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嘉璐

摘  要：“二字题诗”是杜甫草堂时期突出的创作现象，其以两两之间、多首之间的互文性构成特殊的复式图景。从陌生到适应再到舍弃，二字题诗贯穿杜甫草堂生活的三个阶段，“幽隐书写”是其中不变的主题。杜甫的“幽隐书写”表现出对隐逸传统亲近和背离共存的特点，原因在于草堂生活既充满人间的欢欣与生趣，又充满贫困和战争的威胁;幽隐虽然能够暂时以“幽”之美、“隐”之理逃避精神困境的折磨，卻不是杜甫的理想所在。

关键词：杜甫;草堂;二字题诗;互文性;隐逸传统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20）05-0053-10

一、互文性与复式图景

在研究中国古典诗时，研究者不可避免地会将性质相同的诗作联系起来考察，其中最不容易被忽视的形式是组诗。有论者指出：“组诗是在同一诗题下，作者集中创作的、形式一致的，共同表现同一思想的若干首诗的集合。”^[1]组诗的天然形态决定了诗与诗的关联性和易探索性。

杜甫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组诗，如《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等。同时，在杜甫的诗作中，还存在与传统的“组诗”性质不同的，亦可视作一组来考察的作品群落，比如刻意以二字制题，集中表现某种情怀的二字题诗。杜甫草堂时期的创作，集中出现了二字题诗。这些诗作究竟以何种形式形成一个诗意的网络，是本文探索的重点。

杜甫一生坎坷，除了早年漫游时的飞扬逸兴和任职左拾遗的短暂光辉，几乎都在颠沛流离和忧国思乡中度过。乾元三年（760），近知天命之年的杜甫经历了“一岁四行役”的困苦艰辛，多次逃离死亡，才得以在成都定居。在成都的杜甫，虽过上了稍微平静之隐居生活，但仍要靠他人的接济度日。杜甫在草堂的心境是矛盾的，既留恋这样的安稳生活，又渴望离开草堂，去追求自己的志向。不安定的生活、矛盾重重的心绪，都体现在他的二字题诗中。虽然说诗艺高妙的诗人可以在一首诗的起承转合中表现出复杂的情思，但就古典诗、特别是七律五律的篇幅而言，一首诗能表现的到底是有限的。杜甫为了表现草堂生活的幽隐心绪，运用二字题诗具有互文性、幽隐书写的基础，建构了一幅复式图景。互文，本来是汉语，特别是汉诗特定的一种修辞方式，多出现在以句为单位的修辞中。互文句法指的是“一个词（组）或句（组）之中上下两截里各有交错省略的成分却又互相补足，从而勾连并合成为一个意义完整、节律匀称、形象生动的表达形式”^[2]。互文句法，是单首诗作表现复意的方法之一。与互文不同，互文性强调“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文本，并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3]。杜甫草堂时期的二字题诗形成了某种互文性，它们形成互文性的方式与互文句法有相似之处。具体而言，二者不仅在题目上有关联，而且在诗歌内容上亦表现同一思想，只是它们不完全是互相补足的关系，还存在重复、浓缩、深化的关系。

草堂二字题诗文本间的这一特性，不仅使得两首诗或几首诗之间形成具有显豁意义关联的诗组，而且还使两个诗组或几个诗组之间形成有显豁意义关联的诗歌群落，最终形构了复式图景。草堂二字题诗复式图景的形成，与杜甫诗叙述性强的特点密切相关。叙述诗出于特定相同背景的几首诗或几组诗之间可能以时间、空间、人物或因果关系构成一个事件，且这个事件本身形成了自足的结构和意义单元。杜甫草堂二字题诗以幽隐生活为表现主题，以时间的演进形成意义的演进，可以分成三个事件单元：第一年的矛盾与认同，第二年的深味与吟味以及三次（避乱梓阆后、入幕府后、辞去幕职后）“再回草堂”的反刍与反思。第一年、第二年、“再回草堂”三个意义单元演进式的“幽隐书写”成就了杜甫隐逸诗对前代隐逸诗的某种继承与超越，而三个意义单元各自构成意义的形式统一于“复式图景”的形式之中。

二、矛盾与认同——成都草堂第一年二字题诗的幽隐书写

杜甫曾在《寄题江外草堂》中回忆自己草堂时期的隐居生活和情怀：“我生性放荡，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3]除了强调是出于本性而隐，更强调隐居是进入林泉和酒精的自然境界中。实际上，刚刚来到成都、兴建草堂的诗人杜甫，已经用成组的二字题诗记录下的事件表现自身复杂的思想心境，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出对隐逸传统的背离。

