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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下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新时代表达

2020-10-20陈晨于学强

广西民族研究 2020年4期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少数民族互联网

陈晨 于学强

【摘 要】十九大以后,随着“互联网+”社会形态逐渐成型,我国正面临着一次新的民族融合阶段,这是继秦汉时期、元末明初、清末民初三次民族融合之后,又一次民族融合过程。在此过程中,研究合理且有效的民族表达模式,对社会的维稳和经济的发展有直接意义。本文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应从人才战略、区域营商战略、经济发展战略等方面,使本地经济生活体系得到全面升级,在发展上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标签,在战略上摆脱少数民族地区的标签,让少数民族地区逐渐向内地并轨,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红利惠及全部少数民族居民,方可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在“互联网+”社会架构下的健康持续发展。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少数民族;区域表达;“互联网+”

【作 者】陈晨,聊城大学硕士研究生,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于学强,聊城大学政管学院教授,博士。山东聊城,252000。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0)04-0034-009

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的表达方式分为两种:一是政府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政策表达,一是民众层面的民生表达。本文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下,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双向表达模式,特别研究政策表达的合理性和客观性,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表达诉求。

一、之前少数民族地区的表达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了由政务院通过的《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按照这个《实施纲要》的规定,当时设立了行政地位相当于乡(村)、区、县、专区或专区以上的几级民族自治地方。杨游明以务川自治县为个案,研究了该自治县在民族自治模式下,实现“三变一连”的产业根本变革从而促进自治区快速发展的经验模式。[1]宋才发研究了云南边境地区各自治州、自治县的地区安全治理模式,指出,在民族自治的前提下,应有一套针对性的政策表达方式,才可以实现更加稳固的地区安全治理办法和地区维稳效果。[2]从《实施纲要》的规定可以看出,当时从乡(村)级到省级都设有民族自治地方,那时民族自治地方的建制与二十一世纪有相当大的区别。截至目前,我国拥有省级自治区5个、地市级自治州30个(见表1)、县级自治区117个(见表2)。

如表1,国内共有9个省级行政区设有30个自治州,分别由40个民族参与自治。且云南省16个地市级行政区划中,有8个自治州,占50.0%;青海7个地市级行政区划中,有6个自治州,占85.7%;新疆9个地市级行政区划中,有5个自治州,占55.6%;贵州9个地市级行政区划中,有3个自治州,占33.3%。以上4个省份中,自治州占其地市级行政区划比重较大。参与自治州管理的民族中,所有30个自治州中,藏族参与自治管理10个,占33.3%;苗族参与自治管理4个,占13.3%;回族、彝族、蒙古族分别参与自治管理3个,分别占10.0%;土家族、苗族、布依族、傣族、朝鲜族、羌族、侗族、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白族、傈僳族、哈尼族、景颇族等也参与了自治管理,故参与自治管理自治州的民族共有18个,在55个少数民族中占32.7%。

如表2,国内共有17个省级行政区设置了117个自治县,其中云南省设有29个,占24.8%;广西壮族自治区设有12个,占10.3%;贵州省设有11个,占9.4%。117个自治县中,有38个民族参加了自治管理。其中,苗族参与自治管理16个自治县,占13.7%;彝族参与自治管理15个自治县,占12.8%。

综上,之前少数民族政策表达方面,主要以民族自治为主,结合相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高考加分政策、就业辅助政策等,形成少数民族政策的主体。但根据本文分析,在这种表达模式下,很多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并不能得到兼顾,少数民族政策并不能惠及每一个少数民族公民。所以,近年来我国政务研究中,对新时代下少数民族表达进行了相关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

