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修群　张雅竹

摘要：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作为对外开放政策的核心载体，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基于中国2000—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FDI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FDI质量的提升作用显著，但该提升作用仅体现在内陆地区;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FDI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且该作用会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FDI质量的影响存在协同效应，改善了对沿海地区FDI质量的低端锁定，强化了对内陆地区FDI质量的提升;保税区有利于FDI盈利能力和管理能力的提升，出口加工区有利于大型FDI的引进，但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的FDI技术创新能力低端锁定效应明显。

关键词：保税区;出口加工区;FDI质量;低端锁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重差分法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20（03）-0028-11

一、问题的提出

设立保税区（Bonded Zone，BZ）和出口加工区（Export Processing Zone，EPZ）是中国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不仅是对外开放政策的空间载体，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试验田，还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自1990年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设立以来，为了弥补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对外开放制度供给不足，我国又先后设立了保税区、跨境工业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和综合保税区等不同形式的经济自由区[1-4]。保税区的设立目标是发展保税加工、保税仓储和进出口贸易。设立跨境工业区的目的是利用临近地区的贸易机会优势。设立出口加工區是为了引导加工贸易的发展。保税物流园区通过连接具有政策优势的保税区和区位优势的港口，实现保税区与港口的无缝对接，解决了保税区与港口分离导致的货物跨关区流通困难。保税港区是一种依托港口建立的，拥有比保税区更丰富产业功能的保税区。综合保税区的设立是为了整合出口加工区、跨境工业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及符合条件的保税区，强化不同园区之间的协同作用。根据功能定位的不同，上述不同形式经济自由区可分为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两大类[5]。

截至2018年底，中国共批准建立了15个保税区、2个跨境工业区、6个保税物流园区、14个保税港区、52个综合保税区和63个出口加工区①。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的外商投资总额高达378.8亿美元（占全国的31.7%）②。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利用优惠政策和贸易便利化制度优势吸引保税物流、国际贸易、商贸展示和出口加工业外资企业在区内集聚，在特定区域内形成外向型产业集群，推动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分工体系[6-7]。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促进经济发展由“量”向“质”升级。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局部制度安排优势和港口区位优势吸引外资的模式能否改善FDI质量值得商榷，同时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本土企业实力的提升，低质量FDI已不能适应现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引进高质量FDI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核心内容[8]。不可否认的是，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在引进FDI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仍有一些至关重要却悬而未决的问题：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是否促进了FDI质量的提升？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也可为经济新常态下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科学依据。

二、文献综述

目前，大量文献分析了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的经济效应。在保税区研究方面，李敏[9]指出保税区的产业功能优势、区位优势、制度优势和基础设施优势有利于创造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任寿根[6]指出保税区通过强制性制度分割迫使外商独资企业在区内集聚，并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以贸易为主导的新兴产业集群。赵榄[3]认为保税区将出口加工业作为核心功能有利于吸引外商投资和配套加工企业进驻。Seyoum等[10]发现企业进入美国对外贸易区是为了降低成本，这会增加中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出口竞争力。赵榄等[11]实证检验了保税区对腹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叶修群[12]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加快了外资工业企业的由东向西转移进程。

在出口加工区方面，汪五一[1]认为出口加工区的政策优惠、管理规范、服务便捷优势使企业直面国际市场，对引进FDI具有正向作用。Schrank[13]指出多米尼加出口加工区发展离岸制造业能持续地提高当地科技水平。李波等[14]指出成立出口加工区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更为宽松的经营环境，鼓励扩大出口贸易。Johansson等[15]利用发展中国家数据实证检验了出口加工区的出口催化作用。Cling等[16]实证分析了出口加工区对马达加斯加的出口和就业的影响。Jenkins[17]实证检验了哥斯达黎加出口加工区内企业对本地供应商企业的影响。Chen等[18]实证检验了出口加工区对当地工业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

现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研究思路，但也存在以下两点不足：第一，现有实证研究主要从总量视角分析了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腹地经济的影响，鲜有从质量视角的研究;第二，已有文献大多单独检验了保税区或出口加工区的经济效应，对两者之间交互效应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以2000—2016年中国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FDI质量的影响。

三、理论分析

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作为一项重要的区域性对外开放政策，区内具有政策优惠和贸易便利化制度的双重优势。设立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不仅有利于当地引进高质量FDI项目，而且能够有效提高地区FDI质量。FDI质量反映的是FDI为东道国带来的收益或正外部性，不同FDI在技术含量、规模和来源地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即使是同种FDI在不同地区，东道国自身条件的差异也会导致FDI质量存在差异[19]。因此，本文借鉴白俊红等[8]的研究，从出口能力、盈利能力、管理能力、项目规模和技术含量5个维度衡量FDI质量，接下来，本文从这5个维度理论分析设立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FDI质量的影响机制。