《为农》一诗纪录了诗人杜甫初至草堂时的心境，他的疑问是自己究竟是隐者，还是农夫——“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远惭句漏令，不得问丹砂”^[3]。杜甫认为自己并没有隐士的超脱之志，实际上，他也无法永远在草堂做一名农夫。在草堂生活的几年里，他时不时提到隐居只是暂时的，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最后更是离开成都，寻求自己的“家国之思”。

《为农》所展现的内心矛盾与身份认同问题，在第一年的二字题诗构成的“复式图景”中均有体现：《卜居》《堂成》对暂居和久居的矛盾，《梅雨》《江涨》对新奇和恐怖的矛盾，《有客》《宾至》对待客和贫困的矛盾，《野老》《狂夫》对历史人物的隐士认同和对自身身份怀疑的矛盾，《南邻》《北邻》对他者隐士身份的认同和对自身身份怀疑的矛盾，《泛溪》《出郭》通过表现自身与外界的矛盾来体现出与处的矛盾。

作为诗人展开的第一幅草堂生活图景，《卜居》和《堂成》以“互文”的形式共同构筑了杜甫草堂的远景和近景。《卜居》把草堂的外部环境写得极其“幽美”，草堂在浣花溪的西头，远离闹市，又临着林塘，接续着大江。溪边有蜻蜓、鸂鶒等生机勃勃的小动物，可以消忧。虽然僻静，但交通方便，只要乘上小船就可以远行。此时草堂还没有完全建好，诗中描述多是想象之语。《卜居》看上去全然是正面心境之体现，但矛盾并非不存在：“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入小舟”^[3]，初来的杜甫已经想着离开才是最合适的选择，住处最合心的地方居然是离开的方便通道。

《堂成》则是对已经建好的草堂的近景描绘，是《卜居》的续集。此时，已有栖身之处的诗人自豪甚至自得于自己的新居，乍感隐居生活的快乐：因为隐居不必面对繁琐的种种，特别是世间的机巧。隐居却又不是只有快乐，还有平和与桀骜、喜悦与低落、亲切与隔膜，都在诗中以矛盾而统一的形式展现：缘江、懒惰之平和，背郭、比扬雄之桀骜，堂成、定新巢之喜悦，暂止、错比之低落，路熟、语燕之亲切，碍日、和烟之隔膜。不论是《卜居》隐含的矛盾，还是《堂成》复雜的矛盾，两者都是杜甫对暂居和久居之矛盾的体现，隐逸场域在诗人内心图式中的变动和波荡以平静的风格来展示，可以视作杜甫隐逸诗脱离隐逸传统的表现之一。

北方来客杜甫显然对雨水丰沛的南方不能完全适应。《梅雨》与《江涨》表现了新居客对豪雨、江流恐怖而新奇的体会。《梅雨》“南京西浦道，四月熟黄梅”^[3]只是平和叙述梅雨的存在之时地，后以“湛湛长江去”点出雨的力量，以“冥冥细雨来”道出雨的持续;后四句却笔法突转，写在梅雨时节“疏”而“湿”的“难开”心境和蛟龙在水量丰沛的江中“盘涡”之“喜”。“难开”和“喜”代表杜甫心境的一体两面，虽然雨下个不停，让人闷闷不乐，但还是可以用神秘感和喜悦去化解。《江涨》和《梅雨》一样，也用新奇和幽默感化解负面心境：江水已经涨到柴门外，对生命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来报告的却只是儿童;才下床的一小会工夫，水就涨高数尺，淹没了江中的沙洲，可见形势之危急，但诗人却在此时观察起江中的景象——燕迎风不惊，鸥逐浪自适，更厉害的是操纵小舟的渔人，他在急流中仍能自如地解开缆绳，调转船头划船。这一连串清新而富有生趣的景象解消了江涨的恐怖和威胁。

《有客》《宾至》均写宾客与杜甫的互动，写作手法类似，通篇叙事，只是所体现的情味不同。两诗以同样的书写幽居之原因、环境、现实与心境的逻辑组构来表现主题。关于原因，《有客》说“患气”，《宾至》说“老病”，均为患病;关于环境，《有客》说“避俗”“临江”，《宾至》也说“地僻”“经过少”“漫劳车马驻江干”，都强调他人造访的困难;关于现实，《有客》说“小摘菜甲”，《宾至》说“百年粗粝腐儒餐”“野外无供给”，均体现出贫困;关于心境，《有客》总结“疏快”，《宾至》则总结“不嫌”“乘兴”，前者真率，后者自嫌中有幽兴。两诗都体现出杜甫对友人不变的热情和真诚，从《有客》的“呼儿正葛巾”和《宾至》的“竟日淹留佳客坐”“乘兴还来看药栏”可看出。两诗同样反映了因贫困而无法款待宾客的情状，因此贫困和待客构成了隐居中的一对矛盾。

