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玉昭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信息数量激增，而同时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个体对档案的保管意识变强，促使着档案管理工作向信息化、数字化、电子化方向转变。但由于单位受到资金、时空、技术、人力资源、自身规模的限制，无法完成全部的档案管理工作，因此，档案外包服务工作应运而生。以企事业单位为代表的群体将部分档案转交移送给专业的档案中介机构、档案事务所等档案外包公司，委托其整理并保存档案，为自身档案价值的保存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与完善保障。为了更好地了解目前档案外包服务工作的发展现状，笔者利用国内中文期刊（2007年—2020年）关于互联网档案外包服务问题研究的文献进行了数据统计（详见下页图、表）与评述。

一、数据统计与描述

（一）文献数据统计

目前，国内文献索引普遍采用中国知网（CNKI）的数据，故笔者选取了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所收录档案学期刊中发表的关于“互联网+”环境下档案外包服务研究问题的学术文献进行数量统计与数据描述分析。以“互联网+”与“档案外包服务”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统计，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博士、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重要会议全文数据库和重要报纸全文库等为数据来源进行高级检索，查检出与主题直接相关的文献共6篇；随后，笔者又以“数字化”与“档案外包服务工作”作为主题进行检索，查检出与主题直接相关的文献共22篇，共检索到相关文献28篇，如表1所示。

表1 2011—2019年我国档案外包服务研究文献年度分布

由高级检索可以看出，关于“互联网+”时代下档案外包服务工作研究方面的文献数量很少，共计仅28篇，我国对于新时代档案外包服务工作的发展研究并不深入，刚处于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档案业务外包机构兴起并逐步建立，由于我国档案业务外包服务研究本就探索较晚，可想而知结合新时代“互联网+”技术与平台的档案外包服务机构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档案学界学者们对其研究还需进一步探索。

由表1和图1可以看出，我国“互联网+”时代下档案外包服务工作研究方面的工作在波动中前进，文献数量起伏式增长，整体而言呈增加趋势。2017年为我国结合互联网技术开展档案外包服务研究的最高峰，发文量达到6篇，此外，2012年迎来文献研究的第一个小高峰，发表4篇文章。但在2012年之后并无持续式增长，研究多集中于2014—2017年，以平均每年4.75篇的发文量保持稳定。这说明，2014年开始“互联网+”背景下的档案外包服务研究才正式进入学者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但由于研究学者过少，还属于“新生事物”，故而并未成为档案学研究热点之一。

（二）文献来源分析

表2 2011—2019年我国档案外包服务研究文献来源分布

根据文献统计结果，统计显示，28篇文献各自分布于15种期刊（其中包含4种档案学专业核心期刊、7种档案学专业一般期刊和4种其他非档案学专业期刊）、1个硕士学位论文数据1种会议论文集。而档案学专业核心期刊集中在《中国档案》《浙江档案》，其中《中国档案》发表文献最多，载文量高达6篇，《浙江档案》载文量2篇，除此之外还有《档案与建设》《档案管理》两类核心期刊各1篇文章。可以看出，档案学专业核心期刊中，《中国档案》发表文献占总核心期刊文献量的60%之高。

（三）作者与期刊分布

根据普赖斯定律，核心作者的发文量应为文献总量的50%，普赖斯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数“m=0.749”，其中“nmax”是最高产作者发的论文数。在笔者统计的数据中，发表文献数量最多的为“国家档案局技术部副主任”黄丽华学者，发表论文数为2篇，故“nmax=2，m=0.749”,与其最相近的最大整数为1，由此可知，发表论文数量须达到2篇才能被成为核心作者，如表3所示。其中，28篇相关文献的作者共32人，部分学者为合著发表文献。

表3 2011—2019年我国档案外包服务研究发表论文作者情况

由表3可以看出，研究“互联网+”时代档案外包服务工作的学者非常分散，且绝大部分学者对其研究并不连续，除去黄丽华学者外，其余学者研究发表文献都仅有1篇之少，缺乏核心作者群，且合著度较低，合著发表文献数量仅占总文献数量的14.29%，以两人合著为主要方式，三人及以上合著文献仅有1篇，如表4所示。由数据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合著进行“互联网+”时代档案外包服务工作的学者少之又少，并未形成专业深度作者合作群体，还需不断加深学术交流与合著量。但仍旧可以看出，我国对于其新时代新技术下的档案外包服务研究形式丰富多样，在期刊、报纸、会议文集与硕士论文中都有所体现，形势一片大好。

