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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补助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门槛效应研究

2020-10-20胡宗义邱先翼李毅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20年5期
关键词:门槛效应政府补助

胡宗义 邱先翼 李毅

摘 要:运用中国A股市场96家可再生能源企业2009-2018年数据,引入能源消耗强度、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和银行信贷四个门槛变量建立固定效应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能源转型视角下政府补助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门槛效应,探讨不同补助类型和企业异质性对门槛效应的影响和差异。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在能源消费强度更高、经济发展水平或市场化程度更低的地区,政府补助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同时政府补助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促进作用在银行信贷规模越大的企业更显著;相比于货币型直接补助,税收优惠型的间接补助政策更能促进可再生能源投资;政府补助对非国有企业的投资促进作用强于国有企业。

关键词: 政府补助;可再生能源投资;面板门槛模型;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0.5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20)05-0061-09

一、引 言

在绿色发展理念驱动下,可再生能源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根据《2019可再生能源投资全球趋势》报告的数据,2019年年底可再生能源产能水平将达到2010年的四倍。在2009-2018年的10年期间,中国可再生能源消耗总量占比从8.5%增至14.3%,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占比也从18.52%增加到26.70%。此外,《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显示,中国可再生能源增长占全球可再生能源增长的45%,位居全球第一。

在全球能源结构转型的浪潮下,中国在“十二五”计划中提出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优化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减少能源消耗,促进节能减排。处在能源结构转型“十字路口”的中国,加强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是破解新常态下传统能源产能过剩、可再生能源发展瓶颈及能源系统整体运行效率低下等突出难题的有效方法,是实现能源结构优化转型的重要手段。然而,尽管中国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但由于生产技术落后、生产规模小,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如光伏发电成本6500元/kW,风电成本6800元/kW,再者,由于可再生能源投资具有投资回收期长、初始投资额大、风险高等特点,可再生能源企业很难获得融资[1]。因此,可再生能源投资相比于其他类型投资更依赖于国家政策的支持,依赖于政府补助。那么,究竟政府补助对可再生能源投资有何影响,影响程度如何,不同类型的政府补助对企业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企业异质性对政府补助的敏感程度是否一致,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诸多问题都需要做深入探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将为中国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优化能源结构、实现清洁低碳发展目标提供科学依据。

二、文献综述

在现有的研究中,对可再生能源投资没有一个明确而一致的定义。满向昱(2013)等人从能源的角度指出,能源投资是指投资主体为实现未来效益而在能源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活动[2]。由于企业在社会生产和经济增长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大多数文献都集中在企业的投资上。基于这一信息,可再生能源投资出现了两种定义。首先,基于被投资方的视角,可再生能源投资是企业对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3]。其次,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可再生能源投资是可再生能源企业的投资。本文在定义能源投资的基础上,借鉴何凌云等人的研究成果,将可再生能源投资定义为可再生能源企业的投资[1]。具体来说,就是可再生能源企业为创造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而支付的现金[4]。

大多数学者认为政府补助能促进企业投资。许罡(2014)从企业投资角度证明了政府补助与企业投资存在正向激励关系,即得到政府补助越多的企业,企业投资水平越高[5]。然而,许多学者认为这种正向关系并不是稳健的,它因公司性质、企业规模和区域经济增长速度而异[6-9]。步丹璐等也发现在经济越发达地区,政府补助越能促进企业股权投资,他们还证明了在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政府补助和企业投资之间的双向促进关系越显著[10,11]。此外,影响可再生能源企业投资的另一关键因素是企业的R&D水平,因此,大多数文献研究的是政府补助与企业R&D投资之间的关系。韩国高、张倩(2017)研究發现政府补助和制度环境对企业R&D投资具有非线性门槛效应,适度的政府补助和合理的制度环境有助于促进R&D投资[12]。同时,任海云(2018)等还指出政府补助对企业 R&D 投资的促进作用具有区间性,并呈出现企业所有权异质性、企业规模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13]。而González和Pazó(2008)却认为政府补助会降低企业R&D投资,因其企业将政府补助计入营业收入,从而形成替代效应[14]。Wallsten(2000)以美国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会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因获得高额补助的企业更易滋生员工腐败,导致企业投资积极性降低[15]。

综上所述,在能源结构转型下,政府主导、财政和税收支持是可再生能源积极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政府补助与企业投资表现之间,现有文献大多集中于一般的企业投资,很少有研究直接关注可再生能源投资,且对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多从宏观角度关注消费而非投资。此外,虽然对政府补助总量的研究较多,但对不同补助类型的比较研究较少,且以往的研究认为政府补助与企业投资之间为线性关系,而没有考虑可能存在的非线性效应。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将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首先,从企业角度进一步定量分析政府补助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门槛效应;其次,根据不同的补助类型和企业性质,对子样本进行比较研究;最后对政府政策的制定提出相关建议。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对中国来说,可再生能源发展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技术落后,因此,增加R&D投入是促进我国可再生能源企业投资的主要途径之一。文献表明,政府补助对企业R&D投入具有非线性门槛效应[12],并且通过多种机制影响企业投资,对可再生能源企业的发展也存在一定影响[5]。基于这一信息,政府补助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即当某些变量达到一定水平时,影响方向或程度可能会发生突变,因此,理论框架主要考虑能源消费强度、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和银行信贷四个变量作为分析的门槛变量。

参考文献:

[1] 何凌云,张丽虹,钟章奇,等.环境不确定性、外部融资与可再生能源投资——兼论政策有效性[J].资源科学,2018,40(4):748-758.

[2] 满向昱,朱曦济,陈健.能源投资统计指标体系研究[J].统计研究,2013,30(11):25-29.

[3] 徐波, 白婷. 中国上市公司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影响因素、领先优势与政策效应[J]. 中国软科学, 2009(2):284-289.

[4] 李培功,肖珉.CEO任期与企业资本投资[J].金融研究,2012(2):127-141.

[5] 许罡.政府补助与公司投资行为——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4,11(6):11-19.

[6] 周春梅.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异化:投资过度抑或投资不足——基于政府干预角度的实证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1(11):57-6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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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郑貴华,李呵莉,潘 博.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新能源汽车产业R&D投入的影响[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9,40(4):101-106.

[10] 步丹璐,屠长文,石翔燕.政府竞争、股权投资与政府补助[J].会计研究,2018(4):52-57.

[11] 步丹璐,狄灵瑜.治理环境、股权投资与政府补助[J].金融研究,2017(10):193-206.

[12] 韩国高,张倩.政府补助、制度环境与企业研发投资——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J].投资研究,2017,36(10):19-33.

[13] 任海云,聂景春.企业异质性、政府补助与R&D投资[J].科研管理,2018,39(6):37-47.

[14] González X, Pazó C. Do public subsidies stimulate private R&D spending?[J]. Research Policy, 2008, 37(3): 371-389.

[15] Wallsten S J.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industry R&D programs on private R&D: The case of the 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program[J].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31(1):82-100.

[16] Arbex M, Perobelli F S. Solow meets leontief: Economic growth and energy consumption[J]. Energy Economics, 2010, 32(1): 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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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杨洋,魏江,罗来军.谁在利用政府补助进行创新?——所有制和要素市场扭曲的联合调节效应[J].管理世界,2015(1):75-86,98,188.

[19] 李刚,侯青川,张瑾. 政府补助与公司投资效率——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实证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7(4):74-82.

(责任编辑:王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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