（一）出口能力

FDI出口能力反映的是FDI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和提供新市场进入渠道。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FDI出口能力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作为一项贸易便利化制度安排，通过区内放宽海关监管，简化审批和管理手续以提高通关效率，提升当地企业的进出口效率，从而提升地区FDI出口能力[20];另一方面，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内以出口加工业及其相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产业，属于典型的中间在内、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入区企业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当地企业出口[15，21]。

（二）盈利能力

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内实施国外货物入区保税、出境免关税、区内销售免流转税、加工品免征增值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入区[3]。区内企业与其配套企业均享受到区内不同类型的税收政策优惠。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内放宽海关监管，简化审批和管理手续以提高通关效率，提升当地的贸易效率，降低进出口产品的冰山成本。我国FDI主要是以跨国公司垂直型投资为主导的外商投资，而且主要是基于跨国公司内部的纵向一体化国际分工的外商投资的加工企业，为了取得市场的长久垄断，加工环节中所需的核心原材料和零部件主要依靠国外进口。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和贸易便利化措施能够有效改善我国高贸易成本和落后的贸易条件双重劣势[2]，从而提升FDI的盈利能力。

（三）管理能力

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依托税收、补贴、出口退税等一系列政策优惠吸引外资企业入驻，在制度分割的条件下，推动外资企业形成外向型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溢出效应、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会促使外资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6]。此外，在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内设立海关、外汇、商检、税务、银行、保险等全方位服务机构，各机构之间协作管理，建立了专业商业服务体系和规章制度[9]，提升了外资企业的管理能力。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的开放性条件满足了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其子公司及分支机构之间信息频繁交流与沟通的需要[22]，加强了区内企业与国外市场的交流，通过技术转移效应提升了FDI管理水平。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的开放性条件有利于腹地配套企业仿效国外产品、技术与管理经验，有效降低了配套企业的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从而提升了外资企业的管理水平[23]。

（四）项目规模

长期以来，我国引进的FDI主要来自港澳台地区，以中小型企业为主，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24]。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内实施的政策优惠和贸易便利化制度为腹地招商引资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入区企业大多是跨国公司，依托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的开放性优势实现企业内部纵向一体化的全球专业化分工，因此，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的设立有利于腹地大型FDI项目的引进和经营，从而促进FDI项目规模的扩大。

（五）技术含量

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通过在区内实施政策优惠和贸易便利化制度吸引外资企业入驻，进而在区内及周边地区形成外向型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会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外资企业技术含量的提高。同时，在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内放宽海关监管，简化审批和管理手续来提升当地企业的通关效率，有利于地方经济参与国际专业化分工体系，为东道国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创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从而促进了FDI技术含量的提升。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的开放性不仅促进了国际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流入东道国[25]，进而通过技术转移效应提升FDI的技术含量，还有利于企业仿效国外产品、技术与管理经验，从而提升企业的技术含量。与此同时，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以出口加工业以及相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产业，区内企业以加工贸易和代工企业为主，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导致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FDI技术创新能力具有低端锁定效应[3]。

四、实证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重点分析的是设立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FDI质量的影響，考虑到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是由地方政府申建，经国务院批准后建设，再经国家联合验收组验收后正式封关运作，不同地区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的设立时点不一，这种分期申建、批准、建设和验收模式使得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的设立具有“准自然实验”性质，因此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来估计设立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FDI质量的影响。由于不同地区政策冲击时点不同，这种“渐进式”双重差分法，与“一刀切”双重差分法相比，更不容易受未观测因素的干扰[26]，此外，构造保税区（BZ）和出口加工区（EPZ）虚拟变量能够捕捉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的“设立年龄”差异对FDI质量影响的变化[27]，基于此，本文的基本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Qit=C+αBZit+βEPZit+ηXit+γi+φt+εit

（1）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

Q为FDI质量;

X为控制变量的集合，包括城市化水平、劳动力成本水平、交通便利度、财政分权度、贸易开放度和科技创新水平等;

γi和φt分别表示不可观测的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残差项，C为常数项。在该模型中，重点关注核心解释变量BZ和EPZ的系数，如果该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设立保税区或出口加工区促进了FDI质量的提升。

