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的可计算性对传媒业影响深远
2020-10-21孙钱斌
记者观察·下旬刊 2020年3期
孙钱斌
核心摘要:
智能推送是建立在数据和算法基础上的,如何用法治手段监管数据,如何用主流价值驾驭算法,如何破解围层传播导致的态度褊狭,在全媒体时代牢牢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更广泛地凝聚社会共识、形成社会合力,是我们面临的一道现实课题。
2019年10月下旬至11月初,我赴悉尼科技大学参加新媒体运作培训,对澳大利亚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有了一次近距离的观察与思考。尽管在媒体深度融合、新媒体平台建设等方面,澳大利亚相比中国还有一定的“代差”,但其媒体转型研究依然在一些领域具有超前陛。
悉尼科技大学是一所偏应用的大学,创新意识极强,其媒体转型中心许多研究方向具有全球性和前沿性,已经超出了本土的视域。其中,特别强调传播的量化研究,注重传播的可计算性,几乎每位授课者的课件都被数据图表填满,所有结论都有明确的数据支撑,而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纸上演绎。这与媒体研究的学科特点和悉尼科技大学的气质相当吻合,而这样的培训,对于一线媒体工作者而言,也极为受用。
智能推送对受众认知的影响
近年来,传播的可计算性研究有日益成为“显学”的趋势,计算传播学已经得到学界普遍认同,应用场域也日益拓展,例如数据新闻、计算广告、智能推荐等。此次培训,悉尼科大也安排较大比重的课程,让学员了解“当数据遇到媒体”,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澳大利亚最大的户外广告公司“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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