草堂生活的第一年，杜甫的许多诗作仍在重复《为农》对身份认同的疑惑。《野老》《狂夫》《南邻》《北邻》四首诗所构成的复式图景，映射了杜甫在身份认同上的矛盾：他并不认同自己隐士的身份，却在现实的对照和趋同效应中暂时以隐士的身份出现。

野老，在隐逸传统中本来指不关心政治的农人，但在杜甫的《野老》中失却了不关心现实的形象，忧心“估客船随返照来”“长路关心悲剑阁”以及“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3]。狂夫，在隐逸传统中本来指与现实政治不合作的人，但在杜甫的《狂夫》中，自喻为“狂夫”的诗人为了生存，却求助于厚禄故人。虽然“风含翠篠娟娟静，雨裛红蕖冉冉香”^[3]是传统隐逸书写常见的景致，“自笑狂夫老更狂”试图以“狂夫”形象表达隐逸志向，但此处对传统的偏离又是显而易见的。“老更狂”的“狂”更多是性格上的自尊和自傲，而非隐士因淡漠现实而形成的傲世情怀。杜甫既不是野老也不是狂夫，只是一个倔强的、对现实有强烈关心的老头子而已，被现实抛弃之后，他只能自嘲罢了。两诗中除了诗题和若干景色描写之外，几乎不存在隐逸该有的情味，但正是颠覆了隐逸传统的悲哀感，反而更有力量，更能触发人的感动。

如果说《狂夫》和《野老》是杜甫在历史上寻求身份认同，《南邻》和《北邻》就是他在现实中寻求身份认同。北邻前县令的经历与杜甫类似，而南邻朱山人经历的是杜甫现时状态的写照。二者被杜甫借用以暂时认同自己的隐士身份。《北邻》中杜甫提到的诗和酒，也成为他隐逸身份认同的不可或缺的两个象征物：北邻前县令，甚至历史人物山简和何逊都是靠“诗酒”获得隐士身份的。《北邻》中还有更多的隐逸象征，如“野竹”象征高洁而不受拘束，“白帻”象征高洁和隐逸，“老疾”代表谦退，“蓬蒿”则是幽伏的象征。杜甫似乎是想依靠频繁地使用隐逸象征来实现隐士的身份认同。需要注意的是，两诗都在最后一联才出现诗人自己，且形象也不鲜明：不过是“老疾”“相送”这样的只言片语，从某个侧面反映诗人只是暂时接受自己的隐士身份。

《出郭》与《泛溪》体现了另一种互文关系——浓缩，《出郭》像是《泛溪》某个部分的复写。被诗人复写的部分意象，被突显出来，获得了象征意义。这些意象是远郊、雪峰、凄霜、鼓鼙。远郊是诗人暂时栖息的场所，雪峰和凄霜代表诗人此刻落寞寂寥的心境，鼓鼙是战争的喻指，是诗人心结之所在。未被诗人复写的，代表两种状态：一是诗人从到草堂以来一直存有之心境，一是诗人偶然兴遇所发之感慨。前者极言居所之美善，由此引出出处之彷徨：“谁言筑居小？未尽乔木西”“吾村霭暝姿，异舍鸡亦栖”及“萧条欲何适，出处庶可齐”;后者则以偶见天真、无机巧之童戏场景，兴发“人情逐鲜美，物贱事已睽”的感叹，表面上是责备童子贱物之无知，实际则叹惋现实人生总是追逐实用价值，因而多机巧之心。杜甫更联系到自身年老身贱已不合世人之价值的现状，发出“萧条欲何适，出处庶可齐”的感叹。可见，《泛溪》比《出郭》更显无奈萧条;《泛溪》可视作《出郭》在思想主旨上的深化。

三、深味与吟味——成都草堂第二年二字题诗的幽隐书写

经过一年多在草堂的生活，第二年（即上元二年，761）杜甫的生活转向暂时的平稳和安定。特别是这年的春夏，草堂生活结束波动，走向了相对的平淡。正因为此种平淡生活，杜甫在创作时拥有更多的心灵空间，能够转向积极的思考。这一年，杜甫的二字题诗涉及饮酒、作诗与赏花之主题增多，是为平淡生活增添“深味”的表现。更因杜甫同时对作诗、赏花之反复“吟味”，隐逸传统中作为陪衬的赋诗活动以及从未被认定在隐逸传统中的赏花，都因此获得新的内涵。

杜甫心灵图式中的“深味”与“吟味”，还体现在描摹状态、用词抒怀的刻意之上。幽事、春事幽、幽居、幽偏、地偏、庭幽、幽阴，一连串的“幽”影射了诗人心境。“幽”象征隐居的深隐化，而“深隐”与酒中之“深味”则仍由“复式图景”展现出来。此时的“复式图景”既指杜甫有意将外在行为与内心情怀分立表现，又指表达某个行为或某种情怀时，喜欢用两首、四首甚至多首结构相近、内容对应的诗作。

