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旸

如果剔除那些反类型的另类体育题材，仅从某个角度去看，美国的体育片是超级英雄电影的一个现实亚型，而中国的体育片则是主旋律电影的茁壮分支。但长久以来，中国的大银幕上却都缺少体育电影的存在，陈可辛的《夺冠》算是一次尝试，但这次尝试失败了。

陈可辛是一个聪明的香港导演，他在内地拍摄的作品，尤其是中后期的作品，都有着巧妙的角度——符合主流的某种精神或者趨势、可信的人物和情感塑造，以及极其精准和敏锐的对上映时间点的把握。回顾改革开放创业潮的《中国合伙人》、打拐题材的《亲爱的》以及这部《夺冠》都是如此。但原本踩点精准的《夺冠》被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节奏，如果放在2020年的春节档，人们趁着中国女排的好成绩或许还会忽略电影本体的问题，仅凭女排精神的感召就可能单纯且慷慨地贡献一波眼泪，但现在，外部情绪的变换让电影本身的致命弱点凸显出来。

从文本上说，这是一部根本没有编剧的电影。它像是截取了几段百度百科的说明，再搭配了一些女排队员的采访和回忆，并上改革开放数十年的街头取景，最终完成了极其机械化的组装。可是，作为体育观众，并不需要一个电影导演去框架性地回溯这已知的一切，而作为电影观众，看到的又是一群根本记不住名字的符号在表演坚忍不拔。相较于此前陈可辛对于内地题材已经如此娴熟的把握，这个电影却像极了一部学生习作。

《夺冠》一直在强调真实，比如，那些老女排桥段训练场的地板都是从漳州基地搬过来重新搭建的，比如剧组极其罕见的与国家队联动、起用现任女排队员直接出演自己，但这些对于电影创作而言，都只是锦上添花，而这部电影本身却皮之不存。所以，这些对真实细节的考究变得煞有介事。

从现在的结果来看，电影后期应该是经历过大规模修改的，至少有大量台词都是重配的，毕竟连口型都无法对得上。但抛开那些由于外部因素的改动不谈，《夺冠》最大的问题在于整个故事既缺乏最基本的逻辑线索，也缺乏最基本的情感线索。这部电影没有动线。

《夺冠》的主角到底是谁？显然应该是郎平。但郎平的写法真的符合一部主流电影的人物塑造方式吗？她的青年时代只以一个吃苦耐劳的符号出现，然后就进入了中年时代，又以一个成功的美国教练的符号出现，再之后，回到中国，以一个改革派的职业体育人的符号出现。是的，符号，只是符号，全都是符号。她青年时遭遇过极端挫败也面对过盛极一时，内心有怎样的波澜？没有呈现。中年时代远走美国前后的心思，没有呈现。回国任教的缘由，唯一的交代似乎只有两场戏，听见一群华人嘲讽如今的女排，心里难受;此前的同僚因病早逝，给了她鼓励。然后就毅然回国。内心依然没有呈现。而此后，她在中国队执教的整个过程，面对了怎样的阻力，如何化解，仍然都是符号性的，安排几场充满象征性的会议场景，排布几个代表不同势力的老人代言着陈腐，衬托郎平的决断和胆识。看到了吧，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让人感到别扭的根源——我们看不见人。看不见人真实的内心，感受不到一个人在排球场之外还有生活。《夺冠》意外地拍出了一种独特的脸谱化，倒是有别于过去的那些高大全和红光亮，却形成了一种功能一样的狭窄又平面化的苍白语气。它像一部过气的报告文学，自以为描述了真实细节，又衬托了主角，但一切都是浮夸的、象征的、充满形容词的，唯独没有零度叙事的白描。

退一步讲，姑且认为《夺冠》的主角不是郎平，这是一部群像电影。那么对其他人的描述是怎样的呢？作为陪练出场的陈忠和莫名其妙，身份，来由，从开始的不愿、后来的不甘到最终的融入，都和郎平一样，缺乏交代，更缺乏过渡。而那些当代女排运动员呢？无非就是说一些自己为什么打球，以及私下里的体己话，这对于电影起到的作用是什么？从这个角度去看，这连群像电影都不算，而是一种“集体主义”电影，因为它成功地让人们没有记住任何一个人。

为数不多的能让人觉得会产生戏剧冲突的地方，就是郎平带领美国队打败中国队之后，看台上的中国观众对她的辱骂，这本应可以展开做一些体育精神和民族情绪之间的探讨，但那辱骂都被消声，探讨当然不便展开。

无论袁伟民、陈忠和还是郎平，这几个角色在感情上都是线段式的，一段一段一段，段与段中间的细腻变化，全都被省略，我们不停地被要求注视导演安排的节点和结果。所以，这让这部电影变得聒噪，首先，充满聒噪的口号，但还总以为可以用体育的热血掩盖住那份特别古典的宣传腔;其次，还有聒噪的情绪，它一直昂扬，即便是在女排消沉的几年，也在竭尽全力告诉观众，我们在欲扬先抑啊，请大家做好准备。

就像那些低级的喜剧只能生硬地胳肢人，《夺冠》也在强制性地让人落泪，它用的办法不是电影作者原创的，而是从体育赛事中拿来的，比如那场对阵巴西的比赛，占据了如此重头的篇幅，如果要依靠还原真实比赛的惊心动魄来催人泪下，那我为什么不去重看一遍赛事回放，而是要看一部叫作《夺冠》的电影呢？

陈可辛当然是个极其成熟的导演，此前的作品中也没有什么技术性失误，但《夺冠》中节奏是乱的，气口是断的，几乎少有一个镜头、一段故事能舒缓地讲完，动不动就莫名其妙地回溯、生硬地剪切，人物几乎没有常态化的情绪，这样的操作让人难以理解。

陈可辛说，他对于内地改革开放初期的那段历史着迷。从体育电影的角度去看，相比于他在拍摄的《李娜》，中国女排的故事似乎更能覆盖那段历史以及关照大时代变迁的全貌，但无论是对历史的回看、对当下的审视还是书写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传记，《夺冠》都没能完成。

这部听起来如此昂扬的电影，在上映前似乎遇到了不少电影之外的麻烦，那些可能永远也无法确证的传闻或许终于让陈可辛明白，为什么体育片看起来那么安全，又那么容易取得最大公约数，却鲜有人涉足。其实，这样的电影并不好拍，如果通篇拍得振奋无比，就会像一张过曝的照片，什么都留存不下;即便《摔跤吧！爸爸》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达成的目标。原本以为陈可辛能为这样一个题材带来一点新意，但最终，惯性的大潮却卷走了陈可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