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娇慧

摘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也被置于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的视野之下。本文通过梳理2013年至2018年的文献，发现文化管理体制的理论意涵和目标定位已发生变化，其改革的行为动力嵌入在宏观经济社会结构变动，地方利益诉求与职能转变以及文化认同、文化权益保障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制度化推动的框架之中。文化管理體制改革虽然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但已逐渐形成大文化管理的格局，并有效促进了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优化与能力提升。

关键词：文化管理体制；文化体制改革；理论述评；研究趋势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0）07-0083-（14）

Progress and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WEN Jiaohui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the reform of the 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has also been placed under the vision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Through combing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 from 2013 to 2018，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theoretical meaning and target orientation of the 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have changed.The dynamics of its reform are embedded in the framework of changes of macro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local interest appeal and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as well as the institutionalized promo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protection of cultural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Although the 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is facing many practical difficulties，it has gradually formed a pattern of largescale cultural management，which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optimization and capacity improvement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governance system.

Key Words：culturalmanagementsystem；culturalsystemreform；theoreticalreview；research trend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体制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文化建设方面的自我完善。作为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运行方式的结合体，文化管理体制一方面通过组织结构变化和具体制度调整进行制度供给，另一方面又在自身运行和发展中生产出制度创新的需求[1]，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诸多重要的政策文件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主导、强化政府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统一文化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等方面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完善文化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部署。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外开放等国家战略日益呈现出各种新的深层次关系。以上这些都对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新的实践背景下，有学者尝试对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进展和趋势进行总结和展望。其中，陈世香（2010）对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的背景、成果与发展趋势进行了综述，具体内容涉及国外经验、地方实践、文化产业发展、历史演进、大部制等主题领域[2]。胡洪彬（2012）则对文化体制改革的历程、意义、现状、改革路径进行了剖析[3]。但是，既有的研究综述和回顾缺乏对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动力机制进行系统论述，有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现状和价值定位的系统性分析更是少见。为此，有必要构建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的整体框架，以把握我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进展及其研究动向，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审视已有研究是否有效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新动态。同时，揭示现有研究的发展态势也有助于明晰未来研究的趋势。因此，本文将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主要以2013年至2018年间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博士学位、中国硕士学位及中国期刊三大中文全文数据库为研究对象，同时结合相关境外文献，着重对2013年以来有关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通过检索分析发现，以“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为研究主题的文献共369篇，但呈现出研究热度显著下降的趋势。那么，这个趋势是由于实践上相关论题得以有效解决而不再构成研究聚焦，还是由于出现了整体性话语重构而导致相关论题出现转移？这些论题都是既有研究没有涉及的，有必要对既有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探寻其内在演化趋势。

总而言之，有关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既有研究大多是基于逻辑推演的规范研究或是对策性研究，近几年逐渐出现针对地方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实施现状的描述性、探索性质性研究，定量研究虽偶有出现但较为少见。其中，传统的规范研究多采用文献分析或是对策分析的研究架构，侧重对文化管理体制的发展问题与对策进行分析[4][5]。一些学者对地方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试验、地方文化发展政策制定、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等实践情况进行调研，形成调研报告并提出针对性措施[6][7]。少数学者对公共文化服务、文化机构、文化政策等进行指标建构和绩效评估[8][9]。同时，诸多学者从整体上对文化管理或文化治理进行一般性分析，主要集中于文化和文化建设的相关基础概念、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机制、文化方面的法律和政策、文化产业的发展等话题[10][11][12]。也有学者对中国文化建设进行专门性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软实力、跨文化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思想等领域的论述[13][14][15]。

概言之，近几年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研究内容主要围绕四个方面：第一，分析文化管理体制的相关概念及联系、核心体制要素的基本内涵、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所涉及的职能及其相互关系、改革的目标定位等[16][17]；第二，阐述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力机制，侧重从制度分析角度分析改革的激励机制和约束因素[18][19]；第三，以文化创新发展为主要研究点，从文化领导方式、政府职能转变、文化市场环境改善、文化事业改革等方面分析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20][21]；第四，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环境中重新定位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意义[22][23]。以上研究内容从不同侧面探讨了我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相關论题。然而，要想整体把握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进展及其发展趋势，就有必要在厘清相关核心概念的基础上，系统探讨改革的内涵特征、动力机制、成效、演化路径及其可能的优化选择。因此，本文将围绕相关论题维度，探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理论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而较为系统地回答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意涵和目标定位、改革动力、进展和困境、演化路径与可能优化选择等问题。

二、理论前提：中国特色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内涵与特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被赋予了具有中国国情的特殊内涵，在目标诉求、改革主体、主要矛盾、实现方式等方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这种语境下，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多重职能以及由此带来的重要战略地位也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