价值取向复杂的“幽事”，被杜甫分散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中，并不是无迹可循。杜甫或在二字题诗的诗题上，或用相同的诗歌结构给予提示。《早起》《落日》在诗题即提示它们在时间上的连续性，早起在先，落日在后。另外，两诗的结构几乎完全相同，均是首联叙“时”言“事”，颔联或颈联描摹生活情事，尾联言酒。两诗的互文构成杜甫一整天的活动轨迹：《早起》书写早起劳动，而《落日》书写傍晚劳动后的休闲活动;《早起》言由童仆到市而得酒，《落日》言得酒后喝酒的事态。《早起》攀登土丘而亲近“幽隐”，《落日》观察帘钩亦展现出“幽兴”。于是，“幽事”既象征着私密的休闲活动，又象征着专注的劳动和对微细事物、平凡生活景象的观察。

《朝雨》《晚晴》似乎是同一天所写，呈现草堂某一天由朝到晚，由雨到晴的景象。与《早起》和《落日》主要表现诗人情态不同的是，两诗体现了诗人即使在隐逸中也期待得到他人肯定的愿望。酒在两诗中体现出相同的功用——度日的心灵支撑。酒在消解“旧醅”“浊醪”的具体形态之后，成为隐逸的普适象征。诗人主体在饮酒时才显现出来：有酒才能度日，才能达到生存的最低限度，自我才能是不变的自我。

从《朝雨》到《晚晴》隐喻诗人心绪从负面转向相对正面的过程。《朝雨》中的凉气是萧瑟的，带给人不安定感：鸢鹰都躲藏起来，雨燕钻进树丛中，好在还有“酒”，心绪才得以转为正面。《晚晴》“村晚惊风度，庭幽过雨沾”的“惊”与“沾”亦是不安定的表现，“度”与“过”却暗示负面已逐渐消散，只残留夕阳照射下细草上的湿气和雨后江面明亮如洗、映照在画帘上的宁谧景象，诗人情绪的转折由此显现。

《徐步》《独酌》是诗人一次发现美的体验，在徐步中独酌，在独酌中徐步，两者并行表现出“幽静”的心理状态。《徐步》“仰蜂黏落絮，行蚁上枯梨”与《独酌》“芹泥随燕觜，蕊粉上蜂须”对微细事物之美的发现如出一辙。《徐步》的“才见忌”和“醉如愚”解释《独酌》中为何有“惭”和“怡”的情绪。“愚”不是真愚，是诗人倔强性格和骄傲情态的表现，病中独酌、徐步寻找美则体现出诗人对美的执著。

《徐步》和《独酌》表现的是杜甫以骄傲情态发现独特的美的经验;《江亭》《可惜》则表现了他审美活动的另一个面向。《江亭》《可惜》韵脚是相同的，都押支韵，杜甫刻意提示两诗有深刻关联。结构上两诗以倒错形成互补：《江亭》前二联豁达，后二联渐转沉郁;《可惜》则前二联叹息，后二联排遣郁闷。两诗皆用审美的体验来对抗人生的丧失感，补足某种缺失，获得“高峰体验”：“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两诗还深刻地表现了杜甫通过春天对物理的参透：“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一从自然讲，一从人事讲。《后游》“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3]则可作为进一步理解“物理”的参照。刘辰翁曾点评《江亭》：“物自私与花柳更无私实一意，物物自以为有私，则无私矣。今按自私谓物各遂性也，更无私谓物同适其天也。”^[4]物既然能够遂性，可以适天，那么人应当“解其意”，顺应自然，使自然保持和谐的秩序，人固然常有伤时之感，但只要把握现在，便是适天，亦可以如“物”一般遂性。成都草堂二字题诗出现的同酒中“深味”一般的哲理，杜甫用诗意的“吟味”细细写出。在此阶段，诗并非竞技之物，失落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蕴，走向了“遣兴”一途。

杜甫另有一些二字题诗表现真、善、美的面向，亦是由“复式图景”展现的。《客至》《所思》以实景和想象构筑了草堂中的伦理情境，表现了杜甫待人之“真诚”。两诗同为七律，押同样的韵脚，韵脚“开、回、来、杯、堆”以高昂的兴致表现出真诚的情感。《客至》以酒待客、待友的单纯意兴，在《所思》中转变为思友之情的沉郁和深得酒中趣的飞扬逸兴所构成的巨大的张力。因此，《所思》是《客至》内容的补充。

