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魁

摘 要： 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亨利·詹姆斯分别以理想化和历史化的语言再现了两座英国庄园，展现了对维多利亚时代盛行的庄园神话的矛盾态度。小说一方面以理想化的语言将花园山庄塑造成真实的英国性的符号，从而与庄园神话形成了呼应;另一方面又通过对洛克雷庄园的历史化的表征使庄园神话祛魅，表明花园山庄所象征的真实的英国性实际上是怀旧的城市和工业社会营造出来的商品化的真实性，其存在的问题是掩盖了乡村共同体中固有的阶级压迫和不公。这种双重视野不仅是詹姆斯作为一名作家试图在审美与政治之间寻求平衡的表现，而且也是其作为内部的他者对英国民族身份认同的矛盾性的表现。

关键词：亨利·詹姆斯; 《一位女士的画像》;庄园;英国性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356（2020）-03-0036-07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曾在1881年12月的札记中写下了他对英国庄园（country house）的喜爱： “这些古老的宅邸讓我心驰神往……在漫长的八月天，在英格兰南部的空气中，在这片经历了如此之多的事情、也孕育了如此之多的事物的土地上，这些秀色可餐的古老宅邸像一连串幻景矗立在我眼前。”[1]以庄园为代表的古老的英国文化与他离开的那片美国文化沙漠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为了强调对庄园的这种喜爱，詹姆斯还专门为其创造了一个十分文雅的美称——“高雅之地” （the great good place）。这个美称后来广泛流传，成为很多研究英国文学中的庄园意象的著作的标题。从他1869年第一次独立到英国旅行，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詹姆斯参观了各种各样的英国庄园。庄园不仅是他借以表达自己与英国文化认同的媒介，而且为他的文学想象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他的很多作品都以庄园作为故事情节的空间维度，包括长篇小说《卡萨玛西玛公主》（The Princess Casa-massima，1886）、 《博伊敦庄园的珍品》 （The Spoils of Poynton，1897）和《尴尬年代》 （The Awkward Age，1899）等。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其代表作《一位女士的画像》 （The Portrait of a Lady，1881）。在这部小说中，詹姆斯再现了两座英国庄园——花园山庄（Gardencourt）和洛克雷庄园（Lockleigh），并赋予庄园以主角般的重要性。在故事的英国部分，庄园甚至超越小说人物占据了叙事的焦点。

英美学界已经关注到庄园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并对其象征意义进行了阐释。吉尔（Richard Gill）在《快乐的乡村宅邸：英国庄园与文学想象》 （Happy Rural Seat：The English Country House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1972）一书中指出，花园山庄在女主人公伊莎贝尔的道德朝圣之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她做出自己的重大决定提供了道德力量”，使她能够承担自己的道德选择的后果[2]54。最近，凯尔索尔（Malcolm Kelsall）在《高雅之地：庄园与英国文学》（The Great Place： The Country Hou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1993）一书中进一步分析了小说中的庄园。他将花园山庄称作“梦幻宅邸”，以此表明庄园是女主人公的个人想象的建构，体现的是她的“天堂般的梦想”[3]。吉尔和凯尔索尔看到了庄园所具有的个人象征意义，但遗憾的是，他们忽视了小说中的庄园与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的关联，因此忽视了庄园所具有的文化意义。文化地理学家达比（Wendy Darby）指出， “跟其他物质结构一样，景观也是在特定意识形态语境中被创造和破坏的。因此，要理解景观，就必须对特定地点所特有的意识形态进行历史的还原。”[4]如果对《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庄园进行历史的还原，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与维多利亚时代兴起的庄园神话——庄园是真实的英国性（authentic Englishness）的符号这一意识形态——形成了话语互动。本文将小说置于这种历史语境中来考察，旨在表明，小说对庄园的矛盾的表征模式——理想化和历史化——展现了对庄园神话的双重态度：一方面参与了庄园神话的建构，另一方面又使这种神话祛魅。