二、少数民族公民的目前生活状态

根据前文分析,少数民族的人权表达,特别是少数民族中的弱势群体的生存权表达,是当前“互联网+”社会中的核心政策表达方向。张伟等特别研究了我国在法律表达层面对消除民族歧视进行的努力,认为当前在国家层面的立法工作中,已经就反对少数民族歧视进行了完整表达,虽然目前其社会基层的相应效果尚未全面体现,但在未来会逐步显现出该表达的积极效果。[3]方瑞安研究了国际法体系对少数民族概念的表达方式,特别就国际法中对“少数民族”概念的界定模式进行了研究,该研究发现,在国际法层面,少数民族的人权法案已经成为全人类人权表达的重要内容,一个国家社会的发达与否,与其对少数民族的相关法律政策表达密不可分。[4]常安对各少数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相关地方法规和行政模式进行了研究,同时研究了这些区域自治地区相关政策法规对社会的作用模式及社会环境对这些政策法规的反应模式,认为,在区域自治整体架构下,我国少数民族基本权利得到了有效保护,这也是民族自治模式运行70年来的重大成就。[5]

(一)少数民族的整体分布情况

根据近期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目前拥有13.95亿人口,少数民族人口超过1.6亿,占全国人口的11.47%。人口最多的壮族人口达到1692.6万人,回族人口达到1058.6万人,满族人口达到1038.8万人,维吾尔族人口达到1006.9万人;人口数量超过500万人的少数民族有苗族、彝族、土家族、藏族、蒙古族等5个少数民族;但也有部分少数民族人口稀少,其中人口少于5万人的少数民族有门巴族、乌孜别克族、裕固族、俄罗斯族、保安族、德昂族、基诺族、京族、鄂温克族、怒族、阿昌族、普米族等12个;塔塔尔族、珞巴族、高山族、赫哲族、独龙族、鄂伦春族等6个民族人口少于1万人。中国国内少数民族中,俄罗斯族、蒙古族、朝鲜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傣族等在周边国家分布较广,为相关国家的主体民族(详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人口小于5万人的少数民族达到了18个,占55个少数民族的32.7%;人口超过200万人的少数民族12个,占55个少数民族的21.8%。前文分析中,有38个少数民族参与了自治区、自治州的自治管理,占55个少数民族的69.1%。

单纯分析汉族的发展史,特别是隋唐以后,汉族融合了淮夷四部、鲜卑、安息、萨满、吴越等相对独立的文化区,逐渐形成了今天汉族的雏形,八姓南迁后,在南方地区也形成了保持了传统汉族文化的相对独立的客家文化区。所以,民族融合一直是我国文化的主体趋势。十九大以后,伴随着“中国梦”“文化复兴”“乡村振兴”“互联网+”等一系列新思维的逐渐普及,单独对每个少数民族进行户籍管理的政策已经逐渐落后于时代,新型的有时代特色的民族表达和民族政策呼之欲出。

(二)少数民族的区域分布情况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4个地区,第一是东北地区,第二是华北和西北地区,第三是西南地区,第四是东南地区(如图2)。

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有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满族、达斡尔族、赫哲族、朝鲜族。其中,南北朝时期发展起来的蒙古室韦一部发展出其中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女真一部发展出其中的满族和赫哲族,朝鲜族的族系分布较为稳定,自先秦时代起发展至今。

主要分布在华北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有蒙古族、回族、东乡族、土族、撒拉族、保安族、裕固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其中蒙古族与东北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同源,属于蒙古室韦一部后裔;东乡族元朝时由蒙古族和回族融合而成;保安族在元末明初由蒙族族分出;土族由鲜卑族和蒙古族融合而成。也就是说,三北地区,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蒙古族、东乡族、保安族、土族等7个民族基本传承了全部或者部分蒙古室韦一部的血统,属于同宗民族;回族、东乡族、撒拉族、裕固族均有一定的回族血统(古称回回);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等,均有一定的回鹘或者突厥血统,但部分后裔拥有东斯拉夫血统;俄罗斯族也有部分东斯拉夫血统;锡伯族的鲜卑血统又与土族有一定关联。

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有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羌族、彝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纳西族、白族、景颇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基诺族、傣族、佤族、布朗族、德昂族、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除门巴族、珞巴族自民国年间由藏族分出外,藏族、羌族、彝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纳西族、白族、怒族、基诺族等都是先秦时期自古羌族一支分出,具有相同的古羌族血统;佤族、布朗族、德昂族有古濮族血统。傣族、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均在先秦时各属于百越一支;独龙族的发展相对独立,自元代起开始有记录。

