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停止了收缴留学人员从西方所获得的奖学金、助学金的政策。改变中国留学历史的，是由民间人士发出的两封私信。

收缴留学人员的奖学金

1977年8月8日，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在科教座谈会上提出派人出国留学。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指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然而，由于当时我国对西方国家的大学奖励学术、向研究生提供大量资助的情况并不了解，曾笼统表示费用“由我自理”，公派进修人员不但要自付生活费，还要向对方交纳大量实验费用。

获得西方国家资助的留学人员收入远超国家公派进修人员。为积累资金公派出更多的进修人员，外交和财政部门秘密推行收缴留学人员从西方所获得的奖学金、助学金的政策。

老舍女儿舒雨上书谈不便

1979年5月30日，北京第二外國语大学教师、老舍女儿舒雨写了一封没有抬头的信。次日，该信转给了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兼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舒雨的感受和建议。她和另外12位教师于1978年7月被交换到联邦德国学习语言，得到了德方的资助。除房费外，他们每人每月尚有750马克或更多一些的生活费。按照有关规定上缴之后，“除了伙食费在200马克内凭发票向使馆实报实销外，零用钱只有23马克（约合人民币20元）”。这给他们的生活和交流带来了极大不便。在这封信中，她个人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应该适当提高进修人员的零用费”“简化伙食费报销手续”“实行勤工俭学，减轻国家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