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小春

一、关于“短笺”

钱钟书论及王羲之（303—361）“杂帖”时，认为六朝法帖中的短小型书简近似于今天的所谓便条、字条①，这一看法非常独到。一般来说，古时书信根据篇幅长短和用途不同可分成短疏、覆疏、长疏三种类型②，“便条”应是“短疏”之属。问题在于，“短疏”最短究竟有多短？仅一言半语算不算“短疏”？比如晋人郄愔（313—384）《廿四日帖》（图1），是一件颇有来历的法帖③，但它却十分简短：

廿四日愔报，比书想悉达。日凉，弟佳不？及数字，愔报。

读郄愔《廿四日帖》文不难发现，他在信里仅说了前封信想必送达，现已“日凉”，询问对方近况“佳不”而已。称对方为“弟”，若非泛称而是实指，则此“弟”便是郄昙（？—361）了。就书仪规定的尊卑关系而言，对弟书信属于平辈，礼仪可尊可平，故无法确定郄愔是否使用复书形式写此信。看此一言半语的书简不禁让人怀疑，当时人是否真如此写信？此信是否可靠？然而，事实上此帖不仅由来有绪，而且从书写习惯上看，也颇符合晋人尺牍的一些特征。比如首行字迹偏大等，应该说此帖是比较接近原迹面貌的④。由此可见，这件尺牍虽然仅有20字，形式上却相对完整。但问题是，一两句话的“便条”真的完整吗？当时人是否会为这一言半语的“便条”而专门差人不远万里去送一趟？仔细想来，这里面有很多问题需要探究，而“便条”作为尺牍的一种，其形式与内容是否完整则是首先需要了解的一个重要问题。下面，以褚遂良《右军书目》（以下简称《褚目》）、张彦远《右军书记》（以下简称《书记》）中两件形式上近似于“便条”的王羲之书简作为例子，并做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