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天娇 邹国庆

内容提要：本研究从高管团队视角，以高阶梯队理论为基础，提出了高管团队异质性、惯例更新、跨界搜索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假设，以期打开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作用机制的黑箱。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异质性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惯例更新在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跨界搜索正向调节了惯例更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跨界搜索水平越高，惯例更新对商业模式创新的正向影响越强;同时，跨界搜索正向调节了惯例更新在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跨界搜索水平越高，惯例更新在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越强。本研究通过理论推演和实证研究进一步丰富了高阶梯队理论，为企业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解释路径。

关键词：高管团队;异质性;惯例更新;商业模式创新;跨界搜索

中图分类号：F2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20）07-0008-07

一、引言

商业模式是企业获取、传递价值的重要整合系统，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对这一整合系统的要素及其结构的更新[1]，是提升组织绩效的重要因素。在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过程中，高管团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Hambrick和Mason（1984）指出高管团队是商业模式创新的决策者以及执行者，高管团队的组成特征会对企业战略选择、行为模式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最终影响组织绩效。高管团队异质性（TMT Heterogeneity）是指企业人口统计特征的差异性，即年龄、任职期限、教育水平、专业等的差异性[2]。目前理论界对于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处在初步探索阶段，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于商业模式创新影响作用的结论并不一致，虽然大部分学者认为高管团队异质性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正向积极影响[3-4]，但仍有部分学者认为高管团队异质性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负向作用[5-6]。同时，有关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尚缺乏，二者之间的解释路径依然不清晰。

组织的惯例更新是对组织内部的现行惯例的改进及更新。惯例更新是企业运营模式、组织变革的重要影响因素[7]，能够帮助企业提升组织效能，推动企业组织运营管理模式的新陈代谢，使得企业摆脱路径依赖以及固有惰性的束缚[8]。组织惯例的变革与更新即组织惯例的调整演化过程，是企业创新活力的源泉，推动着企业的运营模式、创新模式的演进[9]。而企业高管团队作为企业战略决策的核心，同时也是企业的重要的知识型团队，其知识基础、认知经验的异质性、多样性等特征势必会对企业整体的认知水平，行为方式，惯例的形成、改进与变革产生重要影响，高管团队异质性是影响惯例更新的组织内部要素，是其重要的前因变量[10]。Frinklstein 和Hambrick（1996）指出高管团队的异质性能够提升高管团队的认知水平，不同的认知经验可以为企业创新模式、创新行为提供多样化的备选方案，高管团队的认知、经验的多样性、差异化以及对新观点、新概念新方法的讨论、推广会减少狭隘的固有的思维定式，提升高管团队解决问题的创造力[11]，而高管团队教育背景、职能、专业的异质性会为企业带来有价值的异质性知识、信息技术资源，作为多元化思想、创造力融入到原有惯例中来[12]，势必对整个企业惯例的形成、更新过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13]。与此同时，企业内部的知识资源、认知经验是有限的，外部有价值的异质性资源、信息的获取为企业惯例更新、创新模式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跨界搜索是企业跨越组织边界，从外部其他主体中获取异质性资源的行为[14]，跨界搜索实质是对于开放式创新范式的深度诠释，其被视为是内部研发與外部并购之外的第三条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路径[15]。跨界搜索能够通过对于外部知识的搜寻、获取为企业惯例更新、商业模式创新过程注入新的概念、方法，提供外部市场信息、竞争对手情报的补充，为企业内部的惯例更新过程、新创新模式的产生提供必要的外部异质性资源支撑。

基于此，本文以高阶梯队理论为基础，试图探讨验证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因果关系，并引入惯例更新作为中介变量，以期揭示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机制，同时引入跨界搜索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其对于商业模式创新作用机制的影响。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理论模型图（见图1）。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