（一）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内涵与特征

文化管理体制在中国文化体制中起着主导作用，其内涵与文化体制的界定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文化体制包括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管理与资源配置机制，而文化管理体制是各文化主体机构的结构关系及其相关制度规定的集合，分为宏观文化管理体制与微观管理体制[24]。宏观文化管理体制是现行政治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改革必然涉及如何理顺文化单位与文化主管部门之间关系的问题。微观管理体制则关注文化企事业单位的管理机制、组织形式、发展活力等生产经营运行机制方面，是宏观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效能实现的基石[25]。总的来说，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是指对党政职能部门所履行的文化管理职能、作为职能承载主体的相关党政部门及其相互组合关系进行重塑与调整的改革过程[26]。

我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鲜明的特征。在目标诉求上，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试图通过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自主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以增强文化发展活力，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27]。在主体上，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涉及党委、中央文化管理部门、地方文化管理部门、国有文化企业和事业单位等多元利益关系[28]。在主要矛盾上，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涉及政府管理和市场作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对矛盾，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进程推动就基于对这两对矛盾认识的深入和变化[29]。从文化属性来看，基于意识形态前置的文化属性“三分法”是我国公共文化治理的基点，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涉及政治（政府）、经济（市场）与社会三个领域之间的关系，是文化政治利益、文化经济效益与公共文化权益三种不同价值取向之间的对立统一问题[30]。在实现方式上，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强调核心基点与多样方式并存，强调以大部制为基点，以政府机构整合和职能转变为核心，从文化企事业改革发展、文化管理理念、文化法律法规体系、文化治理创新等多方面展开[31]。

（二）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多重属性和职能构成

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涉及文化意识形态政治职能、文化产业经济发展职能、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社会职能的协调和发挥[32]。首先，文化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而主导性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33]。文化治理强调将意识形态融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从而达到国家文化治理的“善治”状态[34]。我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终强调要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其次，文化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是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关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管理体制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而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又使得文化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35]。最后，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统一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政府通过履行文化职能进而实现对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管理，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则要求强化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同时，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以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为导向，试图通过转变政府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管理模式，形成围绕公民文化权利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36]。

（三）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战略地位

正是由于文化的多重属性和职能构成，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布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改革开放40多年来，文化建设实现了从“边缘”到“中心”、从组织结构调整到全面文化建设、从辅助性社会资本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谨慎”到“自信”的转变[37]。文化建设边缘性地位的实质改变使得国家文化治理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优化升级的重要引擎[38]。由此，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具有更深远的战略意义。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后现代主义等的大众文化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的现实语境有相似之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思想资源[39]。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有机融合，形成了“五位一体”、整体配套的改革体系。同时，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相衔接，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保障。

三、动力机制：改革的制度分析架构

近年来，学者们偏向从制度主义视角解释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力机制，强调奥斯特罗姆有关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对推动整体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意义[40][41]。总的来说，作为国家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调整方式，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行为动力嵌入在宏观经济社会结构变动，地方利益诉求与职能转变以及文化认同、文化权益保障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制度化推动的框架之中。

（一）制度供给：宏观经济社会结构变动

自上而下的宏观制度环境和中观制度安排构成的制度供给体系影响着文化管理体制的系统性调整[42][43]。在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框架内，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充分体现了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公共服务体系在内的重要社会结构变迁[44]。一方面，在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背景下，激活文化生产力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而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则是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文化创造力、解决城镇化中新型文化冲突的必由之路[44][45]。另一方面，文化意识形态属性也使得文化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既是对公民文化权益的保障，也是适应民主政治对公民素质、能力、价值理念更高要求的手段[46]。同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相适应，文化强国战略成为我国最高层次的战略[47]。“文化国力”建设以国内文化资源的积累和国外经济和政治优势的确立为目标，试图通过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建设先进的价值理念、文化载体和文化传播能力，以此来体现具有强大认同感的文化力量[48][49]。

（二）制度供给和需求联结点：地方利益诉求与职能转变

地方政府联结着微观主体和国家权力中心，推动着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达到均衡。“晋升锦标赛”下形成的地方政府间竞争、学习和创新为地方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激励机制[50]。在文化建设地位逐渐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时，地方政府便试图在文化建设中赢得上级注意力[51]。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在落实上级的文化发展思想和制度时，通过将更好地建设文化市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和凝聚文化共识与自身谋求政绩的利益诉求相融合，实现了满足文化市场需求、公共文化需求和意识形态的认同需求与上级制度供给的有效联结。由此，地方政府形成了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争先”效应和“赶超”效应。同时，在创新学习思维的激励下，地方政府通过交流互访、搭建平台等方式学习制定具体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在实现上下联动的同时体现了地方特色和利益[52][53]。