一、花园山庄：英国性的符号

庄园是英国文学的一个标志性背景，也是理想化和浪漫化的田园风光和社群生活的所在地。自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经由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直至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庄园历来是英国文学作品浓墨重彩的场所。蒲柏（Alexander Pope）、奥斯丁（Jane Austen）、福斯特（E. M. Forster）、威尔斯（H. G. Wells）、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等众多文学巨匠都将庄园作为托物言志的载体。在詹姆斯之前的英国文学传统中，庄园及其周围的景观往往被塑造成一幅田园牧歌般的景象，所描写的季节总是在春季或夏季，英国由此被再现为一片“绿色的乐土”。例如，琼生（Ben Jonson）的诗歌《致彭斯赫斯特庄园》（“To Penshurst”）和马维尔（Andrew Marvell）的诗歌《在阿普尔顿庄园》 （“Upon Appleton House”）都将庄园描述成阿卡迪亚般的、和谐的共同体;乔治王朝时期的庄园小说更是将庄园里的活动塑造成一种理想的高雅文化，远离资本主义现代性，与机械的工业化绝缘。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花园山庄不仅被理想化为一个文明与自然交融的有机共同体，与文学传统中的庄园隐喻形成互文关系，而且被再现为英国性的符号。

首先，花园山庄是一个和谐的、具有英国特性的社会共同体的所在地。小说开篇便向读者呈现了一个象征着民族共同体的典型仪式：在英国盛夏的一个阳光绚丽的下午，在庄园前的草坪上，一个私人茶会正在进行着。杜歇尔先生和他的儿子拉尔夫正在款待他们的好友沃伯顿勋爵。小说的叙述者不忘突出这种仪式的伊甸园性质，评论说： “所谓午后茶点这段时间是最令人心旷神怡的，生活中这样的时刻并不多。有时候，不论你喝不喝茶……这种场合本身便会给你带来一种乐趣。”[5]1实际上，在19世纪之前的庄园文学中，琼生等作家就用宴会之类的普通的社会仪式来表达社群精神与价值观，但是在这里，茶会取代宴会便传达出了更深层的象征意义。品茶是一种典型的英国社会实践，自17世纪中叶开始，这片“来自东方的叶子”逐渐成为英国社会的日常必需品以及英国生活方式的象征。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有评论家将英国称为一个“饮茶的民族”[6]。茶叶和茶桌被视为英国性的生动能指，帮助界定了英国人的民族身份和文化。全民饮茶这一行为似乎超越了性别和阶级的界线，缔造出一种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小说以茶会开篇，便巧妙地为作者接下来即将为读者描画的“英国的独特风光”涂上了民族特性的底色[5]2。

其次，如花园山庄的名字本身所示，这个社会共同体处在具有民族性的阿卡迪亚般的自然环境中：

它高踞在一片小山岗上，俯瞰着河水——那就是泰晤士河，离伦敦大约四十英里。面对草坪的，是长长一列三角顶红砖墙，尽管时间和风雨已给它脸上画出了各种花纹，它却更显得妩媚多姿。墙壁上攀缘着一簇簇常青藤，烟囱几个几个的丛集在一起，窗户隐没在爬山虎中……这儿非常幽雅清静，那一大片如茵的绿草铺展在平坦的小山顶上，似乎就是屋内那豪华陈设的延续。高大的橡树和山毛榉（oaks and beeches）静悄悄的，树荫像丝绒窗帘投下的阴影那么幽暗[5]2。

