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安明

上海番禺路很久以前叫哥伦比亚路。

匈牙利著名设计师邬达克在这里设计建造了很多洋楼，有法式的、英式的、西班牙式的、意大利式的……形成了特有的哥伦比亚生活圈。

在番禺路最北端与延安西路的交会处，20世纪60年代有一个很大的邮局，邮局后面便有一栋西班牙式的洋楼。

这座洋楼并不特别显眼，簇新的金属大门面对马路，外立面平缓的红筒瓦屋面，乳白色水泥砂浆拉毛墙面，阳台反S形铸铁花锦栏杆，处处散发着西班牙建筑特有的韵味。室内装修也很是讲究：白色圆顶，硬木地板，拼花瓷砖，水晶吊灯，实木廊柱。

不知什么原因，我出生时，父亲便搬进了这栋洋楼，一住就是十几年。

洋楼的男主人是一位商人，据说在南京路开过最早的照相馆。他身材瘦小，皮肤白净，布满皱纹的脸上架着一副黑色边框眼镜，看上去很是斯文。洋楼的女主人是一位地道的西班牙人，肥胖的身材，硕大的臀部，与男主人形成极大的反差，蓝眼睛、棕色长发。虽是洋人，却一口的吴侬软语，烧一手地道的上海菜。女主人待人热情，老远就打招呼，寒暄不停。还经常约母亲一起买菜，一起逛商场。

一开始我们有点陌生，但很快就熟悉起来，渐渐也就喜欢上这里的一切。

主人家生有两个儿子，都是洋面孔，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大儿子叫希希，是一名儿科医生；小儿子叫良良，没有工作，整天宅家。

听母亲说，我刚学会走路时，总是跌跟头，走不稳，希希看到后，立即对母亲说孩子缺钙。于是他从医院配了很多鱼肝油，那棕色的小瓶，外加一个吸管，用吸管吸出，滴入嘴里，现在想起还总能记得那鱼肝油的腥味。

希希寡言少语，待人善良。一次我们一家在上海过年，我跟母亲买完东西一起上楼，由于好动，一不小心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希希正在楼下，一个箭步抢着把我抱了下来，急忙检查有没有受伤，幸好只是一点皮外伤，他才放心，但嘴里一直责怪着我的母亲。

良良在家喜欢热闹。我只记得经常有漂亮的女孩来找他，有一大帮人在家搞聚会。每次总能听到女主人在厨房里格格的爽笑声和煎炒油炸的滋滋声。

我们小时候很是调皮，经常从楼下玩闹到楼上，从一个房间冲到另一个房间。一次一不小心撞开了男主人的书房门，只见书房四壁满是藏书，可能是打扰的原因，男主人从眼镜里透露出犀利的目光，吓得我们赶紧跑下了楼。在我的印象里，男主人很少下楼，除了吃饭就是看书看报。听父亲说，他一直在写书，已经写了好多年了。

其实我对洋楼印象最深的是一楼朝南的私家花园，花园里有四季花草，这里是我们经常玩耍的地方。春季赏花，夏季纳凉，冬季踏雪。尤其是秋季：深秋的夜晚，月光皎洁，无人捕捉的蟋蟀欢畅地叫个不停；路灯映照下，法桐树摇曳的斑影，透过竹篱笆编织的围墙，洒在我们身上，真是叫人浮想联翩。

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的工厂从华山路搬到了五角场。不久，父亲就搬出了洋楼。

后来听说良良结婚了，找了一个漂亮的上海姑娘，还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当上了特型演员，演了好几部电影。希希也成了一名儿科专家，只是再也没有听到有关他们父母的消息。

从此，我再也没有去过番禺路。可那栋洋楼里的美好时光，却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时常在梦中浮现。去年夏天，阔别四十多年，我特地来到番禺路，去寻找那栋曾经的洋楼。遗憾的是它已被拆除，变成了一栋现代化的高楼。

我静静地站在番禺路的北端，尽可能寻觅它曾经的模样。庆幸的是，隔壁60号孙中山之子孙科的洋楼还在，已经修缮一新，供人参观游览。再往南，原上海手表厂里还保留着两栋洋楼，只是风吹日晒，斑痕累累。

走到番禺路129号，这是一栋散发着浓郁英伦风格的洋楼，它就是邬达克的故居，现在已经变成了邬达克博物馆。邬达克曾经设计过上海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等著名建筑，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曾这样评价说，邬达克“永远是上海城市轮廓的一抹亮色”。

渐渐地天色已晚，我站在光影之下的番禺路，没有了儿时的安静，多了些城市的喧闹。不知洋楼的人家迁往了哪里，也不知男主人的那本书写好了没有，更不知他在书中想向我们叙述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