表4 我国档案外包服务工作研究独著、合著及合著度分析

在28篇文献中，总参考数值达到61数次，总被引数达到106次，在“知网”中的总下载数达5015次，下载被引比为48.16%，且平均每篇文献的被引数也达约3.79次。数据充分表明，当前我国结合“互联网+”技术对档案外包服务工作进行研究的文献数量亟待增加，其关注度在随着时代变迁与发展而不断升高。学者研究文献被引量较高，这表明一是我国当前对于结合“互联网+”技术对档案外包服务工作的研究还并不充分，可参考与借鉴的高价值文献较少；二是作为新生代“年轻”行业，档案外包服务工作在“互联网+”时代下的发展前景良好，需要推动更多学者关注与研究探索。

二、国内研究内容述评

（一）档案外包服务工作的管理技术手段方式在不断更新

“互联网+”时代来临，档案管理工作的信息化、数字化业务开展迫在眉睫，笔者就各自方向对外包工作开展过程中的管理技术手段描绘了发展蓝图。《互联网时代企业档案外包业务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一文中，张磊从宏观理论而谈管理手段：“应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不断拓展服务领域，争取提供更多数字化、信息化、多媒体化等高质量、高水平的技术服务。”[1]李雪莹则比较注重其档案信息安全保密方面的技术管理手段，她在《论“互联网+”时代档案服务外包的问题与策略》中指出：“数字化管理时代，电子信息安全检查十分重要。档案外包加工场所需要安装监控系统。”[2]此外，她从档案安全风险防范技术手段、优化档案服务外包行业过程管理手段等方面详细阐释了更新技术手段对于降低风险、优化服务、促进管理能力提高的重要性。

（二）注重于档案外包服务主体本身及实务研究

对于“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档案外包服务进行理论研究是为了更好的应用于实践工作，相比探索价值之职能类文献，学者们更加偏重于探索发挥“互联网+”背景下大数据、云计算等平台技术的最大功能实现档案外包服务行业发展的方法，眼光长远而精准，务实研究，夯实理论基础，为档案外包服务主体本身与实务工作保驾护航。孙洪鲁在《档案数字化外包实务研究》一文中具体详细地提及档案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纸质档案数字化的20项完整步骤，并指出：“主体本身这个环节如果管理失控，就会带来档案原件丢失或损坏、数字化档案信息内容不完整、不准确。”[3]档案管理工作紧跟时代的潮流向网络自动化、数字化的方向转变，周萍在《浅谈档案数字化外包的关键阶段》中提出，数字化外包前期准备阶段、中期管理阶段与后期交接与维护阶段三个节点都需要明确档案数字化工作中档案外包机构应承担的主体责任，以保证外包工作安全、高效地进行。谭佩丽则在《城建档案数字化外包的实践与思考》中从一种专门档案角度出发，探索实践工作未来发展方向，并提出“用数字化的模式来进行信息的储存，使用网络来进行资料间的链接，使用计算机构建的管理系统实现信息间的管理。”[4]以承包档案外包服务的档案中介机构为主体，构建档案外包机构的数字化信息资料库，实践探索真知。

（三）“互联网+”时代下对档案信息化、数字化关注度明显提高

拥有档案的档案管理机构自身无法完成工作需要，在数据信息“泛滥爆炸”的时代，前期工作效率不高，自“互联网+”概念之后，档案学界诸位学者便把档案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化、数字化外包工作纳入思考范围内，关注度全然提高。夏美玲在《档案数字业务外包工作研究》中谈到：“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正式推广档案数字化业务外包，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外包公司业务能力、数字化技术、法律制度、信息化利用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成果。”[5]可以看出，我国当前对档案外包服务工作的信息化、数字化已经有一定的经验与成果，由于起步较晚，并其业务外包工作最为复杂、艰巨，系统性工程量大，而外包工作中结合互联网平台与技术发展是大势所趋，所以外包机构必须要广泛运用计算机，发展网络平台，适应新时代外包服务新型管理策略。黄丽华、宋华在《档案数字化外包安全管理研究》中提出：“数字化加工场所安全管理、数字化设备与网络及数据载体安全管理、档案实体安全管理、档案数字化成果的移交接收与数字化任务完成后的设备处理安全”[6]等都有了明确规定。以此为代表的文献都在“互联网+”新时代档案外包服务数字化工作提出管理办法、操作指南与实施方案，以期促进“互联网+”思维的构建与档案外包服务数字化、信息化工作程度的推进。