在这里，花园山庄不仅呈现出一派田园牧歌的景象，而且通过两个自然意象成为了具有民族特性的风景，即叙述者所说的“英国的独特风光”。首先是在英国的文化想象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泰晤士河。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经过治理之后，泰晤士河逐渐成为休闲和娱乐的场所，代表了通往真实的英国的通道。尤其是对于厌恶现代性的城市居民来说，泰晤士河的存在诉说着随时遁入乡村牧歌的可能性。在《英国风情》 （English Hours，1905）中，詹姆斯盛赞泰晤士河的如画风景，细致地勾勒了其休闲用途[7]33-34， 《一位女士的画像》亦描写了泛舟泰晤士河的快意[5]99。其次是英国最具象征意义的树——橡树。橡树的坚固和结实的木质常常与英国的民族性格形成类比关系，而且，橡木之心通常用于建造战船，因此成为英国海上霸权和商业霸权的象征。将花园山庄与橡树联系在一起便是将其与爱国主义联系起来。这一意象形成了一种类似于萨义德（Edward Said）所说的“态度与参照结构”[8]，为英国作家反复使用，在文学传统中不断穿行、流通。例如，英国小说家、诺尔庄园（Knole）的女继承人萨克维尔·韦斯特（Victoria Sackville-West）在自传中描写她的祖宅时，也使用了完全相同的意象来强调其英国特性： “诺尔庄园不是赘生物，不是外来的建造，不是夹在山毛榉和橡树之间的令人感到震惊的陌生物。除了英国之外，没有其他国家能够造出它……”[9]同样地，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1928）中，劳伦斯（D. H. Lawrence）也让拉格比庄园“坐落在一片布满了老橡树的高丘上”[10]。总之，泰晤士河和橡树的存在使得自然风光获得了民族特性的文化内涵。在伊莎贝尔眼里，花园山庄就“像一幅变成现实的画”，是“古老而美丽的英国”的象征[5]59-60。

最后，詹姆斯还将花园山庄塑造成民族历史和传统的象征。从杜歇尔先生的介绍中，读者得知，花园山庄是一座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的庄园： “它是在爱德华六世时期建造的，曾经接待过伊丽莎白女王，她在这度过了一夜……克伦威尔起兵之后，它大部毁于战火，变得满目疮痍，到王政复辟时期才恢复旧观，并且扩大了许多，进入十八世纪以后，它又经过翻造和改建。”[5]2通过向读者展现英国的重大历史事件，花园山庄成为了集体性的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的博物馆。正如詹姆斯本人在《英国风情》中所说，“在这样一座房子里每走一步都使你以某种方式面对遥远的过去……吸入你的肺腑的是历史遗风。”[7]180而且，花园山庄的反复重建反映了英国精英阶层对乡村和土地的依恋，这是一种传统的延续和历史的传承。事实上，英国庄园的独特性在于它不单纯是一座位于乡村的宅邸，而且是一种民族传统的象征。正如19世纪一位著名的美國大使拉什（Richard Rush）所言，英国上层阶级与欧洲其他国家的上层阶级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他们对土地本身的深切眷恋： “他们在伦敦有住所，在议会召开期间在那里停留，在其他季节也偶尔小住;但是他们的家在乡村。他们的塔楼状的庄园在乡村，那里拥有象征着永恒性的一切事物——传家宝、家族纪念馆、画作、坟墓……最富裕阶层的永久的兴趣和情感几乎无一例外地倾注到了乡村。”[11]从花园山庄的历史变迁中，读者可以看到一种独特的英国传统的延续。