（二）变量与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FDI质量（Q）

借鉴白俊红等[8]的研究，本文从出口能力、盈利能力、管理能力、项目规模和技术含量5个维度来衡量，利用熵值法计算这5项指标的权重后确定综合得分。其中，出口能力采用FDI行业出口额与地区出口总额之比表示，盈利能力采用FDI工业行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与规模以上工业行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之比表示，管理能力采用FDI工业行业资产贡献率与规模以上工业行业资产贡献率的比值表示，项目规模采用单个FDI工业行业资产总额与单个规模以上工业行业资产总额的比值表示，技术含量采用FDI工业行业销售产值与FDI工业从业人数之比与规模以上工业行业销售产值与规模以上工业从业人数之比的比值表示。原始数据来源于2001—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与各地区统计年鉴。

2.解释变量：保税区虚拟变量（BZ）和出口加工区虚拟变量（EPZ）

依据叶修群[5]的划分标准，将保税区、保税区港区、保税区物流园区和综合保税区归为保税区，将出口加工区和跨境工业区归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名单数据来源于中国开发区网，根据名单确认成立年份，再对各地区赋值。如果某一地区在当年开始设立或已经设立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则BZ=1（EPZ=1），否则BZ=0（EPZ=0）。如图1所示，内陆地区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均落后于沿海地区

依据经济学理论界的划分标准，将样本中的31个省份划分成沿海、内陆地区。其中，沿海地区包括北京、福建、广东、海南、河北、辽宁、江苏、山东、上海、广西、浙江和天津;内陆地区包括安徽、黑龙江、河南、吉林、山西、江西、湖北、湖南、内蒙古、青海、西藏、甘肃、陕西、宁夏、新疆、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

3.控制变量

（1）城市化可以通过生产要素集聚、促进分工、降低交易信息成本来提升FDI质量，本文采用非农产业总产值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表示城市化水平（urb）。

（2）劳动力成本优势是我国切入全球分工体系的核心比较优势，高劳动力成本会降低FDI的盈利能力，导致FDI质量的下降，但高劳动力成本水平也意味着劳动力素质高，而高素质劳动力会有利于FDI质量的提升，本文采用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与人均GDP的比值表示劳动力成本水平（w）。

（3）交通便利度越高意味着企业生产过程中所需中间产品和销售最终产品的运输成本越低，企业的经营成本越低，进而有利于FDI质量的提升。本文采用公路里程和铁路里程之和与行政区地理面积之比表示道路密度，再利用各地区道路密度与全国平均水平之比表示交通便利度（tra）。

（4）在面临政治晋升和经济增长双重激励的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直接投资等方式引导市场主体的投资方向，但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会导致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增加外资企业的交易成本，从而不利于FDI质量的提升。本文采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总额与地区总人口数之比与中央财政支出总额与全国总人口数之比的比值表示政府分权度（gov）。

（5）贸易开放度反映的是全球分工的参与度，全球化分工参与度越高，国外先进技术向本国渗透度越高，扩大贸易开放会有效降低企业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还会导致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所需的中间产品的获取成本降低，进而有利于FDI质量的提升。本文采用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表示贸易开放度（op），其中进出口总额运用当年年中汇率进行调整得到。

（6）科技创新水平越高意味着科技人员、科学技术储备越丰富、知识密集型和研发型产业越密集，这些有利于FDI质量的提升，本文采用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与地区总人口数之比的对数表示科技创新水平（tec）。

本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2001—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与各地区统计年鉴，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本分析

本文首先分析设立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FDI质量的直接影响，将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的设立视为中央政府在地方实施的“准自然试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进行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在控制了年份效应、个体效应和控制变量后，保税区变量（BZ）和出口加工区变量（EPZ）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设立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促进了FDI质量的提升。这是由于保税区以发展保税物流、国际贸易和商贸展示等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出口加工区以发展出口加工业为主，在园区优惠政策的吸引下，大量的外资企业进驻，配套企业在园区周边集聚，通过产业关联效应改善FDI质量。此外，我国FDI主要是跨国公司垂直型投资，通过公司内纵向一体化分工体系进行全球化生产，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區毗邻港口，园区内实施的贸易便利化措施降低了企业的贸易成本，从而有利于FDI质量的提升。

在控制变量中，

城市化水平（urb）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快速的城市化不利于FDI质量的提升;

劳动力成本（w）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劳动力成本与FDI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劳动力成本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劳动力素质，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能够吸引技术密集型或研发型外资企业进驻;