《石鏡》《琴台》是借古讽今之作，表现了爱与美少能得见的悲哀。两诗分别借蜀王与王妃、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代指奇幻之爱与现实之爱、死后之爱与生前之爱、帝王之爱与文士之爱、沉重之爱与潇洒之爱。石镜与琴台只是爱的残骸，“众妃无复叹”“寥寥不复闻”更隐喻今时已无真爱。杜甫重提各种爱，并不单指情爱之爱，而指人间之大爱。联想到战争频仍的现实，杜甫呼唤爱与美、善的用意就不难想见了。

《恶树》《高柟》二诗代表了杜甫对善恶的强烈的价值判断，包括实际功用的有无，审美功用的有无，是否破坏环境和对他物造成不利的影响是善、恶的分野。两诗构成的复式图景表现了善恶价值判断的一体两面：《恶树》是对恶的谴责，“常持小斧柯”更说明其意在改变现实;《高柟》是对善的歌颂，从“寻常绝醉困，卧此片时醒”来看，柟树是杜甫本人的象征。高柟只有一棵，此后还被秋风所拔，而恶树却砍伐不尽，象征恶势力大于善势力的现实。

《病柏》《病橘》《枯棕》《枯楠》四首诗或将自己投射到物中，或以情入物，赋予“病”“枯”以深刻而迥异以往的含义。因此，此四诗虽为讥刺诗，却不仅有“讽”意，还有“美”被破坏的悲剧色彩。以书写对象分，《病橘》《枯棕》可以算作一组，二者以百姓为书写对象。《病橘》的“群”“蠹蚀”是自然患病而遭遇不幸的体现;《枯棕》的“众”“朽”则是人为破坏而造成不幸的表现。《病柏》《枯楠》则为另一组，二者以树之高洁暗喻杜甫，表现他寻求依赖的愿望和不受重用的现状。杜甫笔下“病”与“枯”的形象虽无力抵抗自然命运或他者的侵害，但生前竭尽其能，至死保持高美，故其外在之“病”与“枯”彰显出内在之美。

四、反刍与反思——三次“再回草堂”二字题诗的幽隐书写

草堂时期的二字题诗常常出现内容和题材的重复，不仅体现在同时段的诗作之中，还体现在间隔许久的诗作之中。杜甫通过复写行为回味与反刍草堂生活中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作于第二年的《进艇》就是对第一年《江村》的反刍，同样表现与妻子和孩子的互动，描叙日常生活。《江村》的“事事幽”有一种宁谧的味道在里面，《进艇》则有“久客伤神”的幽思。活动场域的转换让杜甫的伦理身份发生转换，从君臣的政治体系转换到父子、夫妻的生活体系之中。两诗中出现的“互相陪伴”意象，如俱飞蛱蝶、并蒂芙蓉，意味着家人陪伴带来的满足感。

同为田园诗，作于前一年的《田舍》和后一年的《寒食》在构思和立意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均表现田舍或江村的景象和诗人田园生活的意趣。二诗在结构上却是颠倒的，《田舍》“叙意在前，缀景在后，倒格见致”^[5]，《寒食》则先写景，后叙事见意。《田舍》中未曾突出对田园生活的眷恋和对农夫身份的认同，到《寒食》中以“田父要皆去，邻家闹不违”突出了。

除了对前有诗歌的反刍，杜甫更有一些反思，特别是在茅屋为秋风所破之后，成都草堂第二年的二字题诗的风格产生了变化，更为沉郁。比如，《畏人》《屏迹》对《早起》“幽事”内涵的反思，表现出深刻的反省。

《畏人》和《屏迹》一组，屏迹是因，畏人是果。杜甫以“畏人成小筑，褊性合幽栖”造成一个有意的错置。杜甫提出是性格原因才使自己畏人而屏迹的，但实际上，是迫不得已屏迹之后诗人才渐渐畏人的，才失落了与人交往的激情。《屏迹》明显表现出对《早起》的颠覆和背反。具体而言，“晚起家何事，无营地转幽”改变了“春来常早起，幽事颇相关”的情态，“晚起”是对“早起”的背反，“不去经营草堂”是对“精细的经营劳动”的背反，使得“幽事”的内容完全被颠覆。“幽事”的闲适内涵被瓦解了，取代“心迹双清”的是隐隐的寂寞之感。

当然，经过长时间的隐居生活，杜甫的心境不可能全无变化。从杜甫因躲避梓、阆之乱离开草堂，两年后回到草堂，到入严武幕府成为其幕僚，暂回草堂休憩，再到辞去幕僚真正重回草堂，这三个时间点中的二字题诗不但创作数量较多，而且对前期的反思也特别明显。