通过将花园山庄理想化为英国性的象征， 《一位女士的画像》与维多利亚时代盛行的庄园神话形成了共鸣。在19世纪，庄园作为所谓失落的黄金时代和逝去的秩序的遗迹，获得了作为英国性的视觉符号的象征地位。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庄园意象充斥于当时的各种文化话语，在民族遗产话语和大众文化领域得到了最典型的展现。民族遗产观念在维多利亚时代蓬勃发展，各种遗产保护组织应运而生。例如，1865年成立的“公地保护协会” （The Commons Preservation Society），1877年成立的“古建筑保护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Buildings）以及1895年成立的“国家名胜古迹信托组织”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庄园等乡村景观因其历史和文化价值而被列入遗产保护项目。“工艺美术运动” （Arts and Crafts Movement）的领导人和“古建筑保护协会”的创始人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将古老的乡村视为民族的本质。他在1877年的《古建筑保护协会宣言》中写道： “古建筑的未遭破坏的表面见证了人类思想的发展和历史的连续性，因此为世世代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教诲，不仅告诉我们先人的志向是什么，而且告诉我们未来可能期待什么。”[12]296可见，莫里斯提倡保护历史建筑和风景的理由，不单纯是因为它们具有审美价值，而且是因为它们具有激发人们对历史和传统的重视的意识形态功能。这种历史和传统意识为建造一个更好的英国社会提供了基础。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国大众文化工业开始建立，以生产和消费关于逝去的“古老时光”（Olden Time）——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意象和故事。纳什（Joseph Nash）、豪伊特（William Howitt）和卡特莫尔（George Cattermole）等艺术家的关于“古老时光”的遗迹的绘画和文本在通俗书刊和杂志中广泛复制和流通。乡绅和贵族的庄园在“古老时光”的遗址中数量最多，也最显眼，成为了维多利亚人频繁参观、描画和欣赏的对象。诺尔庄园就曾经被纳什描画过七次，并吸引了数千游客的参观[13]55。英国著名杂志《伦敦新闻画报》 （Illustrated London News）的圣诞特辑通常都会刊载关于“古老时光”的庄园的版画。花园山庄这座源自都铎王朝时期的庄园则是詹姆斯为“英国的独特风光勾勒的这幅草图中……最富有特色的景物”[5]2。

事实上，对庄园与英国性的关联的描写不仅仅出现在这部小说中。在他的游记《英国风情》中，詹姆斯同样将庄园视为英国性的象征符号： “英国人发明了许多伟大的东西并使之成为民族性格中的一份光荣，其中最完美……的东西就是装饰讲究、管理到位、陈设齐全的乡村庄园。”[7]209如果如德莫尔（Marysa Demoor）所说，“跟约瑟夫·康拉德和T. S. 艾略特一样，詹姆斯最终成为了英国公民，而且，跟他们一样，他也是一生都在不断玩味和书写英国性的观念”[14]，那么很显然，庄园是詹姆斯书写英国性的一个主要载体。在庄园及其自然风景和社会场景作为英国的本质这一神话的建构和维持中，詹姆斯无疑功不可没。

二、洛克雷庄园：神话的祛魅

在小说中，詹姆斯以历史化的语言再现了另一座“真实的”庄园，即洛克雷庄园，与花园山庄形成鲜明对比。洛克雷庄园的状况构成了一种祛魅的力量，揭示了庄园神话的本质。首先，两座庄园的主人的对照表明，庄园神话本质上是城市中产阶级对现代性的一种特定的回应。花园山庄是伦敦的银行家杜歇尔先生二十年前买下来的，而洛克雷庄园则是世袭贵族沃伯顿勋爵祖上传下来的财产，依存的不是商业资本，而是世袭的土地。杜歇尔先生在向伊莎贝尔描述沃伯顿勋爵时透露了后者所拥有的庞大的地产： “在这小岛上，他拥有五万五千亩土地，还有其他许多东西。他有六七幢房子可以居住。”[5]66可见，花园山庄并不是真实的乡村生活的所在地，而是一个以城市和工业为主导的社会对过去的补偿性怀旧的对象。庄园的商品化这一现象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变得流行，这是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农业危机瓦解了土地财产的经济基础，议会改革彻底动摇了封建权力的政治根基，贵族统治阶级开始垮台，很多没落贵族无力负担维持庄园所需的巨额资金，急于出售乡村住宅和地产;另一方面，现代化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危机，导致理想化的乡村被视为城市文明之弊病的解药，从而刺激了城市中产阶级对乡村宅邸的精神需求。用麦坎内尔（Dean MacCannell）的话来说，欧美现代性内部的一个突出的文化倾向就是到远离现代性中心的边缘去寻找救赎现代性痼疾的药方。在现代人看来， “真实性（authenticity）在别处”，即“别的历史时期、别的文化以及更纯朴、更简单的生活方式中”[15]。作为真实性的所在地，乡间宅邸成为了畅销的休闲住宅。建筑史家吉罗德（Mark Girouard）指出，很多政治家和商人“受到浪漫主义的驱使”，想要拥有一座乡村宅邸，因为“乡村宅邸提供了一个逃离他的工作烦恼和伦敦的例行公事的舒适的休养地”[16]。威廉·莫里斯就曾于1871年租用位于牛津郡的著名的凯尔姆斯考特庄园（Kelmscott Manor）作为其休闲住宅，同时保留他在伦敦的主要住所。他认为“人的任何住所都没有一座古老的英国庄园更让人感到亲切或愉快”[12]172。很多美国富豪也通过购买英国庄园来满足他们对“快乐的英格兰”（Merrie England）的幻想和怀旧。“到19世纪80年代，这种时尚开始扩展到整个富裕阶层。休闲成为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方面，对乡村的怀旧达到新的高度。”[17]

