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莎 王刚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速度之快、扩散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全社会所面临的挑战之大，堪称前所未有。不仅感染者、被隔离者和一线医务工作者需要心理支持，普通群众也有缓解焦虑和恐惧的需求，这也对国家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心理救援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给人的生命造成威胁，也会给人的心理带来恐惧、焦虑甚至哀痛。因而，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为人们提供心理援助和干预是非常必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十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该包括心理援助的内容”。西方国家也非常重视针对突发事件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积极预防、减少和控制事件造成的心理影响。所以对少数心理健康高危人群（多为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医护人员、管理人员等）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对多数普通人群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不可或缺。

经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此次疫情的心理救援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在我们欢庆胜利的同时，也需要对心理救援工作做出深刻的反思，助力国家完善突发公共卫生心理救援体系的建设。

针对重大疫情建立心理干預指南的需求愈发强烈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心理危机干预系统逐渐成熟，国家层面制定了《突发事件心理救援现场工作指南》。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立即发布了《关于加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心理援助与社会工作服务的通知》，对新冠肺炎感染者和广大群众提供有效心理支持、心理危机干预和精神药物治疗。同时从国家宏观层面给出顶层设计和指导意见，第一时间将心理危机干预纳入疫情防控救治整体工作，为疫情期间的心理卫生服务工作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指导依据。

抗疫一线的心理救援专业队伍在2020年2月中旬被大规模派出，心理救援工作的开展相对于生命救援较为滞后。虽然精神心理工作者积极行动，开展了多种形式、不同层次的心理干预服务，编写了大量的科普文章，录制音频视频、公益课程，但是大多各自为战，不够系统规范，没有形成持久有效的合力。这提示着我们，针对重大传染性疫情的心理危机干预指南的必要性越来越大。

建议从国家层面，组织专家制定针对重大疫情的心理干预指南，并组织培训心理从业人员。在救援实施中，由国家层面建立统一领导的指挥体系，每个医疗救援队配备一定比例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从业人员，做到指令清晰，利用权威媒体、权威平台发出权威声音，实现最大程度的行动一体化，精准解决与疫情相关的心理健康问题。

建立一支针对传染性疫情的心理危机干预

快速响应的心理救援队伍尤为重要

在危机事件未发生之时，建议由政府牵头，国家三级精神专科医院负责教育培训，按照危机事件压力管理系统操作指南（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management，CISM）进行专业从业人员的系统培训，包括正式的危机事件应激管理训练、督导和实践，并挑选能胜任该任务的人员进行人员梯队的储备。

在传染性疫情发生后，应快速组建一支由精神科医生、具备精神疾病知识背景的心理咨询专业人员、社会工作者、相关专业志愿者等人员组成的服务队，由政府统一管理及调配，按照CISM服务中的六个核心要素，规范且分级、分层次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小组同时开展针对性评估和危机干预服务，做好困难救助、心理疏导、社会支持网络修复等工作。达到招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奇兵效果。同时，也要注意利用当地的精防网络，协调调配疫区当地的精神心理卫生资源，在当地开展本土化的心理服务工作。

特定人群需要长期追踪随访，预防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发生

确诊患者、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等重点人群容易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症、抑郁症，有自伤、自杀风险。创伤后应激障碍一般在事件发生1～3月后出现，半年为高峰。既往研究显示，2003年SARS确诊患者、一线医务人员、疫区公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检出率分别是55.1%、25.8%、31.18%。香港在SARS发生四年后的调查结果显示，54.5%的患者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39%的患者患有抑郁症。

北京安定医院疫情期间通过线上初步调查了普通民众疫情期间的心理健康状况，共收集到有效数据1030例，其中北京276例，湖北274例，101人为一线医务人员。调查结果显示：10.49%的人群处于中重度应激状态，84.66%的人群处于中度应激状态。15%的人群存在中重度焦虑症状，34.76%的人群存在轻度焦虑。34%的人群存在轻度抑郁症状，18%的人群存在中重度抑郁症状。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心理韧性高、自我效能感强的人群，出现焦虑抑郁的风险较低。

另外，北京安定医院也初步调查了青少年（12岁～20岁）疫情期间的心理健康状况，共回收有效问卷9554份。结果显示，抑郁症状的发生率为35.9%，焦虑症状的发生率为19%，抑郁合并焦虑的发生率为16.9%。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女性、高年级学生、身边有人感染、疫情严重的地区，焦虑、抑郁发生的风险更高。

针对上述心理危机高危人群特征以及心理保护性因素的分析，需要针对重点特殊人群给予持续评估及干预。

1对第一级人群（包括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因患新冠肺炎去世的患者家属，防控一线医护人员、疾控人员和管理人员等）后续要重点关注、强化社会支持，持续随访评估，早期干预，降低PTSD、抑郁症发生的风险。

2对第二级人群（包括居家隔离的轻症患者、密切接触者、疑似患者），要进行心理健康的现况调查，及时识别和区分高危人群，随访评估，必要時早期干预。

3对第三级人群（包括与第一级、第二级人群有关的人，如家属、同事、朋友;参加疫情应对的后方救援者，如现场指挥、组织管理人员、志愿者等）和第四级人群（受疫情防控措施影响的疫区相关人群、易感人群、普通公众），加强心理健康的科普宣传，强化社会支持，促进心理复原。

4对综合医院医务人员开展精神科知识培训，及早转介有精神心理问题的患者。

加强对新冠肺炎疫情

相关心理问题的科学研究

目前，新冠肺炎有很多未知因素，疫情后公众的心理健康问题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或演变，既往缺乏对心理危机干预的循证研究，建议开展心理危机干预的方法学评价和实证研究，制定有效可行的干预模式。密切追踪各类人群的心理演变轨迹对心理危机的预警工作十分重要，我们需要大力开展针对疫情后心理健康问题的科学研究，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开展回顾性研究，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社会群体的心理状态进行分析和评价研究，进行随访评估，为以后建立有效可行的干预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每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是对我们精神卫生防治体系的考验，我们应遵循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和分类干预的原则，从发生进程、实施力量和援助原则等方面入手，建立健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援助体制，并形成一整套完备预案和技术方案。所有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更好地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王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院长，主任医师，教授，博导。兼任国际双相障碍学会理事、世界生物精神病学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医师学会精神科分会副会长、全国抑郁障碍协作组常务副组长、北京医学会抑郁障碍分会主任委员等学术职务。长期从事抑郁症的临床诊疗及科研工作。2006年创办国内首家、规模最大的抑郁症治疗中心。牵头了国家十二五“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十三五科技部重大慢病专项“基于客观指标和量化评价的抑郁障碍适宜技术研究”。作为工作组组长和副主编参与制订了最新版的《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先后发表SCI论文70余篇，其在抑郁症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获得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排名第二）和三等奖（排名第一）各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