首先是杜甫躲避梓、阆之乱之后，两年多以来第一次回到草堂的诗作，有《春归》《归来》一组以及《登楼》和前期诗歌《蜀相》一组。

从诗题来看，《春归》是《归来》的譬喻，形容自己回归草堂的心情像春天来了一样。《春归》作于前，《归来》作于后，两诗的情调不尽相同。《春归》充满了浪漫感，“归到忽春华”有一种与春天不经意间相遇的梦幻感。另外，这首诗每一句的第三个字，“临、覆、频、忽、看、就、浮、受”都别有风致。“远鸥浮水静，轻燕受风斜”一联，其闲静、轻快心绪溢于言表;“世路虽多梗，吾生亦有涯”，本是生命有尽头之意，此处却有庄子看破生涯的浪漫;“此身醒复醉”，醒了立即投入醉的状态，亦是一种浪漫的狂想。《归来》则充满了现实感：首联言经乱之苦，归来之难，两相对照，更显苦与难;颔联言因久未回家家中凌乱的场景，即“开门野鼠走，散帙壁鱼干”;颈联写整理食器的过程，贫困的生活离不开酒，洗干净勺子舀起新酒，低头仔细擦拭装下酒菜的盘子的时候，也许诗人是在想“谁能继续供给我酿酒的酵母，让我以后可以在浣花溪畔自在地喝着酒终老呢？”酒在这里成了日常生活的象征之物，无酒可饮象征着现实生存面临威胁，诗人对此非常清醒。

《登楼》是怀古咏史之作，与早前的诗歌《蜀相》的题材相同，《登楼》是对其之反刍。根据陈贻焮的考证^[6]，《登楼》是杜甫游览先主庙、武侯祠、后主祠后登西门城楼眺望的忧时之作，《蜀相》则是杜甫游览武侯祠的感慨之作;为诸葛亮叹惋是两者共同的主题。《登楼》比《蜀相》更显沉郁和沉重，《登楼》首联直言“伤客心”“万方多难”，颔联又言“变古今”，在将古事与今情结合后，诗歌的悲剧意味加深了。《蜀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壮志未酬令人叹惋，但《登楼》“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将诸葛亮的壮志未酬融进充满乱象的现实之中，更显悲哀。诸葛亮的“身死”换来的是后主“还祠庙”，《蜀相》里的叹惋延续到《登楼》中有了悲剧性更强的结局，杜甫也只能吟诵《梁父吟》来懷念诸葛亮。

其次是入严武幕僚之后，遭遇官场的冷暖，暂回草堂休憩的诗作。这部分诗作以《宿府》《到村》为总领，续以《村雨》《独坐》《倦夜》三首对前期相关诗作《朝雨》《独酌》《村夜》的反思，最后以《初冬》《至后》作为总结，重提“出处”的问题。

严格来说，《宿府》不算在草堂所作之诗，不过，《宿府》总结了杜甫入幕以来种种的艰辛。正因为如此，《宿府》颇有“身在成都府，心在草堂”的“幽隐”之志。《到村》则表现杜甫从心在草堂到身在草堂的过程，与《宿府》共同总述回到草堂前后杜甫孤寂、迷惑、踌躇的心绪。《宿府》中大量代表孤独的意象，如“井梧寒”“蜡炬”“角声悲”“无人看之月色”“音书绝”“关塞萧条”等，在《到村》中有“稻粱须就列，榛草即相迷”作呼应。《到村》中充满变动感的景象，如质量逐渐减少的“秋沙”、被蛟龙翻倒的“荷芰”、散漫的“马蹄”以及令人迷惑的“町畦”等，在《宿府》中也能找到照应，如诗句“强移栖息一枝安”的每一个语素都显示出不安的感觉。因此，不论是幕府还是草堂，或许都不是杜甫的久留之地。不安感，同样是《村雨》《独坐》和《倦夜》所关注的。

同样题中有雨、意在写雨，《朝雨》中雨没有正面出现，《村雨》则以“雨声传两夜”提示雨的强烈存在。同样是秋雨，《朝雨》中的“凉气”到了《村雨》中变为“寒事”。《朝雨》中只要有酒就“幸得过清朝”的小确幸，到《村雨》中则变为“世情只益睡”的无可奈何。虽然《村雨》也提到茅斋中的休憩可以安慰远游的自己，但这种安慰对现实来说显然于事无补，只为“一枝安”的杜甫在雨声中辗转难眠，只能叹息“盗贼敢忘忧”。

《独酌》是动态的，《独坐》却是静态的，诗人杜甫以静观的姿态认清了官场的现实。《独坐》首联以“背、白、倚、孤”写出悲哀与沉重，颔联以“江敛洲渚出，天虚风物清”表现心物共同的冷淡与萧索;颈联更直指愿望与志向均未实现，却已老病;尾联以动态、自由、有所依归的黄昏鸟，反衬己身的静默、不自由、无归属。对比《独酌》中尚可以关注幽微事物、体察物理的从容心态，《独坐》的孤独无疑是更为悲哀的。“独酌”固然是孤独的，但诗人享受这种“孤独”;“独坐”固然是对孤独的反刍，但诗人已经在反思的痛苦中失去反思的意愿。《独酌》的“本无轩冕意，不是傲当时”和《独坐》的“沧溟恨衰谢，朱绂负平生”意味类似，但后者以“衰谢”之态深入官场，得出“负平生”的沉痛结论，对现实与个人之间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刻。