洛克雷庄园外部的环境和内部的装饰进一步表明，花园山庄所象征的真实的英国性是懷旧的城市和工业社会刻意营造出来的一种真实性，或者说是一种商品化的真实性（commodified authenticity）。按照奥特卡（Elizabeth Outka）的观点，商品化的真实性指的是一系列通过使现代化裹上历史和怀旧的外衣从而缓解现代化的阵痛的商业现象，于19世纪末开始在英国出现。在维多利亚时代，这种商品化的真实性包括复古风格的建筑物、室内装潢以及其它带有历史“光晕”（aura）的商品。其吸引力在于，“能够传达一种稳定性和永恒性的愿景，同时又能无限地交换”[18]。也就是说，复古风格的乡村住宅和环境不仅使住在里面的现代人与过去联系起来，营造了一种真实性和连续性的氛围，而且能够以合理的价格对其进行消费。在与洛克雷庄园的对照中，读者可以看到，不管是花园山庄的如画的自然景观，还是拉尔夫“亲自挑选”的、陈列在“引人入胜的橡木画廊”里的名画，抑或是橡木楼梯等“华丽夺目的”、古雅的室内设施[5]39-40，都是一种建构出来的真实性。首先，洛克雷庄园的自然环境不如花园山庄优美。它没有一直延伸至泰晤士河畔的美丽的草坪，没有橡树和山毛榉的环绕，而是像中世纪的城堡一样，周围有壕沟将其与外界隔开。其次，虽然是贵族祖宅，但洛克雷庄园却不像花园山庄那样拥有画廊。这一点也成为沃伯顿勋爵的妹妹经常抱怨的对象。祖传画廊的缺失是19世纪末很多庄园的命运的真实写照，也是贵族在文化上断层的表现。在如日中天的时代，英国贵族十分热衷于搜集奇珍异宝。他们从没落的欧洲贵族手中大量收购艺术珍品，尤其是那些被称为“Old Masters”（即出自1800年以前的欧洲绘画大师之手）的名家画作和其他珍藏，以此彰显自己的文化品位，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地位。但是到19世纪末，很多贵族被迫出售这些传家宝，当时出现了很多大型的公开拍卖会。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像沃伯顿勋爵这样的大贵族也觉得庄园的“花费太大”[5]70。尽管他尚能勉强维持庄园的花销，但是也不得不变卖祖传的名画。在那个年代，只有像杜歇尔先生这样的富豪才消费得起这些珍宝。最后，不像古色古香的花园山庄室内那样散发着历史的“光晕”，作为贵族祖宅的洛克雷庄园已经现代化， “屋子里边的陈设已经有了不少现代的色彩，有些特点不太明显了”[5]71。其主人更看重的是庄园设施的便利和舒适，而不是维持其古雅的风格。可见，花园山庄的自然美、文化和历史都是商业社会对过去的审美再生产和想象建构的产物。

洛克雷庄园的状况不仅揭示花园山庄的唯美和古雅是一种商品化的真实性，而且还揭露了被其掩盖的阶级压迫。吉尔认为，直到90年代，詹姆斯才开始在其作品中“关注英国上层阶级的愚蠢与荒诞……带着具有反讽天赋的人类学家那样的超然态度看待庄园世界的风俗和仪式”[2]77-78。但实际上，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詹姆斯就已经开始像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那样将庄园作为社会事实来观察，看到了庄园世界的黑暗面。当亨利艾塔向伊莎贝尔未来的丈夫吉尔伯特介绍沃伯顿勋爵的身份时，她以讽刺和批判的口吻说道：

