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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儒家“朋友”伦理思想探析

2020-10-20张燕

时代人物 2020年18期
关键词:儒家

张燕

关键词:儒家;朋友;信任建设

“朋友”伦理阐释

最早“朋友”被用来表示具有血缘关系的兄弟情誼。主要用来强化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共同体内部的成员关系。而在文章里这种关系表示为“孝”与“友”:“其用享孝于皇神祖考,于好朋友”。“惟辟孝友”《墙盘》、“孝而箴,兄爱而友”《左传》、“善兄弟为友”《尔雅》中孝与友实际上指是兄弟间的相亲相爱,也就是宗族内兄弟情感。

先秦时期“朋友”的这种血缘色彩尤为浓厚。现代意义上的志同道合的非血缘关系的朋友在中国古代早期的社会中基本上没有,有的只是血缘上的的以及充满上下等级秩序间的关系。例如,《左转》所载晏子所说:“君令而不违(礼),臣共而不贰,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一家上下都彬彬有礼,家庭关系就会非常和睦。

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孟子提出了包括“朋友”在内的“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显然孟子这里的“朋友”是有别于血缘亲疏的另外一种人际关系和称谓了,成为了一种社会关系。换句话说,从孟子这里开始,“朋友”已渐渐摆脱了早期的宗族血缘色彩,已经不再指称家族内的“兄弟”关系了,而是逐渐演变为一种非血缘关系、平等的社会关系,是人作为独立个体自由选择的结果,成为一种新型人伦。

“朋友”伦理内涵

诚信

“诚信”就是朋友之间讲求言出必行,言而有信。在《论语·学而篇》中,曾子讲,“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子夏讲,“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可见,和朋友相处时候,诚信是必须恪守的基本准则之一,而且信任需体现在双向性,以诚对诚,唯有如此,朋友之情谊才能长久弥坚。《论语·为政篇》中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杨伯峻先生将这句话翻译为,“做为一个人,却不讲信誉,不知那怎么可以。譬如大车子没有安横木的輗,小车子没有安横木的軏,如何能走呢?”杨先生认为孔子将“守信”作为人的立世之本,本质上也就规定了人只有做到“守信”,才可能从个体走向实体,从“我”走向“我们”。那么,朋友间如何才能做到“守信”呢? 《论语·子路篇》中讲,“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孔子认为“守信”在于努力践行自己对他人的承诺,这样才可以获得他人的信任,与他人共建融洽的朋友伦理关系,实现“德不孤,必有邻。”( 《论语·八佾篇》)

忠恕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爱,孔子提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取近譬,可谓仁之方也。”说的就是要以自己为出发点,再推及到别人身上,就是实行仁的方法。以己立人一直是儒者的思维路径,儒者先要内求于心,修己以立人,为人诚善,使柔顺及人,以己推人。《说文解字》中对“忠”的解释为:“忠,敬也,尽心曰忠,从心。”忠在于心诚,尽心为敬。孔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忠首先是心性内发,然后德性外求,发于心而成于外,才可以称为德,由于自己的忠心然后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称为信,因此“忠”在于自己。“恕”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提出的忠恕之道在于以己之心推及他人,这便是君子之道,表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立场,奠定了人际交往最本质的核心,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着一定的益处。

平等

“平等”是指朋友之间应当以一种相互尊重、无亲疏贵贱之别的立场进行交往,这一点也是朋友这一伦区别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四伦的根本所在。先秦时期,一“伦”的两级( 或多级) 都要尽相应的道德义务来维系“伦”的结构稳定,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 《礼记·礼运》) 等到汉武帝将儒学作为唯一官方哲学之后,双向性的结构逐渐“异化”为单向性的结构;这样就由一种义务变成了一种绝对服从;“君仁臣忠、夫义妇听、父慈子孝”的伦理就转变为“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 《礼纬·含文嘉》) 的礼法纲常。这其中处处体现着等级之分以及不平等,而朋友的可贵之处在于不用受先天血缘与政治名分的限制,有着个体间的自由,讲求的是个体之间的精神契合和志同道合的默契。

“朋友”伦理与现代社会的信任建设

儒家的“朋友”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信任建设有何意义?也就是说现代社会能否自然容纳并发展基于稳定互动而产生的信任关系?现代社会的关系表现为个体所面临的许多社会关系都产生地位平等又有不同诉求、同时有着合作需要的社会个体之间,因此迫切需要在他们之间建议一种信任关系。这时的“朋友”也就成为彼此不知根底、但基于生活或工作需要而不得不共同合作的陌生人。与五伦关系不同,这种泛化的朋友关系少了传统五伦关系得以牢固建立的血缘、地缘等背景;同时,社会流动带来的特征之一就是朋友失信的成本被大大降低了。这都会增加陌生人之间建立信任关系的时间成本和互动成本,从而增加了信任建立的难度。因此,这种信任关系还需要一些额外的强制性保障才能得到巩固,即由国家或社会机构提供的强制性信任机制,当然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经验积累。若能进一步提升法律、制度、规则的公信力,对“朋友失信”的行为加以预防和惩戒,在降低信任建立成本的同时增加失信的成本,“朋友有信”这种人际信任就应能在现代制度的引导下,以中国人熟悉的方式而重新回归于中国社会。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 中华书局,198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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