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薛立强

我8岁开始放牛，12岁转为放羊，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让我死背硬记了《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名贤集》等开蒙书籍，所以我是白天放牧，晚上读书。在上学前，我已经初通文字，会打算盘，能看古典小说。记得一个偶然机会，父亲给了我一元钱，让我和在家里干活的金拴叔一起到梁镇去赶六月会。我用5角钱买门票看了马戏，5角钱在书摊上买了一本《学生字典》。从此，那些个在小说里出现的“拦路虎”，被我使用字典一一扫除，似懂非懂的东西也因此迎刃而解。

1 9 5 6年，家乡搞起了农业合作化，牲畜都集中起来，由大人们去经管，我们这些牧童都从放牧中解放了出来，有了上学的机会，圆了我的上学读书梦。一开始，我在离家十多里的庙畔小学上学，由于有基础，初小只念了两年就跳班毕业考入了梁镇完小。高小毕业在填报志愿时，我因牢记着伟大教育学家夸美纽斯的那句“教师是太阳底下，没有再优越的职务”的话，所以就报了榆林师范——靖边分校，做起了要当教师的梦。

然而当我在师范学校毕业满怀希望地准备走向教师岗位时，却赶上了国家困难时期，我们没有得到分配，全部回乡去务农。1963年，国家经济有了好转，我所在的村子用队里的旧房子办起了学校，我当选为民请教师。在这一人一校的学校里，我拼命地工作，实行复式教学、双部制轮流教学，渴了喝一瓢凉水，饿了吃一把干炒米。我的努力使升学率连年百分之百，吸引了不少外公社的学生来此借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