他几乎拥有半个英国——他就是这么一个角色……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一个自由的国家……你认为操纵着穷人的生命财产是一种幸福吗？……他操纵着他的佃户，他们有千千万万。当然，谁都想拥有一些财物，但我只要没有生命的东西就够了。我不指望拥有人们的血和肉，思想和良心……他的公馆也非常高大，他的庄园是用大铁栅栏围起来的，周围有三十来英里……[5]292

亨利艾塔的话或许有些夸张，但是却道出了一个历史真相，即英国贵族的那些富丽堂皇的豪宅的建造和维持是以广大庶民阶层的苦难为代价的。在《乡村与城市》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1973）中，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到18世纪，英国的农业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基本确立，地主阶级对农业工人的剥削和压榨无异于现代工业社会的阶级剥削[19]。十八和十九世纪的庄园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征收苛刻的地租和大规模地圈占农业用地的基础之上，这导致很多农业工人生活相当悲惨，在饿死的边缘挣扎。花园山庄的橡树和山毛榉等自然意象似乎暗示着庄园的有机生长，但是如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言，“（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产品”[20]，庄园这一社会空间是权力关系的产物，它是统治阶级的权势之宅。浪漫化的庄园意象掩盖了劳作与剥削的痕迹，粉饰了乡村共同体中的阶级压迫和不公，遮蔽了庶民阶层的历史叙事。

在小说中，以沃伯顿勋爵为代表的英国贵族穷奢极侈、虚伪至极。他们不仅坐拥庞大的地产帝国，而且还有很多“年轻漂亮的女人”[5]66。他们爱好休闲和娱乐，甚至连激进的政治观点都成为他们娱乐的对象：

沃伯顿勋爵和他那些同伙——上层阶级的激进分子……他们大谈改革，可是我不相信他们真的打算实行……他们大多只停留在理论上。他们的激进观点是一种娱乐，他们必须有一些娱乐，也许他们的胃口比较粗野。你看到，他们是非常奢侈的，这些进步思想差不多是他们最大的奢侈品。它们既使他们觉得自己道德高尚，又不损害他们的地位。他们对自己的地位考虑得很多……[5]65-66

尽管沃伯顿勋爵大谈改革，自称是个“彻底的激进派……主张一律平等”[5]62，但实际上，他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可能与下层阶级共享国家的财富。沃伯顿勋爵的妹妹明确地表示他不可能不收地租，也“不能想象他会放弃他的财产”[5]70。而且，他一直都在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视传统的等级制度为既定准则，宣称“古老的英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5]100总之，虽然詹姆斯对洛克雷这座世袭贵族的庄园着墨不多，但是它的存在揭示了历史上贵族统治阶级的罪行以及农业工人的贫困和苦难。