《村夜》与《倦夜》同是写夜，《村夜》只模糊写到从暮色到夜晚的情状，《倦夜》对时间的把握更加精准，从首联到颈联，表现了初夜、深夜以及夜尽时诗人不同程度的失眠状况。《倦夜》情语与景语的关系更加密切，前三联写景，尾联抒情，点出“悲”感。正如洪业的分析^[7]，失望、焦虑和思乡的无力感都涵括在“悲”中，这种无力感相比《村夜》“中原有兄弟，万里正含情”的期待，更显沉重、倦怠。《村夜》与《倦夜》都写到战争，只是《倦夜》对战争有较《村夜》更深刻的反思。《村夜》只讲“胡羯何多难，樵渔寄此生”，战争让诗人隐居到草堂;《倦夜》却提到“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隐居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一切事情都要在干戈平息之后才可得论之。

《初冬》和《至后》虽然体裁不同，却可视作以冬天流转的时间顺序产生互文性的一组诗歌，均以诗与酒、出与处为题中之意。《初冬》的“出处遂何心”和《泛溪》的“出处庶可齐”比较，后者虽然也说出与处抉择之难，但不论作何种选择，杜甫并无怨悔之意，甚至并非必须做出选择，前者则不论做出何种选择，都是“不遂心”的，因此两难选择变成了无可选择，人生走进了真正的困境。《初冬》转变《一室》中“独立见江船”形象为“垂老戎衣窄”形象，虽不直言身体之病，但心灵之抑郁则更深。干戈在多年之后仍未止息，这也是杜甫对出处更加迷茫的原因。《至后》的“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是对《可惜》“遣兴莫过诗”的反思：“诗”并不能排遣愁怨，反而会增添愁怨，连吟咏诗歌的音声都会增添凄凉。《至后》延续了《初冬》“战争仍在继续，和亲人仍长久别离”的抑郁心绪，进一步点出幽隐生活无法真正稀释内心的愁郁，預示着杜甫终将要离开草堂实现未完之心愿。

当杜甫辞去幕僚的职务，回到草堂时，顿感轻松。他先是重新经营草堂，写下《营屋》《除草》;面对即将逝去的春天，他深有触动，写下《长吟》《春远》。营屋和除草是同时进行的两项活动，且目的一致，皆是为了“去秽物”与“藩篱旷”。《营屋》写到诗人剪除“江阴竹”，《除草》则写除掉荨麻的艰辛过程。《营屋》和《除草》亦体现出诗人喜欢空、狂、疏、少，对幽僻之处有独特爱好的美感取向，和此前《徐步》《独酌》的美感取向是一致的。《长吟》和《春远》几乎作于同时，结构相同，意义亦有关联。《长吟》是杜甫再回草堂诗中少见的、表现喜悦的诗作。此时杜甫刚摆脱幕职，免除形骸的劳累，如孩童一般去歌颂春天：“江渚翻鸥戏，官桥带柳阴。花飞竞渡日，草见踏青心。”《江亭》和《可惜》中那种自然而然的和谐之美再度出现了。《长吟》言“新句稳”，以诗之稳表现杜甫心境之愉悦。《春远》作于《长吟》后不久，但彼时春天将逝，故情思更加复杂：春天要过去了，自己深感孤独，因为战争，虽然思乡却仍不得归。《春远》以春之远离象征诗人无所依凭的孤独感，是一种与外在格格不入，无物可以与心灵融合的孤独。从《长吟》的歌颂春天到《春远》的哀叹春天将要远去，杜甫仿佛走过从深隐到现实的轨迹。果然，他马上要离开草堂，回到故乡，去追逐理想。

