞”、“气激”,时代氛围苛刻暴戾,“人主用重典,士人为苛论,儒者苛于责己,清议苛于论人”[8]。在这样的时代,钟、谭向往“厚”、“朴”的人格和诗风,提倡“夫诗,以静好柔厚为教者也”,真是空谷足音。

三、从《诗归》看竟陵派与中晚唐诗的关系

从《诗归》的选诗来看,竟陵派对中晚唐诗是较为欣赏的,但他们主要喜欢的是中晚唐诗幽深、险怪、灵朴的一面,对于元、白的浅俗,温、李的密丽却并无兴趣。钟惺甚至如此评论元、白之诗:“看古人轻快诗,当另察其精神静深处。如微之‘秋依静处多,乐天‘清冷由本性,恬淡随人心、‘曲罢秋夜深等句,元白本色,几无处寻矣。然此乃元白诗所由出,與其所以可传之本也。”足见他们审美好尚的片面性。

然而,比起李攀龙专注盛唐气格、贬斥一切“变格”的严苛,钟、谭已经算得上相当宽容了。李攀龙《选唐诗序》中提出了极为严格的选诗标准:“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七言古诗唯子美不失初唐气格,而纵横有之;太白纵横往往强弩之末,间杂长语,英雄欺人耳。至如五七言绝句,实唐三百年一人;盖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所至,而工者顾失焉。五言律、排律诸家概多佳句;七言律体诸家所难,王维、李颀颇臻其妙。即子美篇什号众,惯焉自放矣。”[9]这一宣言表明明代诗坛的崇唐倾向已经趋于极端,不仅完全排斥宋诗,也忽视中晚唐诗——《古今诗删》中仅收刘长卿诗2首,不录钱起。而“中唐而下,一切吐弃”。甚至连杜甫都稍为贬抑。这实际上是要完全与“杜诗—中晚唐诗—宋诗”的发展脉络划清界限。竟陵派《诗归》依然延续了明人崇唐抑宋的基调,而且依然是以盛唐诗为“正格”,用其标准来评判其他时代的诗歌。但它重新确立了杜甫至高无上的地位,重视中晚唐诗,对后七子的极端复古倾向起到了纠正作用。这是明末诗坛崇唐风气发生改变,对中晚唐诗、宋诗态度逐渐宽和的体现。

钟、谭之诗,幽深孤峭,有孟东野风味,这是很多人都指出过的。钱锺书《谈艺录》引曾刚甫《蛰庵遗诗·读书题词》之十五《题有夏集》云:“次山有文碎可惋,东野佳处时一遭”。又引姚石甫《后湘诗集》卷九《论诗绝句》第五十一首:“诗到钟谭如鬼窟,至今年少解争哓。请君细读公安集,幽刻终当似孟郊”(“公安”当为“竟陵”之误)。陈广宏《竟陵派研究》亦摘钟惺诗两首,认为其颇似孟郊:

兹宵非月夕,即雨亦何妨。但觉秋声剧,能令游子伤。衣裳蝉背叶,书信雁头霜。共作长安客,东西各故乡。(《八月初二夜雨》)

入燕欣见水,况复是城中。雁带他村日,萍生别苑风。暝兼沙草碧,秋借渚花红。肯待空潭月,移时已在东。(《白衣庵水阁》)

其诗幽寒冷涩,多用暗、冷意象,確实有东野遗风。总之,竟陵派《诗归》对中晚唐诗的重视与评点,是对前后七子只重盛唐诗的反拨,体现出竟陵派独特的审美倾向与诗学主张。

参考文献:

[1]钱锺书:《谈艺录》.三联书店, 2011.

[2]朱易安:《明人选唐三部曲——从<唐诗品汇>、<唐诗选>、<唐诗归>看明人的崇唐文化心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3]钟惺、谭元春:《唐诗归》,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590册.

[4]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5]钟惺、谭元春:《古诗归》,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589册.

[6]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7]谭元春:《与舍弟五人书》,《谭元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8]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9]李攀龙:《古今诗删》,《文渊阁影印四库全书》第138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