洛克雷庄园的阶级政治指向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民族遗产话语的保守和反动性质。在《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1983）中，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强调了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建构性，将民族定义为“文化产品”[21]。通过强调共同的历史和同质性的民族身份，遗产观念参与了建构民族共同体的话语过程。然而，这种怀旧的民族身份所存在的问题是往往倾向于将过去理想化和神话化，以满足现在的需求和欲望，无形之中便将过去的等级秩序自然化與合理化。在民族遗产的创造过程中， “古老时光”的庄园与真实的历史语境——阶级压迫和等级秩序——分离，贵族精英的私有财产被描述成各个阶级共有的公共财产和民族的共同遗产。对于这种历史反讽性，历史学家彼得·曼德勒（Peter Mandler）曾做出过精辟的评论。他指出，维多利亚社会所怀念的那个“古老时光”的最大的魅力在于“它所传达的社会联结愿景，新生的民族愿景”，“都铎王朝的专制主义”在当时看来压制了人民的自由，侵占了人民的土地和财产，而“现在从新的视角被阐释为民族缔造”[13]32。这显然是资产阶级的“健忘症”和文化失忆的典型表现。都铎王朝是英国专制政体发展的重要时期，建造于这个暴政时期的庄园却被视为民族身份的典型象征，讽刺意味不言而喻。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詹姆斯对建立在庄园之上英国性的神话（myth of Englishness）的态度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将庄园当作审美符号来颂扬，以理想化的语言将庄园塑造成英国性的象征，从而参与了庄园神话的建构;另一方面，他又将庄园作为客观的社会事实来观察，以历史化的语言使庄园神话祛魅，并揭示其存在的问题是粉饰了历史上的阶级不公。这种张力或双重视野是詹姆斯作为一名作家试图在审美与政治之间寻求平衡的表现，也是他作为英国社会内部的他者对英国民族身份认同的矛盾性的表现。作为一个长期侨居英国、又在晚年加入英国国籍的美国人，詹姆斯与英国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不论是在他的散文和随笔，还是在虚构文学中，詹姆斯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英国的热爱。然而，作为一名主体性受过美国的民主意识形态塑造的个体，英国民族共同体中固有的阶级分化无疑刺激了他的民主良心，迫使他与其保持距离。对庄园神话的双重态度是他对英国文化既迎合又保持距离的矛盾姿态的一种典型表现。

[参考文献]

[1]  F. O. Matthiessen，K. B. Murdock. The Notebooks of Henry James [M].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Inc，1955： 34.

[2]  Richard Gill. Happy Rural Seat： The English Country House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2.

[3]  Malcolm Kelsall. The Great Good Place： The Country Hou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171.

[4]  Wendy Joy Darby. Landscape and Identity： Geographies of Nation and Class in England[M]. Oxford： Berg，2000： 106.

[5]  亨利·詹姆斯. 一位女士的畫像[M]. 项星耀，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6]  Markman Ellis，Richard Coulton，Matthew Mauger. Empire of Tea： The Asian Leaf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M]. London： Reaction Books，2015： 9.

[7]  亨利·詹姆斯. 英国风情[M]. 蒲隆，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8]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M].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94： xvi.

[9]  Victoria Sackville-West. Knole and the Sackvilles[M].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mpany，1923： 18.

[10]  D. H. 劳伦斯.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M]. 黑马，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10.

[11]  Edward William Bovill. English Country Life，1780—1830[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55.

[12]  William Morri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Morris： With Introductions by His Daughter May Morr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13]  Peter Mandler. The Fall and Rise of the Stately Hom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

[14]  Marysa Demoor. “The flesh-tints of Rubens”： Henry Jamess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nglishness[J]. Nineteenth-Century Prose，2004，31（1）： 103.

[15]  Dean MacCannell. 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 3.

[16]  Mark Girouard. Life in the English Country House： A Social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8： 302.

[17]  Michael Bunce. The Countryside Ideal： Anglo-American Images of Landscap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5： 68.

[18]  Elizabeth Outka. Consuming Traditions： Modernity，Modernism，and the Commodified Authentic[M].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5.

[19]  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60.

[20]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asil Blackwell，Inc. 1991： 30.

[21]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M]. London： Verso，2006： 4.

Mythifying and Demythifying the Country House： Double Vision of The Portrait of a Lady

ZENG Ku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8， China）

Abstract： Representing two English country houses in idealized and historicized languages respectively， Henry James′s novel The Portrait of a Lady demonstrates an ambivalent attitude towards the myth of the country house that is prevalent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On the one hand， the novel idealizes Gardencourt as a symbol for authentic Englishness and thus resonates with the myth of the country house，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debunks the myth in its historicized representation of Lockleigh. The condition of Lockleigh reveals that the authentic Englishness housed by Gardencourt is essentially a kind of commodified authenticity created by a nostalgic urban and industrial society. The problem of this commodified authenticity is that it disguises the class oppression and inequality inherent in the rural community. This double vision is a manifestation not only of James′s endeavor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as a writer， but also of his ambivalence towards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 as an inside outsider.

Key words： Henry James; The Portrait of a Lady; country house; English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