三次“再回草堂”的幽隐书写，与杜甫越发强烈与自觉的孤独意识共同形塑了杜诗的沉郁特质。《归来》要求面对现实贫困，《登楼》体现自身壮志难酬，与自然、人事之不和谐造就了杜甫的孤独感。《宿府》和《到村》以不安定之感突显内在的孤独感。《村雨》《独坐》和《倦夜》以与世隔绝的独立思考显示出傲岸的孤独感。《营屋》和《除草》以审美的幽独为孤独感开脱，将孤独视作存在的本质。《初冬》和《至后》表现战事频仍，无法与亲人团聚，亦无法找到人生方向的困境，在困境中杜甫感受到了孤独。《春远》既表现草堂生活中内心的孤独，又表现将要离开草堂无所依凭的孤独。欧丽娟曾言：“对社会民生的忧怀、个人生涯的流离穷蹇、身为诗人的寂寞感是造成杜诗沉郁特质的三个来源。”^[8]欧先生更进一步解释，应以对创作一途自觉之寂寞感为基础，才能造成诗歌中意味深远的沉郁表现，因为只有寂寞地面对诗歌创作，诗才不会沦为发泄积郁的媒介。而在诗人不得不创作又意识到知音难寻时，才能充分转向自己的内心，冷静客观地面对自己深广炽热的情思和这个情思所投入的对象，因此培养出致密的眼光，使自己深广热烈的情思得到充分含蓄的表达。杜甫即将离开草堂时，一方面已经对孤独意识有主动而自觉的书写，并涵括在“幽隐书写”之中;另一方面，“幽隐书写”是独特的孤独意识之展现，秩序的失落、爱的原动力不足造成了诗人的寂寞感，因此需要诗性的书写来弥补。

五、幽隐书写与杜甫之境界

许慎的《说文解字》以“隐”解“幽”，可见“幽”“隐”有相通之处。不过，在杜甫的“幽隐书写”中，“幽”与“隐”又可以视作两个不同方向的书写。

首先，“幽”接近一种美学取向，具有“幽美”特质的草堂是人生的暂时停靠点。杜甫的“幽”书写又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通过书写具有“幽”意味的自然、事物本身，表现自身的人生观和自然观;第二层将自身的“幽”投射到自然物之上，变自然物的特性为自身的特性。

其次，“隐”指代隐逸的情境，“隐”在草堂诗的语境中更多表现为一种挣脱精神困境的努力。如何处理现实世界和人生理想的对立问题，是杜甫“隐”的书写所关注的，以互文性关联的二字题诗，分三个阶段表现对“隐”的体味：第一阶段，用幽默感和新奇感建构对“隐”的认同，却被初来乍到的慌乱冲散;第二阶段表现为用形象化的“诗”“酒”以及琐碎的生活化场景深入“隐”的内涵，却因茅屋之破碎、梓阆之乱离而被打断;第三阶段表现为用反刍和反思的重复书写再次构筑“隐”，因孤独意识介入“隐”的抉择，杜甫离开草堂，使“隐”的书写终结。杜甫没有战胜精神困境，但我们不能说他不是伟大的。在与困境斗争时，杜甫仍然没有放弃他的人生理想，始终“认为世界的内部是生生不息的爱所构筑的，爱是世界运转的原动力，也是使世界保持和谐秩序的原动力”^[9]。他对这种爱的表达方式体现在审美活动中，用诗歌创作坚持对爱的表达，某种程度上消弭了外在世界和诗人自身的对立与矛盾。

最后，杜甫草堂二字題诗的“幽隐”书写，表现出背离、超越隐逸传统的趋势。隐逸传统中的隐士多表现自己的得道、高洁，直接书写人生选择、哲学思想，构建价值体系。杜甫却是透过对“物理”不懈的推究，进而达到对“生理”——人生道理的明白。杜甫的“物理”具有深刻的诗学内涵，只有体味“物”之幽隐深味，才能真正掌握到杜诗沉郁顿挫的感发性。

参考文献：

[1] 司全胜.关于中国古典组诗的界定[J].语文学刊，1998 （1）：5-7.

[2] 周流溪.互文与“互文性”[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37-141.

[3] 萧涤非.杜甫全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4] 杨伦.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348.

[5] 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1：406.

[6] 陈贻焮.杜甫评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60+582.

[7] 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M].曾祥波，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87.

[8] 欧丽娟.杜诗意象论[M].台北：里仁书局，1997：215.

[9] 黑川洋一.杜甫的研究[M].东京：创文社，1977：43.

（责任编辑：李 虎）

Intertextuality and Seclusion Tradition：Du Fus Two-Character Title Poem in Thatched Cottage Period

WU Jial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Xinzhu， Taiwan 300， China）

Abstract：“Two-character title poem” is a prominent creation phenomenon in the period of Du Fus thatched cottage， which constitutes a special compound picture with the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two or more poems. From strangeness to adaptation to abandonment， the two-character inscription runs through the three stages of Du Fus life in the thatched cottage， in which the theme of “secluded writing” remains unchanged. Du Fus “seclusion writing”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close to the seclusion tradition and departing from the coexistence： the life of the thatched cottage is full of human joy and interest as well as the threat of poverty and war; although the seclusion can temporarily escape the suffering of spiritual predicament with the beauty and the principle of “seclusion”， it is not Du Fus ideal.

Keywords：Du Fu; thatched cottage; two-character title poem; intertextuality; seclusion tra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