主要分布在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有壮族、瑶族、土家族、仫佬族、毛南族、京族、黎族、畬族、高山族。其中壮族、仫佬族、毛南族、京族、黎族在先秦时各属于百越一支;瑶族、畬族在先秦时各属于南蛮一支;土家族属于先秦时的巴蛮一支;高山族属于魏晋南北朝时的山夷一支。

(三)少数民族的居住生活特征

综合上述分析,我国境内少数民族根据地域及分布情况,有以下特点: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近代(元朝以后至民国初期)融合力度较大;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基本经历了秦汉时期和民国时期两次民族融合,其中秦汉时期融合力度较大;民国时期主要在藏族区域出现了两个民族(门巴族和珞巴族);东南地区少数民族在秦汉时期经历了较大强度的融合后,基本保持了民族的稳定性。

当代,随着少数民族政策变迁、乡村振兴规划、“互联网+”社会的广泛协同等时代背景影响,再次出现了大量少数民族居民进城务工,实现了汉族与诸多少数民族共同生活发展的新气象。特别是北方地区的满族、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南方地区的藏族、壮族、苗族、黎族、瑶族、白族等诸多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基本流动到了全国各地的城市乡村,且在各地均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社群和社区。以往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封闭性和生活独立性正被当前国内的经济大环境改变,新一代少数民族居民的生活方式正在逐步脱离前辈的生活方式,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融入社会生活。这对充分改善少数民族生活质量有积极意义,但是,此举伴随着进一步的民族融合,也使得少数民族的生活特征和民族习俗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少数民族正逐步融入新时代生活,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传统节日、语言文字等都在日渐式微。

三、少数民族表达的社会要素分析

整个中国少数民族发展历史,先后经历了秦汉、南北朝、元末明初、民国四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和重新布局,从最初的不足10个民族支系,发展到今天56个民族的大家庭。少数民族地区及少数民族居民对社会的责任表达和社会相关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居民的表达反馈,是新时代条件下少数民族区域表达的核心。国内近年来对此类互动表达的相关研究表明,少数民族地区期望平等的发展权,少数民族居民期望平等的公民权,这些权利得到國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全面支持,但其面临的问题也较为突出。胡兴东从少数民族地区民商习惯入手,分析了在没有少数民族特异性的民商法条规制条件下,少数民族地区民商习惯的法律适用性。[6]吴云从“良法善治”角度对我国多个陆地边疆民族自治地区的生存环境、营商环境、政治环境等进行比较分析,对少数民族地区呼吁的民族自治条件下的区域环境形成方案进行了研究,认为构建“良法善治”是维持边疆自治区域社会环境的重要途径。[7]王文长对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提出40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分析,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微观经济学体系必须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俗特色,尊重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性独特表达方式,才可以实现相应的社会环境搭建效果。[8]

本章拟从SWOT模型下分析当前少数民族表达的社会要素进行分析。

(一)内部优势分析(S因子)

首先,我国少数民族生活环境基本稳定,民族特征显著,传承族系较为清晰。因为我国少数民族的傳承脉络多从先秦时代即已经开始,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各民族在文化、艺术、信仰等方面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社会架构。所以,尽管随着近年来的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加剧,少数民族的节日、风俗、语言文字等被逐渐淡忘,但其核心信仰和民族情怀未变。

其次,我国少数民族政策基本健全。我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执行相关少数民族政策,至今经过多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代会的逐步修正,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少数民族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少数民族的教育、医疗卫生支持政策,金融支持、区域发展政策、高素质农民工输出政策等,可以对少数民族地区实现较为完善的政策支持。

(二)内部劣势分析(W因子)

首先,因为自元末明初以来,受到战乱及局势影响,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多向偏远地区转移,且直至今天仍保持了这种居住方式。虽然近年来,80后90后因为越来越多参与高等教育,毕业后多留在一二线城市工作,导致少数民族高素质人才服务一二线城市的队伍逐渐庞大;且随着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工输出政策的影响,部分经过地方技术学校培养的少数民族高素质农民工输出到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城市。但是这些高素质人才和高素质农民工的输出,并不能惠及整个少数民族群体,而是限于相关渠道支持下的个别人群。

