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黎明

20世纪80年代，美国《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一大群小皇帝》的文章，首次聚焦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种种社会问题，并称中国的“80后”为“小皇帝”。在此之后，“80后”不断被贴上“叛逆的一代”“垮掉的一代”“享乐的一代”“襁褓青年”“啃老族”等标签，批评这一代青年是温室里的花朵，自私、任性，没有信仰、缺乏责任感，心理脆弱、思想偏激。随后，“90后”同样被“前浪”贴上了负面标签，被扣上“问题一代”“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二青年”“月光族”“废柴”“混世魔王”等帽子，指责他们行为另类、以自我为中心，信仰迷失、政治冷漠，沉溺网络、言行乖戾。“00后”作为首批独二代，也被称为“网络原住民”“娇滴滴的一代”“二次元世代”“饭圈少女”“妈宝男”“熊孩子”“佛系青年”等，评价他们玩世不恭、非主流、丧、衰、炫富、早熟，是手机控、玻璃心、另类、颜控、独行侠，等等。在这些负面标签中，“80后”主打“叛逆”，“90后”主打“自我”，“00后”主打“佛系”。无一例外，每一代“后浪”都会被“前浪”贴上各种标签。他们刚离开襁褓就被称作“小皇帝”“小公主”，还未步入社会就被定性为“垮掉的一代”，稍有负面新闻便被视为“问题青年”。负面标签像幽灵一样，总是伴随着一代代“后浪”的登场而如影随形。

“前浪”为何容易给“后浪”贴标签

“前浪”给“后浪”贴标签，本意是想唤起对年轻一代不符合社会期望或既定社会规范的行为的重视，督促他们回归主流价值体系，推动社会资源优先解决年轻一代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但是由于一些标签过于武断和负面化，并未真实地反映年轻一代的主流和本质，反而让他们有一种被监视感和挫败感，进而产生逆反心理，容易造成“你认为是对的，我就认为是错的”“你们不让做什么，我们就越要这么干”的对立情绪，或是“你们说我坏，那我就坏给你们看”的自暴自弃心态。究其原因，“前浪”总给“后浪”贴上负面标签，是不平等的代际关系、评价方法和标准失当、媒体的推波助澜等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结果。

不平等的代际关系造成评价主体心态失衡。在社会关系结构中，“前浪”和“后浪”在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等方面均有不同。“前浪”在社会财富、资源和权力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掌握着话语权、评价权、教育权，代表了社会主流价值观，负有引领方向、培养新人、传承文化、维护秩序的重任。在强烈的角色优越感驱使下，“前浪”喜欢以“看护人”的心态居高临下地审视“后浪”可能给现存制度规则和社会秩序带来的破坏和冲击，将他们视为社会不确定性因素或负面因素，习惯戴着有色眼镜、拿着老一套的标准去看待年轻一代，误判他们身上的时代特质。而事实上，“前浪”批评“后浪”的那些方面，恰恰可能成为年轻一代推动未来社会发展创新贡献最显著的领域。“后浪”作为年轻一代，不掌握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处于受教育、被评价、挨训导的地位，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实现自身社会化，为未来接棒做好准备，他们很少自觉和主动对“前浪”进行评价，在传统话语空间中也缺乏表达和申诉的渠道，于是选择以与主流文化疏离的方式进行默默抗争，进一步造成了对负面标签事实默认的假象。

评价方法和标准失当导致评价结果失真。一是用静态标准衡量时代新人。时间之河川流不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会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形成一代人独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因此，不同时代人的思想观念、价值态度等都会有差别。一般来说，老年人的心态更趋向怀旧，中年人以求稳为主，青少年则富有创新变革精神。“前浪”对“后浪”的评价，多是根据自己在特定成长环境中所形成的思想认识、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来判断，而忽略了不同代人在这些方面的生成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忽视了时间差这个最重要的变量因素。二是用理想标准衡量发展中的人。“前浪”出于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对年轻一代的关心，容易形成投影效应，按照成人社会的人生经验，对“后浪”寄予更高的期望和要求，为他们构建一个理想的完美的接班人群体形象，要求年轻一代具有自己那样的心理素质、价值态度、行为方式。虽然其出发点和动机是好的，但是却没有看到年轻人的很多特质都还不成熟、不完善、未定型，具有多向性、多样性、可塑性。如果“前浪”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整个群体，只会觉得年轻一代尽是问题，难担重任。三是将个体不良表现泛化为整体负面形象。受晕轮效应影响，“前浪”容易将年轻一代的某些典型现象、异常表现投射到整代年轻人身上，放大少部分人的问题，武断地给年轻一代贴上各种负面标签。例如，仅仅因为一些“80后”个性张扬、特立独行，就将他们当作“异类”;因为有些“90后”突出个人利益，就给这代人贴上“精致而利己主义者”标签;因为少数“00后”生活条件优渥、缺少磨砺，就给他们打包带上“捧着手机的草莓族”的帽子。

