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煜在国破家亡、被迫投降之后的词作，之所以能读之如闻悲鸣、如临“血书”，个人的悲情与对家国的痛惜展现并重，并将进入人生与时空悲剧层面的感慨泛化使其具有广泛的形态和意义，在于李煜的词作中表现出了一种“张力”，降宋后的作品《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通过内涵和外延的距离正构成了这种效果。

关键词：李煜;张力;悲情;词境

“张力”说由新批评派学者艾伦·退特提出（1），谈的是诗中的感性和理性结合的问题，是诗的一种性质。张力说中，退特化用了逻辑学中“外延”和“内涵”两个概念，指出外延是指诗的意象之间概念上的联系，更注重字面意;而内涵指的是感情色彩、联想意义等，是暗指意。在外延与内涵形成的张力之中，诗确证了它的有机整体，也构成了“诗意”的来源。在李煜的《虞美人》与《破阵子》中，通过内涵和外延的距离所造成的彼此牵动、拉扯的张力分别体现着对世事和命运的慨叹、对家国命运的悲恨以及对个人经历的惨怛之感，同时开拓并深化了词境，赋予其传统意义上士大夫的文学创作特点。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相传作于李煜被宋太宗毒死之前，被视为是后主的绝命词。因此这首词作为一个整体，其整体情感和基调绝非轻松愉悦，而是沉重悲恨。试看词的上下两阙提到的这些意象：“春花”、“秋月”、“东风”、“雕栏”、“玉砌”和“朱颜”，几乎没有哪个意象明确表达了“悲”的含义，反倒是含有向往的意味，如“春花”、“秋月”和“东风”是代表自然的意象，“雕栏”、“玉砌”和“朱颜”是欢乐有情的意象。这些意象所描绘的客观景物，大多具有美感和生命力，并且含有正面的情感意味。这些意象构成了词的“外延”，连成的是美好的生活图景。然而，如着眼于李煜当时的处境可知，遭遇囚禁、国破家亡的他已对人生已经绝望，感情的极端悲苦自然会流露在当时的作品之中，因此该词的“内涵”是悲恨相续的。这种“内涵”在词中已充分体现：“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是词人对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与面临残酷的现实所发出的深沉浩叹，在一片月波之中的已不复存在“故国”涵盖了君主的无尽悲思和凄楚，“不堪回首”。“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更是对人生遭遇的深沉发问，但却没有答案，以其所“愁”的悲慨势头也有如东流的春水般奔流不息、无穷无尽，在有限的文字中道出了无限的感情，具有深刻的联想意义。钱钟书在《七缀集》中说：“抢先莱辛一步的柏克就说：描写具体事物时，插入一些抽象或概括的字眼，产生包举一切的雄浑气象，……那是文字艺术独具的本领，造型艺术办不到的。”（3）在这里，李煜在描写遭遇个人和国家疾苦的具体事件时，对“愁”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有如抽象却生动的字眼，产生了包举一切的悲慨哀恨的气象，这是李煜在遣词造句、发挥文字艺术的本领。

在《虞美人》中，词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内涵”和“外延”之间构成了极富距离感的、互相撕扯拉动的张力，在这种张力之中，内涵和外延同时相得益彰，李煜倾注在词作中的感情愈显饱满真挚，冲破文字的防线，成就了悲情词作的千古绝唱。词作诸意象的关联、即其外延在于具有美感和生命力，并且含有正面的情感色彩;词作的感情色彩、联想意义即其“内涵”在于对国家和个人悲惨遭遇的无尽哀叹和愁思，较为消极。外延和内涵所构成的张力在词作中也产生了明显的“碰撞”：“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这两句分别居于词的上下阙之首，在意义的表达上相互照应，“何时了”“应犹在”，说的是存在于“春花秋月”“雕栏玉砌”等美好事物中永恒不变的客观规律;“往事知多少”“只是朱颜改”表达了世事无常，与“春花秋月”“雕栏玉砌”相伴的事的结局与人的命运却难以捉摸。美好与规律、人世与无常分别蕴含在外延和内涵中，构成了一对张力，外延和内涵在其表达色彩上所显现出的积极和消极的距离感互相拉扯，看似矛盾，但实则相得益彰，舍弃其中任何要素，就是舍弃了诗意，这也正是词之为词的确证。

通过对李煜对《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其中“张力”的探索，结合古代诗论、词论的分析，不难看出，李煜在国破家亡、被迫投降后的创作的词作，之所以能读之如闻悲鸣、如临“血书”，个人的悲情与对家国的痛惜展现并重，并将进入人生与时空悲剧层面的感慨泛化使其具有广泛的形态和意义，在于李煜的词作中表现出了一种“张力”，在这种张力中，也完成了对词境的开拓和升华。清代蒋士铨《拟秋怀诗》中这样说：“元气结纸上，留此真性情。”（4）士大夫的精神与志意，也就是“元气”，凝聚在书写所用的纸上，在由文字组成的语言的有机整体里留下的一个人真实的秉性与情感，也就是“真性情”。《虞美人》所呈现的就是“元气结纸上”的效果，对家国历史悲剧的哀鸣以及个人疾苦的抒发在张力中进一步加强，凝聚在紙上，泛化成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几曾识干戈”的经典的形态和意义，不仅留下了词作、词人和时代的“元气”，也为词境的开拓和升华贡献了具有文学史价值的“元气”，原本停留在纸上的直观文字也就因张力和诗人“缘情”“言志”的自觉表达变成了活的精神。

注释：

艾伦·退特：《论诗的张力》，赵毅衡编：《“新批评”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124页。

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夏承焘、唐圭璋、缪钺、吴熊和、周汝昌、叶嘉莹等撰写：《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页。

钱钟书：《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9页。

蒋士铨：《忠雅堂集校笺 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91页。

作者简介：阚萧阳，女，首都师范大学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