其次,在之前政策方面,如前文分析,大部分之前政策更侧重于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础的政策促进方向,对当前少数民族加入中国各民族大融合的相关促进政策较为少见。所以,大部分参与到本次各民族大融合的少数民族居民,基本可以认定为个人行为,缺少组织性和政策协同性。

(三)外部机遇分析(O因子)

首先,我国在十九大以后,逐渐推行“互联网+”社会模式,在细化分工和广泛协同的模式下,给全国大部分居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之前对少数民族居民的教育扶持政策支持下,涌现出大量的少数民族高素质人才。这些人才充分融入一二线城市的职场通道,让社会对少数民族重新认识,对少数民族充分融合到当代社会有直接意义。

其次,随着我国文化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基于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旅游项目被大量推出,一方面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可以推动少数民族民俗的保护性开发工作,让社会充分认识少数民族的民俗特征,让少数民族民俗特征最大限度实现经济转化,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相比较少数民族人才输出为少数民族地区带来的经济收益,文化旅游产业可以为更多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居民带来经济收益。

最后,当前各类土特产快销市场的需求,让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产品受到各类电商平台的青睐。通过新时代电商平台,少数民族特色产品被充分包装并在市场上热卖,一方面可以直接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收益,改善少数民族居民生活质量;另一方面还会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俗文化旅游吸引客源。民俗旅游与特色产品相互促进,形成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良性循环。

(四)外部挑战(T因子)

首先,2008年以来世界金融局势较为动荡,先后经历了2008年次贷危机、2014年经济危机、2017年全球贸易战等,导致国内各大投资机构资金不足,各类金融机构广泛缩表,从而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和特色产品的开发过程资金量不足,导致开发过程缓慢甚至中途终止。

其次,十七大以来我国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产业快速发展,微小旅游项目大量涌现,导致旅游景区客流量被大量分流。当主流AAAAA级风景区的客流量都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时,大部分旅游景区的运营也就出现了亏损。虽然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俗旅游具有显著的特异性和USP营销学特征,但游客粘性不强,二次游客较少,其运营承受巨大压力。

最后,少数民族地区因为高学历高素质人才大量外流到一二线城市,其区域经济面临着智库贫乏、管理能力不足、项目操作能力较差的问题。虽然其民俗文化和特色产品的潜在市场竞争力巨大,但高管团队和项目管理能力的短板给其带来巨大的运营压力。

(五)SWOT矩阵的搭建

综合上述分析,其SWOT矩阵可依表3进行搭建:

四、当前社会条件下的少数民族表达策略

根据前文的SWOT分析,可以看到,在进攻性策略(SO)中主要指向人才战略、政策体系和招商引资工作,在防守型策略(WT)中主要指向营商环境、经济升级、发展战略。可见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现状条件下,完善区域整体战略,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全面改革和发展,是当前有效进行少数民族表达的必然途径。

(一)人才战略体系

根据前文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受到教育政策的倾斜性扶持,使得近年来的高学历高素质人才大量涌现,且随着高素质农民工政策的推动,受到中级以上技工技师专业培训的高素质农民工也已经批量走向社会。但这些高学历高素质人才和高素质农民工多流向一线二线城市,本地经济受到其拉动作用不明显。所以,重新构建人才战略体系,一方面可以实现高素质高学历人才和高素质农民工的回归回流;另一方面加大本地人才培养力度,可以实现本地人力资源的可持续补充,将对本地人才架构的升级带来积极影响。同时,加大外地人才的引进策略,扩充本地人才队伍,加强本地人才和入驻人才的就业、创业扶持力度,实现本地人才的“物尽其用”。人才战略体系是区域经济的发展根本,提升本地人才架构的整体素质、整体受教育水平、整体创业积极性,可以让人才在本地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也对本地营商环境、经济环境、后继人才吸引力等环节有直接拉动作用。