媒体偏好负面信息加剧代际歧视。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尤其是在流量至上、点击量为王的互联网时代，市场经济利益机制驱使媒体天然偏好负面消息。各类网站、新闻媒体为了吸引受眾注意力，博得眼球效应，大量搜集、登载和炒作年轻一代的各种负面新闻，制造出“后浪”问题频发、道德堪忧、思想滑坡的假象，从而将客观、正面的主流声音和事实真相淹没在沉默的螺旋之中。一些媒体对年轻一代缺乏善意，惯用“几几后+某某问题”的宣传报道模式，预设他们是“问题一代”“垮掉的一代”，对少数特例、个别负面现象小题大做、煽风点火、借题发挥，不负责任地给“后浪”贴标签、扣帽子，误导公众盲目跟风、偏听偏信，引起涟漪效应。有的媒体热衷设置和消费“后浪”负面议题，绞尽脑汁抢新闻、造热点、找卖点，经常拿“后浪”与“前浪”开展差异对比，刻意制造代际冲突。在众声喧哗、复杂多变的舆论场中，公众容易被负面新闻“操控”了心智、影响了情绪、带歪了节奏，造成对年轻一代的习惯性质疑。

“后浪”在成长中逐渐收获好评

人类社会不断发展，每一代人都会经历从社会边缘步入舞台中央、再从中心退居边缘的身份场域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后浪”常常遭遇到“前浪”的担心、质疑，又用优异表现最终赢得“前浪”的肯定与好评。

“后浪”应学会与“前浪”良性互动。首先，“后浪”应理性看待、坦然接受各种评价。“前浪”的负面标签只是社会情绪的负面反映，很大程度上是“前浪”对不可知情况或未来发展因无法掌握而产生的忧虑的情绪映射，并不能因为这种负面标签而否定“后浪”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面貌，也无法改变“后浪”代表历史发展方向和先进力量的社会规律，负面标签的存在与“后浪”正能量的集聚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终会在“后浪”步入舞台中心奋发有为时销声匿迹。

其次，“后浪”应通过集聚正能量来改变社会印象。切不可采取非理性的抗争方式，“为了反对而反对”，或是随波逐流，破罐破摔。应学会以负面标签为镜，在坚定理想信念、涵育品德修养、增强本领学识、培养奋斗精神上下功夫，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修己达人、引领风尚，通过自身的素质提升和主动积极作为来丰富年轻一代的优秀因子，切实改变社会对“后浪”的刻板印象。应加强社会印象管理，增强同龄群体的集体荣誉感和自律意识，推动年轻一代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共同维护正面形象。

再次，“后浪”应主动与“前浪”进行沟通与和解。沟通与对话是传承人类文明、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方式。“后浪”应学会尊重、理解、信任“前浪”，理解“前浪”给予负面标签的善意出发点，多向“前浪”虚心请教，多与“前浪”平和沟通，主动争取“前浪”的信任与支持，努力改变“前浪”对自己的刻板印象。“前浪”作为探索新文化、新知识、新技术的先锋，还应该担负起先进文化逆向传递的责任，进行文化反哺，帮助“前浪”改变认知模式，更新价值观念，实现不同代人的视域融合、文化融合、情感融合。

最后，“后浪”应积极担负时代赋予的新使命。勇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将青春梦融入中国梦，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脚踏实地、勇于实践，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努力奋斗，奏响时代最强音。

积极营造有利于“后浪”成长的良好氛围。一是加强媒体管控。规范关于青少年群体新闻的报道程序，加强信息审查力度，尤其应加强对各类网络自媒体的监督管控，防止过度消费青少年话题，杜绝虚假歪曲报道。不断壮大青少年主流思想舆论，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多把镜头对準年轻一代中的优秀典型、先进事迹，突出暖色调、弘扬正能量。健全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对于年轻一代中出现的个别极端问题，应防止标签化、群体化，开展理性评论和正面引导，消除“网络戾气”，为“后浪”健康成长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二是树立正确的代际评价观。坚持从关心“后浪”、培养“后浪”、服务“后浪”的立场出发，从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出发，将对“后浪”的认识、评价和培养、发挥作用结合起来，把他们放到时代坐标系下观察，淡化以年代为称谓的社会属性特征，切忌将年代与年轻一代中出现的个别负面事件、负面现象、负面价值观划等号。

三是为“后浪”发展搭建舞台。推动社会资源、公共服务、制度供给向年轻一代倾斜，帮助他们认识问题、改进不足，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为他们成长成才打开更浩瀚的天空，为他们建功立业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四是完善公共政策体系。加强青少年立法工作，加快制定完善有关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特殊群体救助、社会支持体系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维护和保障青少年合法权益，建立健全青少年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机制，有效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促进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青少年健康成长。

“后浪”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展望未来，我国青年一代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规律，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青春责任。”有理由充分相信，江山代有人才出，“后浪”只会更比“前浪”强。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指数研究”（项目编号：17BKS16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郑希泉：《如何看待代际标签》，《中国青年报》，2016年5月9日。

②王珑玲、才立琴：《青年价值观的评价与建构——从对“一代不如一代”的质疑与反思谈起》，《中国青年研究》，2009年第12期。

③廖小平、张长明：《价值观代际分化的多维解读》，《求索》，2007年第1期。

④董海军：《代际权利与话语：“80后”社会评价的变迁——基于长沙、杭州两地的调查》，《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3期。

⑤郑希泉：《90后，如何学会与世界良性互动》，《中国青年报》，2016年6月6日。

⑥张瑜、白杨：《“80 后”评价问题的争论与演变——兼论认识当代青年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思想理论教育》，2010年第21期。

责编/韩拓    美编/陈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