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两者具有内在相关性[54]。从整体性治理视角来看，政府在文化行政职能转型中因观念滞后、组织结构失衡、制度保障缺失而导致了职能定位不清、结构关系不顺、组织运行不畅等问题[55]。在文化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对施政理念、角色定位、具体方式、机制创新等进行调整，合理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积极进行自身能力建设[56][57][58]。这是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也成为地方政府有能力有效联结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的基础。不可否认的是，部门利益阻隔、观念转变困难、参与性不高等因素构成了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现实阻力。

（三）制度需求：文化認同、文化权益保障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制度化推动

文化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公共文化需求的增长和升级、多元理念的涌现和碰撞对文化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意识形态的认同需求而言，公民和文化组织受到以文化为表现形式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更寻求包容性意识形态的引领和认可。社会的发展使得原本具有高度整合性的“总体性社会”瓦解成多元化的、相对独立的各个领域，在文化领域则表现为快速发展的文化组织和公民的多元利益诉求的涌现[59]。这需要文化管理体制由适应性变革转变为主动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对文化的目标诉求和实现方式进行调整，以使得主流意识形态正视并包容多元化的理念和诉求，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共生发展[60][61]。

就公共文化需求而言，当前文化管理体制下的文化生产供给能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且不断多元化的文化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62]。文化需求是一种基于生理和安全需要之上的较高层次的需要，在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基础上，群众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和文化消费能力得到同步提升。在文化消费相对繁荣的局面下，如何通过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和标准化成为当务之急[63]。

就文化市场而言，文化产品的制造、批发、零售等文化市场的繁荣对文化产品市场体系的构建、要素市场的建设、竞争主体活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64]，这一要求需要将文化政策转向以物质文化生产为中心的更先进的政策议程[65]。但行政管理体制造成的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城乡分立等问题，使得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难以形成。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可以实现国家和市场力量的重叠，推动文化经济区和行政区的协调、文化发展和部门利益的整合[66]。同时，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能有效解决文化产业格局中所有制构成不合理的问题，推进文化领域所有制结构调整[67]。

四、实践现状：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进展与困境

经历了初始创新和试点探索阶段后，我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正处于普遍推动与探索实施的新阶段，中央和地方改革均取得了有效进展。中央以大部制为核心，将党与国家机构进行统筹，从整体上对文化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地方则根据具体实践采取扩散性和创造性措施，为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基本经验。而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在取得有效进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

（一）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整体进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以深化大部制和统筹党政机构为基点，从顶层设计、机构整合、职能转变、文化企事业单位改革等方面展开。在顶层设计和机构整合方面，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将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为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改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由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新闻出版工作和电影工作。文化机构间整合和内设机构调整是打破功能分化、将职责关系由部际转向部内、并优化部门内部机制的有效尝试，也是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落实和推进[68]。在机构整合之后，更重要的是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文化领域的简政放权要对市场和地方适度放权，并通过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试图跳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69]。在文化企事业单位改革方面，中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改造国有文化产业部门，使其实现从机构到产业的转变，从而促进文化经济的发展。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进行“转企改制”的同时，出现了内部分配制度僵化、文化管理机构固定化、忽视社会效益等问题，中央又针对性地提出要根据文化事业单位的功能定位，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以完善文化事业单位的激励机制。中央到地方都在探索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创新的途径，并通过特殊管理股制度来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70]。另外，对文化产业实施财税优惠政策、构建文化产业财税扶持政策法规体系、鼓励文化创新、保护民族性文化遗产等也是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71]。

（二）地方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现状

地方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现状和效果是推动整体文化体制改革、检验中央战略布局有效性的重要方面。地方政府居于中央政府和微观文化主体之间，拥有开展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试验和制定地方文化发展政策的自主权。很多地方政府都出台了关于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文化产业、推进简政放权等方面的政策性文件，实现了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自发性扩散和推动式扩散的结合[72]。同时，一些更强调文化管理效率的地方政府在解决城乡文化冲突、文化管理组织架构建设、网络文化安全维护等方面也有更及时大胆的试验，为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基本经验[73]。如浙江省通过科技带动新兴文化产业、民资参与壮大产业规模等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湖北省在培育文化市场主体、确立一元性体制结构、完善配套措施上实现突破等[74]。就地方或领域的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进展成效的评价而言，可以通过对比评估或定性评估来进行[75]。北京师范大学“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研究”课题组、深圳市文化体制改革调研组、陕西省政府调研组对上海、江苏、浙江、湖南等地的文化体制改革进行了调研，较为广泛地对各地的文化体制改革情况进行了分析[76]。