(二)营商战略体系

本地化企业是区域经济的发动机,当本地化企业体量足够积累时,区域经济才可以获得足够的发展动力。在有限政府理论下,“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理念已经在国内推行多年,地方政府的营商工作,保障企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环境,出台相应的企业扶持政策,可以让外地企业更倾向于来少数民族地区投资,同时让本地企业可以得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大部分微小城市在实际营商环境搭建中,经常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即无法同时兼顾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的营商工作,使得本地企业或者外地企业在本地的发展遇到各种问题。所以,此类政策应该建立在充分调查和科学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国家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特别是自治州自治县给予更多倾向性的税务政策和发展政策,这些政策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营商背景和环境支持,充分利用这些基础政策,因地制宜地构建少数民族地区的营商模式,可以在当前招商引资中表现出更强的吸引力。而且,目前各地招商引资会议众多,招商引资的公共服务企业也较为常见,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和机遇,广泛接洽,全面招商,可以让少数民族地区摆脱前文分析的单一依靠民俗旅游和土特产销售的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体系化、高可靠性、高经济竞争力的区域经济。

(三)区域经济战略体系

根据前文分析,因为少数民族地区多为地域偏僻、经济欠发达区域,在之前发展模式中,多以民俗旅游产业和民族特色产品的加工销售产业为核心经济表达模式。即完全依靠民族特色进行发展的少数民族区域经济模式,在发展初期会给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一定的拉动力,但后续发力不足,容易造成发展瓶颈。当前,少数民族聚居较为集中的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这种效应已经初步显现。所以,充分发展全面科学的经济模式,已经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少数民族地区如果加速发展,其发展模式与内地城市不应有本质差别,实现三大产业的协同发展,以农为本求稳,以工为首求强,以商为用求富,是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所有城市持续发展的必然通道。少数民族地区充分开发本地民俗特色产品和民俗特色服务并不为过,但不应忽视传统经济的发展。通过对本地经济进行全面梳理,可以让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逐步健康化、可持续化、自持化,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全面升级。前文分析的国家给予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税收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可以直接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

五、小 结

通过对之前以民族自治为核心思路的民族表达模式进行分析,加之对教育政策、医疗倾向性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之前的民族政策更多是以协助少数民族地区直接改善生活、提升生存质量为目标。这些政策多为国家层面给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表达。这些表达的最核心问题是其建立在以少数民族为弱势群体的公共认同前提下。通过本文全面的数据分析和逻辑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当前已经基本构建的基于以民俗旅游和民族特色产品生产销售为核心的民族表达模式,并不能彻底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现状。少数民族地区应从人才战略、区域营商战略、经济发展战略等方面,使本地经济生活体系得到全面升级,在发展上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标签,在战略上摆脱少数民族地区的标签,让少数民族地区逐渐向内地并轨,使少數民族地区的发展红利惠及全部少数民族居民,方可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在“互联网+”社会架构下的健康持续发展,进一步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现状。只有居民富裕才可以实现全民幸福,充分提升少数民族居民的幸福感是当前社会形态下少数民族表达的核心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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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伟,孙圆圆.我国消除民族歧视法治建设的成就与展望[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1).

[4] 方瑞安.中国话语中“少数民族”概念的再界定——从国际人权法、国际刑法视角[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9(6).

[5] 常安.民族区域自治与新中国对少数民族权利保护70年[J].法律科学,2019(5).

[6] 胡兴东.云南少数民族民商习惯法律适用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11).

[7] 吴云.专论当前我国陆地边疆治理的几个重要境内环境——兼论边疆民族地区良法善治的环境条件[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9(5).

[8] 王文长,李育儒.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提出40年:回顾及思考[J].财经理论研究,2019(5).

Abstract:After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with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the “Internet plus” social style, China is facing a new stage of ethnic integration. This is another process of ethnic integration after the other three ethnic integrations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y, and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In this process, the study of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ethnic expression mode is of direct significance on soci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at the ethnic regions should comprehensively upgrade their economic and living system from the aspects of talent strategy, regional business strateg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making use of the labels of ethnic region in development, getting rid of the labels of ethnic region in strategy, merging with the hinterland gradually, and benefiting all ethnic residents with the development profits of ethnic regions. In doing so, it will be able to realiz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thnic regions under the “Internet plus”social framework.

Key words:Socialism with China characteristics; ethnic groups; regional expression; Internet plus

〔责任编辑:俸代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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