交通便利度（tra）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交通便利度的提高会有效地降低地区企业生产成本和运营成本，有利于FDI质量的提高;

财政分权度（gov）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政府对市场活动的过度干预会增加外资企业的交易成本，不利于FDI质量的提升;

贸易开放度（op）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外资企业在生产环节中所需料件主要来自国际采购，扩大贸易开放会有效降低企业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进而有利于FDI质量的提升;

科技创新水平（tec）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科技创新水平越高意味着技术密集型或研发型企业越多，这有利于FDI质量的提升。

（二）地区性差异分析

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FDI质量影响的地区性差异结果报告于表3中。保税区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内陆地区样本中显著为正，在沿海地区样本中显著为负，出口加工区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内陆地区样本中显著为正，在沿海地区样本中为负，但不显著。说明设立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有利于内陆地区FDI质量的提升，但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沿海地区FDI质量的提升。这可能是由于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内以加工贸易和代工企业为主，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进入我国的FDI主要是跨国公司垂直型投资，依托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公司内纵向一体化分工体系进行全球化生产。在经济欠发达的内陆地区，产业发展水平较低，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承接了大量由沿海地区转移过来的加工贸易和代工企业，从而通过关联效应提高FDI质量。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产业发展水平较高，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仍定位于发展出口加工业，这导致区内企业群的技术创新能力的低端锁定，因此对沿海地区FDI质量的提升效果不显著，甚至表现出一定的负向影响。

（三）平行趋势和动态效应分析

利用双重差分法估计设立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FDI质量影响的前提是，实验组和对照组的FDI质量变化趋势在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设立之前不存在系统差异，即使存在差异，只要在设立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之前差异是固定的，即发展趋势是一致的。这样就可认为以设立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的早晚来区分对照组和实验组是合适的。为了检验平行趋势假设是否成立，借鉴Kudamatsu[28]的研究，本文构造如下计量模型：

Qit=α+∑5n=-3βi（Init×BZit）+∑5n=-3φi（Init×EPZit）+ηXit+δi+νt+εit

（2）

式中，当t-byi=n时，Init取值为1，其余取值为0;

byi表示i地区保税区或出口加工区的设立年份;

n的取值范围为-3、-2、0、1、2、3、4、5，将5年以后的样本归并到5年。回归结果报告于表4中。从中可以看出，各地区的FDI质量变化的差异不能拒绝为零的原假设，这说明数据符合上文中的平行趋势假设。动态效应回归结果显示，从全国样本来看，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FDI质量的提升作用从成立后第2年开始显著为正，且该影响会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大;从分地区样本来看，在沿海地区，保税区对FDI质量提升的抑制作用从成立后第5年开始显著，出口加工区对FDI质量的影响在各期都不显著;在内陆地区，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FDI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从成立后第2年开始显著，且该影响会随时间的推移逐步增大。

（四）交互效应分析

借鉴叶修群等[21]的研究，在基准模型中引入交互项来识别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FDI质量影响的交互效应，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Qit=C+αBZit+βEPZit+φ（BZit×EPZit）+ηXit+γi+φt+εit

（3）

在该模型中，重点分析的是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交互项（BZit×EPZit）的回归系数，如果该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保税区与出口加工区对FDI质量的影响存在协同效应，反之则说明保税区与出口加工区对FDI质量的影响存在竞争效应。如表5所示，从全国样本的估计结果来看，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FDI质量提升的积极作用之间存在明显的协同效应，这可能是由于出口加工区的优惠政策与保税区的港口区位优势形成了协同效应，促进了FDI质量的提升。从分地区估计结果来看，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样本中均显著为正。这可能是由于随着低端制造业由沿海向内陆转移，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内以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的加工贸易企业及相关配套企业为主，在沿海地区，出口加工区的優惠政策与保税区的港口区位优势的协同作用共同改善了沿海地区FDI质量的低端锁定效应，而在内陆地区，保税区的区位优势和出口加工区优惠政策的协同作用共同促进了内陆地区FDI质量的提升。

（五）维度分析

前文的实证分析是以FDI质量的综合指标为被解释变量，下文将FDI质量分解为出口能力、盈利能力、管理能力、项目规模和技术含量5项指标，

结果如表6所示。具体来说，

在第（1）列中，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设立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FDI出口能力的提升效果不明显;

在第（2）列中，仅保税区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设立保税区提升了FDI盈利能力;