（三）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现实困境

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在不断推进的同时，也在文化管理整体架构、官员思维模式、政府职能定位和治理能力等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其一，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是宣传文化系统的内部推进，未改变整体的管理体制架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原有管理体制中多机构并存，职能交叉和相互影响的问题更加突出[77]。其二，部分政府官员难以转变思维模式，落后的意识形态仍一定程度地存在，导致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缺乏动力，构成了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困境的主观原因[78]。其三，简政放权和政府职能转变不够彻底，使得权力仍过于集中在政府手中，容易造成管理越位，导致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受限[79]。Connor和Gu（2012）指出，上海将创意集群发展与房地产模式联系起来，关注其城市再生效应而非其作为“产业基础”的角色，从而破坏了创意集群的大部分功能[80]。其四，在应对新媒介新技术的挑战时，建立在物理基础上的传统文化管理体制难以应对无中心和跨域的全新文化空间，致使文化冲突和矛盾现象时常发生。

五、价值定位与优化路径：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优化与能力提升

从制度框架上来看，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党和政府文化理论创新，初步奠定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文化治理制度框架，增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文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凝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并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其次，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奠定了党领导的国家文化治理制度框架。《文物保护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一系列文化立法对文化管理体制的不同层面作出规定，形成了书面文本的关系契约和交易契约订立和执行的合法性接受[81]。党和政府把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框架中，通过动态的和多样化的宣传和治理方式，将人民的偏好与党的意志相结合[82]，反映了党和政府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入认识，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反过来又坚持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提升了党的执政能力[83]。最后，文化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加强功能内容的复合性和包容性，对内能更好地维护政治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传承优秀文化，对外可以开展国际文化交往、提高国际影响力、保障国家安全，满足国家文化需求[84]。

从价值目标上看，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有利于构建现代公共服务体系，保障公民的文化权益，实现国家文化治理的目标体系。公共文化治理则需要解决如何更好地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在实现“行政有效”的同时，又保障多元主体的有效参与这一问题[85]。而公共文化服务是公共文化治理的重要议題。发达国家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主要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分散型和“一臂之距”三种类型，在公共文化服务理念、政府作用、治理思维等方面对中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具有启示作用[86][87]。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对公共文化服务所涉及的权力关系、资源分配、社会整合、政治认同等进行调整，把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的功能优势有机结合，实现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从传统的单中心提供模式向多中心和多层次的模式转变，形成供给项目多、供给对象广、供给模式优的公共文化服务治理结构[88][89]。由此，政府在完成自身治理结构转变的同时，也更好地满足了全社会的公共文化需求，推动了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总之，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将逐步建立起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文化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形成政府主办、社会参与、功能互补、运转协调的公共文化服务组织体制[90]。

从优化路径上看，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规定了政府文化职能转变的方向，推动了文化产业市场体系的完善，为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优化提供了动力。文化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厘清政府文化职能、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明确政府文化管理职责等方式，逐步实现了政府文化管理到文化治理思维的转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公共文化服务和公民个性化文化需求日益增长，但面向公民全体的基本文化服务与个体个性化和差别化的文化需求仍存在差距。为此，需要通过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文化市场来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和空间[91]。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减少了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束缚，有利于文化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主体和竞争主体[92]，从而提高文化产业整体竞争力。同时，文化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建设先进的价值理念、文化载体和文化传播能力，实现了国内文化资源的积累和对外文化力量的传播，使得文化发展强烈地参与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93]。

六、结论与建议

综上分析，近年来学术界对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也取得了诸多理论成果，为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提供了视野、理论和工具。但是，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迫切要求和学科的交叉融合，使我们认识到既有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其一，研究总量不够。检索分析2013年至2018年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博士学位、中国硕士学位及中国期刊三大中文全文数据库中的文章可发现，以“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为研究主题的研究成果仅有369篇。这一研究趋势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历程相一致，在新的改革方案接近完成时，公开发表的关于文化管理体制的相关研究成果规模有较为明显的下降势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主题也部分转为文化治理创新研究，研究侧重点也随着中央文化体制（含管理体制）的确定，逐渐趋向于地方、基层以及社区[94]。这也表明了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实践进程对于理论研究的影响。当前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实践在顶层设计、机构整合、职能转变、文化事业单位改革、资产管理等维度全方位展开，迫切需要相关理论研究提供理解角度和理论指导，而目前的理论研究与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实践要求还存在差距。

