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相玉回忆：“我爬到排长身边，他一睁眼就大喊一声‘打敌人，不用管我。他扯下自己的胸章跟我说，胸章后面有他家地址，等停战后给他家去封信，就说他尽忠了。”在战场上，这样的“托付”每天都在发生。

第一批进入朝鲜战场，停战后帮助当地修复基础设施后再回国……全程经历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李相玉，在烽火中淬炼出不凡人生。

两水洞首战告捷

李相玉，1932年生于沈阳法库县，13岁参军，21岁入党，曾任张闻天通信员、韩先楚警卫员，经历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

谈到抗美援朝，李相玉回忆：“抗美援朝第一仗发生在1950年10月25日，是由志愿军第四十军118师师长邓岳指挥的。队伍埋伏在两水洞两侧的山上和路沟里，等敌人到达预定地点后，战士们突然从两边冲出来，一颗颗手榴弹在敌人的汽车上爆炸。不到一个小时，敌人都被解决了。遗憾的是敌人的几十辆汽车都着了火，我们的战士不会驾驶汽车，没法把这些战利品留下来。”

以此为开端，志愿军一边开进一边歼敌，将“联合国军”打回到清江川以南地区。

“黄军毯救了我一命”

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为了战胜敌人保存自己，在大山中遍地挖防空洞，作为战斗间隙藏身之处。“美国飞机太多了，早上天一亮，飞机就接连飞过来，一整天进行狂轰滥炸。”李相玉说，在朝鲜的1000多天里，他住防空洞有800多天。

在物资匮乏的战争前线，一条军毯、一个茶缸都让战士们感受到祖国的温暖，让他们保卫祖国的决心更加坚定。“一次伏击战，我们一宿没睡，将30多个敌人一举歼灭，天亮回营后正好赶上发放慰问品。”李相玉说，慰问品每人一份，包括一条黄军毯、一包糖块、一个茶缸。茶缸正面写着“赠给最可爱的人”，下面写着“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赠”，上面还绘有和平鸽图案。

这条军毯救过李相玉的命。“一次夜间行军时，敌机打照明弹袭击我们，一块4厘米宽、12厘米长的弹片打在我的背包上，当时我只觉得背后挨了一下，没有感觉到疼。到了宿营地才发现外边的被子已经被打了一个洞，幸好有毛毯挡着，救了我一命。”

在朝鲜，李相玉还经历了细菌战。当时，他和战友们正在掩体内休息，一架飞机飞到附近，扔下多个大包。“我们以为是宣传品，上级规定，见到敌人宣传品用火烧。”李相玉和戰友们跑过去一看，几个大包里竟是苍蝇、蚊子、蟑螂、老鼠。“我们立刻报告了首长，首长说这是带细菌的有毒动物，要赶快消灭，并指示卫生营官兵出动，捡一些样品化验，又让我专门通知战地摄影干事去拍照，留下铁证。”

“战士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把敌机扔下的有毒动物都打死了，但我们部队有好几名同志被细菌感染。通信员吴天力在送信途中走到细菌所在区被感染，第二天他浑身红肿，在回国治疗的途中牺牲了。”李相玉说。

战场上，“托付”每天都在发生

多年征战，李相玉荣获了十几枚功勋章，但他最难忘的却是一枚战友的志愿军胸章。

1952年，在坚守一个高地的战斗中，李相玉和周凤岐并肩射击，突然从左侧蹿出3个敌人，周凤岐手疾眼快射倒了敌人，但却被正面射来的子弹打中了。“我爬到排长身边，他一睁眼就大喊一声‘打敌人，不用管我。他扯下自己的胸章跟我说，胸章后面有他家的地址，等停战后给他家去一封信，就说他尽忠了。”李相玉接过胸章，又投入战斗。战斗结束了，周凤岐却失去了下落。

战场上，这枚胸章成了李相玉最珍贵的物品。他从美军降落伞上扯下红绸布，把胸章包了五六层，并在贴身军衣上缝了一个兜，把胸章放了进去，希望有一天能替战友回家乡看望父母。

在战场上，这样的“托付”每天都在发生。“我有5个妈妈，其中4个是干妈，她们是战友们的妈妈。战友们把妈妈托付给我，我当全力尽孝。”李相玉说。

令李相玉惊喜的是，他从部队转业回铁岭市后，打听到周凤岐并没有牺牲。周凤岐被抢救下来后，成了二等甲级残疾军人，也在铁岭工作，两位老战友在铁岭重逢了。

在社区传承红色精神

1953年停战后，第四十军暂不回国，帮助朝鲜恢复建设。

志愿军出动了4万余人，又在国内调来技术人员、后勤人员等千余人，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终于按时完成了任务。

回国后，李相玉到北京第一坦克学校学习了4年，到坦克部队开上了坦克。

离休后的李相玉也没闲着，他觉得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他担任多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给孩子们讲述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事迹，还帮助学校把一些“网瘾”少年拉回到课堂。

他还相继出版了《张闻天通信员的故事》《希望的田野》《龙山凯歌》等10余本书籍，还在《解放军报》《辽宁日报》等发表稿件500余篇。“我是不能永远讲下去的，把这些红色故事记载下来，就是要告诉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应该好好珍惜，爱护和发扬。”

回首烽火岁月，李相玉感慨无限：“祖国越来越强大，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幸福。我恨不能再回到年轻时，再当一次兵报效祖国。”

（《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