在第（3）列中，保税区的系数显著为正，保税区与出口加工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设立保税区提升了FDI管理能力，但设立出口加工区弱化了保税区对FDI管理能力的提升效应。这可能是由于，跟保税区相比，出口加工区的管理制度更为严格，园区之间的管理制度不统一，难以产生协同效应。

在第（4）列中，出口加工区的系数显著为正，保税区与出口加工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设立出口加工区有利于大型外资企业进入，设立保税区有利于出口加工区吸引大型外资企业。这可能是由于出口加工区内以加工贸易和代工企业为主，入区企业大多是跨国公司，保税区的设立会进一步优化出口加工区的投资和经营环境，更有利于大型FDI项目的落户。

在第（5）列中，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二者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设立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不利于FDI技术含量的提升，保税区与出口加工区对FDI技术含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相互弱化效应，这可能是由于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内以加工贸易和代工企业为主，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的FDI技术创新能力的低端锁定效应明显，同时，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内形成以出口加工业及配套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这种在特定区域内形成的空间集聚会产生中间产品共享、劳动力池和技术溢出等正外部性，进而促进该地区FDI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六、结论与启示

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作为对外开放政策的核心载体，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0—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FDI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

（1）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FDI质量的提升作用显著，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引导加工贸易发展的功能定位导致其对FDI质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差异，表现为不利于沿海地区FDI质量的提升，但有利于内陆地区FDI质量的提升;

（2）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FDI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滞后性，且该作用会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

（3）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FDI质量的影响存在协同效应，该效应改善了沿海地区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FDI质量的低端锁定，也强化了内陆地区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FDI质量的提升作用;

（4）保税区有利于FDI盈利能力和管理能力的提升，出口加工区有利于FDI规模的扩大，但二者对FDI技术创新能力的低端锁定效应明显。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本文的结论对于如何利用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有效提升地区FDI质量有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加快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融合与升格进程，以自由贸易试验区整合已有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实现由利用优惠政策引进外资向利用制度创新优势引导外资升级，为引进高质量FDI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通过制度创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新动能。例如，积极借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外资管理制度创新经验，在全国各地区的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内逐步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第二，通过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优化地区营商环境，推进区内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制度向腹地逐步复制推广，降低贸易物流成本、简化通关审核程序、完善监管制度、转变政府职能、精简行政审批手续等，降低外资企业的社会交易成本，优化地区营商环境，吸引高新技术FDI流入。例如，区内实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制度，实现企业和相关监管部门在同一平台上处理标准化的表单，降低外资企业最终品出口和中间品或原材料进口的贸易成本，吸引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技术寻求型企业来华投资和生产经营。

第三，转变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由“规模扩大”向“质量提升”转变。加强创新型和应用型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形成多层次、多元化、多渠道的科技型人才体系，优化科技型人才储备结构，为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引进技术密集型或研发型高质量FDI提供必需的智力支持。对已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自身而言，一要增加科技型人才的聘用力度，提高企业的科技型人才储备;二要加大对员工在职培训的投入，提升在职员工的人力资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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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校对： 郑雅妮

Bonded Zon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and FDI Quality

YE Xiuqun， ZHANG Yazhu

（School of Business，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 As the core carrier of the openingup policy， Bonded Zones （BZs） and export processing zone （EPZ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ttracting investment. Base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0 to 2016， this paper uses the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method （DI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BZs and EPZs on the quality of FDI.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BZs and EPZs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improvement of FDI quality， but the effects are only reflected on inl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lags in the impact of BZs and EPZs on the quality of FDI， and the effect will gradually increase with time; There are synergistic effects of BZs and EPZs on the quality of FDI， which improves the lowend locking of FDI quality improvement by BZs and EPZs in coastal， and strengthens the improvement of FDI quality by BZs and EPZs in inland. BZs are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FDIs profitability and management ability. EPZs are conducive to the expansion of FDI scale， and the FDI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pability lowend locking effects of BZs and EPZs are obvious.

Keywords： Bonded Zon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FDI quality; Lowend lock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DID）

收稿日期：2019-10-28

基金項目：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内陆自贸园区嵌入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机制研究”（19GL41）;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内陆型自由贸易园区经济效应研究：

以江西为例”（JJ18205）;江西师范大学青年英才培育计划（2019）。

作者简介：

叶修群，男，江西师范大学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与区域经济，电子邮：yexiuqun1218@163.com;

张雅竹，女，江西师范大学商学院学生，研究方向：国际投资。

① 数据来源：中国开发区网（www.cadz.org.cn）。

② 数据来源：《中国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年鉴》（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