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8岁的姚策被查出患有肝癌，“母亲”许敏欲“割肝救子”，却发现姚策是同产房另一个孕妇的孩子（详情见本刊第18期）。9月11日，“错换人生28年案”在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中，“错换人生28年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当事人姚策患癌和“错换”的相关性成为庭审主要的争议点。

是否过了诉讼时效

开庭当日，姚策及其亲生父母分别对河南大学淮河医院（以下简称淮河医院）提起诉讼，要求淮河医院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每人60万、已产生医疗费74万及判决后医疗费等，共计约300万元。

庭审中，淮河医院认为此事已经超过20年的訴讼时效。

原告代理律师周兆成对此予以反驳，他指出，医院认为诉讼时效过期了，理由是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和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最长是20年的保护时效。虽然抱错事件发生在28年前，但是直到今年DNA鉴定后，当事人才知晓侵权事实的发生。

按照有关法律，当权利人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诉讼时效延长，应当从当事人知晓该事件起计算时效期，“在向医院索赔的过程中，医院方也要求我们向法院提起诉讼，我们就认为医院方认可我们的诉权”。

精神损害如何认定

周兆成表示，本案的争议点在于错换人生给双方家庭带来的精神损害以及涉事医院是否需要对错换当事人的肝癌负责。难点在于侵权事件发生在28年前，被告主体和管辖单位均有变更，抱错事件的医护已经退休，查证困难。

周兆成认为，因淮河医院员工的过错导致两个孩子被抱错，直接致使两个家庭亲子关系受到损害，姚策和亲生父母有权要求涉事医院给予赔偿。

9月9日，原告和被告在河南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进行了庭前证据交换和庭前调解。

周兆成透露，目前姚策病情恶化，生命垂危，姚策亲生父母担心老无所养，在庭前证据交换时，临时向法院提出更改诉讼请求：第一，要求被告在媒体上公开道歉;第二，请求被告支付原告杜新枝、郭希宽（姚策亲生父母）抚养非亲生子的抚育费28万元。

庭审中，被告代理律师指出，1992年，医院施行母婴分离管理制度，也就是说，产妇和婴儿分开护理，并未母婴同室。该案件也是医院建院以来第一例，可以理解为意外。姚策方提出的赔偿费用过高，希望法院来裁决，该承担的责任一定会承担。

此外，院方对于姚策亲生父亲郭希宽的误工费不认可，他们认为郭希宽已经退休，没有误工费一说。

但周兆成认为，郭希宽属于单位返聘人员，每月返聘工资3000多元，应该赔偿误工费。

“错换”与患癌是否有关

淮河医院在庭审中否认“错换”和姚策患癌的因果关系也成为一大争议点。

“姚策亲生父母起诉淮河医院28年前抱错婴儿侵权责任纠纷案，我们向法院提交了11组证据。姚策本人单独起诉淮河医院‘患癌侵权责任纠纷，我们提交了16组证据。”周兆成介绍，证据中有28年前姚策生母和养母在淮河医院的生产病例、DNA鉴定资料，姚策患癌病例资料等案情关键事实资料。

“姚策生母患有乙肝，是在28年前生产之前检测过的，所以淮河医院是知情的。”周兆成认为，医院明知其属于乙肝表面抗原产妇，但没有在生产时进行严格的乙肝产妇生产操作流程。在这一点上，医院存在失职行为，因为当时乙肝阻断措施已在许多医院应用。

在周兆成的调查中，医院没有任何记录显示姚策出生时打了乙肝阻断药，这也被认为是姚策罹患肝癌最直接的原因。

相关文件显示，开封市在1988年就出台了为新生儿注射乙肝疫苗、阻断乙肝传染的政策。1992年起，该政策全面普及到各个县区。

被告代理律师出示了新证据，认为淮河医院为省管医院，并不受开封市有关部门的管辖，因此可以不用遵守这样的规定，并表示当年要求乙肝疫苗注射普及程度并非100%。他们怀疑，姚策系宫内感染，出生时就已经携带了乙肝病毒。

对此，周兆成并不认可，其出示的新生儿检查报告显示，姚策出生时非常健康，特别是对肝部的检测结果显示是正常的，这就意味着，宫内感染的说法不成立。

调查结果至今未公布

不可否认，“错换”对姚策一家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姚策来说，他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病情，还有孩子的成长，双方父母的赡养以及老婆今后的工作生活，“我的病对于整个家庭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采访中，姚策对淮河医院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表达了不满，“从最初的积极配合，后来矢口否认，到最后的推诿”。

5月中旬，姚策的亲生父母曾和淮河医院协商了4天，最终没有结果。姚策一方称，在调解中，淮河医院提出可借支医疗费，但要在院方指定的法院起诉，被他们拒绝。

事情发生后，河南大学与开封市卫健委成立了联合调查组介入调查，但调查结果至今没有公布。

6月15日，姚策过完生日后，亲生父母一直留在上海照顾他，直到此次开庭前才来到开封。他们表示，如果败诉，还会继续上诉。

刚查出肝癌的时候，姚策有过想要放弃的念头。“当天晚上我没睡觉，就站在窗前想怎么办，更多的念头是一死了之。”

“我觉得很痛苦，因为我害怕。”姚策坦言，害怕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这个病治不好，而且治疗的过程很痛苦;二是他不希望孩子在背负着巨额债务的家庭中成长。

确诊肝癌后，不止是姚策，整个家庭都陷入了悲伤之中，“虽然他们没有当着我的面哭过，但我知道我爱人和父母总是偷偷流眼泪”。

最初的悲观情绪释放之后，姚策“缓”了过来，死亡是一瞬间的事情，但对于他的家庭来说是无法承受的，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很自私，他告诉自己“不放弃”。截至本刊发稿该案仍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中国新闻周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