三、我国档案外包服务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未来研究展望

（一）研究方向单一，涉及“互联网+”技术非常之少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对于档案外包服务工作研究有两方面特点。第一，档案外包服务工作文献关于新时代下档案信息化、数字化的已经非常多，且大部分文献都对档案数字化外包工作管理模式、安全管理方式、工作要务及工作风险研究提出了独到见解，研究方式多样化、形式丰富，集研究深度之大成，但也可以看出，其研究内容大多相同，创新度较低。第二，由于我国提及“互联网+”概念较晚，所以直接涉及“互联网+”环境与背景下的档案数字化外包工作的思考甚少，根据文献数据集合仅有6篇，另外，可以看出研究方向较为单一，研究者们侧重于此时代下档案外包服务工作实务，着重研究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所以，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结合当前“互联网+”背景与“云计算”环境，学者们此后研究应当立足于当前取得的文献研究成就向其他崭新研究方向延伸，开拓新思路，探索新方法，求同存异，进行针对性研究，寻求独特思路与方法，这利于发掘文献研究的成果，发挥档案外包服务工作的应用价值。

（二）多为实践工作研究成果，理论研究方向缺失

由于目前档案外包服务工作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所以学者多是从自身涉及到的工作出现问题的不同方面进行研究并提出实际解决办法的，故而学者较统一地研究互联网时代下档案外包服务工作的实际问题与解决办法，将大部分精力集中于档案外包工作如何管控降低风险、如何解决工作问题、如何与互联网相结合。但对于新时代新环境下，结合“互联网+”平台与技术是否应该将档案业务外包、如何看待档案外包服务工作存在价值、档案外包工作长期发展的可行性、档案外包服务工作利弊分析、档案外包工作利弊分析等宏观理论研究较少。尽管当前“互联网+”时代档案外包服务工作的进行是未来发展趋势，但是对于当否进行档案外包服务工作、档案外包价值属性探析等问题也确实值得深思和探讨。一方面，随着档案外包服务工作主体的不断扩大，档案外包业务工作要从细节角度分析不同主体、不同情况下是否适合进行档案业务外包工作，外包工作价值何在；另一方面，学者们实际与理论兼顾，加强对本行业的探索，从实际情况出发，分析本行业档案业务的可行性与风险性及防范措施，分层次分行业的细化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趋势[7]。

（三）研究主体分布不均匀、碎片化，未形成核心作者群

由文献统计分析可以看出，“互联网+”环境下对档案外包业务工作进行研究的作者群体呈碎片化趋势，较为分散，且真正专门致力于研究“互联网环境下档案业务外包服务”的学术理论研究工作者较少，大多为档案工作者群体所述文献，导致文献研究主体分布不平衡，也就导致上述所言，出现宏观理论研究文献较少、为解决外包实际工作而作文献较多的问题。理论研究的缺失会无法对实践工作产生指导。一方面，在“互联网+”环境下档案外包服务理论研究滞后的情况下，应该提高学术理论研究工作者的关注度，更多地关注理论研究，紧跟时代与实践步伐，为我国互联网环境下档案外包业务工作发展夯实基础；另一方面，核心作者群体的缺失、论文合著度底会导致理论研究发展缓慢，宏观研究进程落后，为更好地促进该方向发展，学者间应互相沟通、共同探索，相互启发、共同合作。同时，不能仅仅完善专业学者的理论研究，由于档案业务外包工作的实践性与业务性非常强，还需档案工作者结合自身在实际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与理论研究学者共同思考，交流看法与创新思想，合力著作，形成核心作者群，提高专业影响力，更好地促进档案业务外包服务工作文献研究的广度与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