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泽民

我一向认为，高中班主任是教育口责任最重大的岗位。那阶段的孩子情感绽放，可塑性强，渴望成熟，寻找榜样，心理上最易受影响，也最不设防。而除了家长之外，班主任通常是与孩子接触最深的成年人，风华正茂的高中生是一张既干净、又渴望被涂抹的白纸，班主任的好坏可直接影响他们的一生，包括对未来世界的信任或怀疑。

这几天，一则“班主任让女儿顶替自己学生上大学”的刷屏新闻，让我所在的“北京八中83届2班同学群”突然活跃了一阵。大家齐刷刷地回忆起班主任老师王鲁军，都由衷地庆幸，当年遇到了一位好老师。

80年代初是思想解放浪潮最汹涌的年代，但这浪潮能否从社会涌进教室，则取决于不同的老师。王鲁军教政治课，总是用尽量短的时间讲完枯燥的课本并划好重点，然后带我们讨论各种社会话题。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外，还有《大众电影》封底的《水晶鞋与玫瑰花》拥吻剧照是不是毒草？张华跳粪坑救老农值不值得？郎平说“不想当冠军的運动员不是好运动员”是不是锦标主义……在他的引领下，我们第一次郑重地思考人生问题。

王鲁军也致力打造团结的集体，但他从不用集体压制个体。他从不用考分给同学分等级，而是鼓励每个人发挥自己的特长，让每个人都能分享荣誉感，对有私心的尖子学生他照样批评。其他班同学从早到晚地加时备战，他却在课下陪同学们打球，周末带我们骑车郊游，甚至支持我们搞班级舞会，唱“靡靡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