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

车飞快地行驶。路边的树被大风吹得倾向一边，看起来它们像是在拼命后退，逃离前方未知的恐惧。路边零星几个行人，戴着厚实的帽子和口罩，低着头缓慢前行。正值寒冬，室外的温度很低。我们的车窗紧闭，空调把温度抬升得很高，车里有些闷热。

突然，爸爸开始减速。我朝车窗看了看，前方有几个身着荧光黄背心、戴着口罩的交警正在执勤。车渐渐停稳，爸爸打开车窗。一瞬间，一股刺骨的寒风灌了进来，我往后缩了缩。

“量体温，所有人。”言简意赅，没有一个多余的字。春节前，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各个路口昼夜有人值守，给过往人员量体温，筛查发热人员。

我不情愿地打开窗户，慢慢地将脑袋伸了出去，风毫不犹豫地灌进了衣领。我一哆嗦，立刻把脖子往后缩了缩。一位戴着白色口罩的交警，刚刚将红外线测温仪对准我的额头，它便发出“滴滴滴”的响声。我的心紧缩起来。他顿了顿，又量了一次，这个仪器又“滴滴滴”地叫着。我明显地表现出不安。如果发热了，就有可能被禁止通行，甚至可能会被留置。

他看向我：“可能是汽车内温度太高了，不用太紧张。车停到路边，小姑娘下来再测一下。”

爸爸将车靠边停下。这时，我突然看到远处有一个男孩。他迎着寒风，正穿过田野，朝我们这边走过来，手里提着一个蓝色的热水瓶和一个显眼的红色塑料袋。快走近我们时，他停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口罩戴上，继续往前走。

“爸——”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是习惯了在田野上大声喊叫的嗓子，他吼得特别大声，又兴奋又激动，“我来给你送面条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