其二，规范化研究偏多，实证研究较少。当前研究注重对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应然层面的理论探讨，缺乏具体操作层面的实证分析。虽然开始出现对不同地方和领域改革实践的研究分析，但不够系统详细，理论提炼和实践指导价值稍有欠缺。也有学者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公共文化服务、文化机构、文化政策等进行指标建构和绩效评估，但总量较少且聚焦点过于集中，较少结合其他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对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进行多重角度的分析。

其三，深度描述和解释性研究不多。与之前相比，近几年已出现对管理机构、政策文件、支出责任划分、动力机制等方面进行相对深入分析的文献，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研究成果。从理论观点来看，既有研究成果在文化管理体制改革重大方向性问题上基本没有大的分歧，对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方法、重点、基本原则、未来方向等保持着较高的一致性，大多认为文化管理体制改革需要以大部制和统筹改革为基点，转变机构和职能，实现文化治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但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涉及诸多因素，既需要从多角度对其基本问题进行研究，也需要对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其他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仅从单一视角对基本问题进行研究会使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带来的风险等问题得不到相应的重视。

其四，综合性与整體性研究不够。近几年提及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有关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环境、动力、经验、特征、成效、对策、趋势等一般规范类研究；第二，有关文化产业、文化事业、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公共文化治理等专题类研究；第三，有关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在各省市、各领域的实践操作类研究。相关研究基本是从文化体制改革的宏观视角或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发展的附带性视角切入，专门针对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综合性和整体性研究成果甚少。

其五，本土化理论建构与提炼不够。目前有关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基本都是从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实践本身出发，较少从经济学、历史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视角进行深入系统的多学科探索，运用多学科相关理论成果较为缺乏。而且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恰恰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治理等维度的复合型社会实践领域，相关研究的综合性描述、解释与预测应用能力自然存疑。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建构本土化理论的研究探索比较少，缺乏将中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与一般性理论建构研究相结合，更没有发展起真正适合我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本土化理论体系。

鉴于此，当前关于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

首先，在基于统筹与整体改革原则的新一轮党与国家机构改革大致完成的背景下，亟待建构制度创新、比较历史研究与治理理论相结合的新型话语体系。为了从历史完整性和党政群企等全方位视角出发，对我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实践进行与时俱进的有效描述、诠释、诊断与预测发展，需要建构具有更强整合性、整体性、跨学科、现代化和本土化的有关文化管理体制创新研究的新型话语体系。文化治理体系创新涵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创新也应该基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语境进行研究。当然，作为一个更大的研究主题领域和一种新型话语体系，文化治理研究并不能取代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研究，更不意味着这一研究主题的消亡，而只是话语体系与价值取向的转变。

其次，需要对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进行针对性、精细化的研究。一方面，要从宏观层面对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进行针对性研究，主要包括：从理论上区分文化体制改革、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等相关领域的侧重点，找准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独特性，厘清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结合最新的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措施与党和国家的基本路线，分析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未来走向和改革重点；分析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善于从较为微观的层面对个别机构和组织、部分领域进行精细化研究。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是上下联动的，不仅有中央政府的主导，而且有各个部门、各个地方的配合与实施。可以对不同地方的改革进程进行比较，分析其激励机制和阻力来源，并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同时，地方主动进行的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实践案例也值得研究。

再次，应该拓宽研究视角，实现从“大视角附带”向“大视角和小视角融合”的转变。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与国家体制关系密切，又涉及群众的生活实际和精神领域，故需从公共管理和政治学视角对其进行分析。目前，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与政府的基本职能、管理对象、管理手段变化的关系；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上下级政府、同级政府的博弈模型构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文化矛盾和冲突产生的根源、解决方案；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新型文化空间如网络空间等新生事物的管理问题；从中国文化行政体制内在演进机制层面对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进行制度分析等。同时，应积极借鉴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哲学的方法和思路，多学科、多层次地进行分析讨论。也可以对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精神社会学、社会资本对改革差异的影响、改革前后政府网络的变化、平衡文化意识形态功能和经济功能的具体方案、改革收益和成本的考量等问题进行分析。

最后，要加强实证调研，丰富研究方法。研究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学者、调研组、课题组增加，丰富了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的资源，拓宽了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的思路，创新了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的方法，丰富了客观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对各级地方政府、不同部门和领域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现状、实践困境中深刻的案例进行调研分析，能对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现状有更全面的认识，从而更能针对性地提出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科学路径。同时，对我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进行研究离不开对国外文化建设和发展经验的借鉴。发达国家在文化管理方面的理念、体制机制、总体模式、具体方式等都具有先进性，通过对其进行学习和研究，并将其放在独特的国家体制中进行分析，能使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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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