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整体架构所发生的改变，认知创新和经营范式更新构成了商业模式创新的核心内容。高管团队异质性反映了高管团队的认知、价值观、思维方式的多元性，能够为企业在进行商业模式选择时，提供丰富多样的知识、信息，减少企业思维认知的狭隘和局限性。具有年龄差异性的高管团队能够将年长的高层管理者的经验、谨慎的优势与年轻的高层管理者的创新和冒险的优势相结合，取长补短[16];任职期限的差异性使得高管团队能够不断的突破思维定式，形成多元化的思想、观点的讨论、融合，集思广益[17];不同的教育背景、专业异质性构成高管团队多元化的能力、知识、资源基础以更好地识别判断环境机会、威胁，不断地修正、完善企业的商业模式、经营范式，并最终经过各方协调形成具有创造性的全新商业模式方案，形成新的运营范式[18]。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高管团队异质性正向影响商业模式创新。

（二）高管团队异质性与惯例更新

组织惯例是一种集体表征，是由多个成员主体共同参与、共同行动形成的行为模式、规范原则，是一种标准的运作过程以及行为准则，同时会因为参与者对于惯例的理解、角色观点的差异、认知的差异发生变化而不断地调整。惯例更新本质是对企业内生的重复发生的组织结构、个体认知与行为习惯以及一系列的触发因素所形成的对原有的有序的行为改进与更新[19]。高管团队作为企业重要的知识型团队以及战略决策核心，其年龄异质性为惯例更新带来新的管理、运营经验，在新旧经验、新旧认知的讨论冲突融合过程中，对原有惯例进行试错、修正，不断地完善、改进与更新;任期的差异性会使得高管团队不会对原有路径过分依赖，积极主动的探索寻求新的运营方法，打破思维定式，打破原有组织惯例，进行惯例更新;同时教育水平、专业职能的异质性会为企业带来多元化的知识、思想以及技能，在高管团队行为主体各自所在专业领域形成对于所属领域行为范式的认知，形成认知的差异性，行为方式的差异性，并逐渐地扩散到整个企业中来，以缄默的知识、组织记忆的形式存在，既增加了组织知识存量，同时也扩展了组织认知的边界，也势必导致原有惯例的演进更新过程[20]。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高管团队异质性正向影响惯例更新。

（三）惯例更新与商业模式创新

组织惯例是组织固有的行为方式、运营模式，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旦原有组织惯例的认知基础、运营经验、经营条件发生变化，新的知识、思维方式、认知注入到原有惯例中来，势必会对原有惯例产生冲击，在新旧认知、行为模式不断的冲突融合过程中实现惯例更新与演进。企业的惯例更新关系到组织变革以及运营惯例系统的重构，是商业模式创新的核心内容与动力源泉，商业模式创新需要组织惯例更新所带来理念和范式的革新来实现，商业模式创新要求挑战现有的运营模式、认知模式，组织惯例更新能够为其提供经营模式变革的“试错”机会;组织惯例更新有助于推进组织新旧认知、规范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融合，通过使员工与组织在基于共同愿景的高度一致性进一步加快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进程;惯例更新在保证企业新的经营模式正常运作的同时，能够协调组织内部各方因素，协调组织内部的冲突矛盾，降低运营成本;同时惯例更新能够实现对新旧知识、异质性资源的合理运用，更新企业的知识记忆系统，增强企业对于组织运营模式的预见性，推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进程[21]。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3：惯例更新正向影响商业模式创新。

（四）惯例更新的中介作用

根据高阶梯队理论，高管团队人口统计特征、认知差异性会影响企业的运营方式、认知模式，对组织惯例进行不断地改良与调整，最终作用于整个商业模式创新体系。因此，有必要对高管团队异质性——惯例更新——商业模式创新的整体脉络进行梳理与考察，高管团队的异质性的知识多元化为惯例更新提供了选择性，专业技能的异质性能够将不同视角的认知融入到基于共同愿景的组织运营模式中来，摆脱对原有路径的依赖，为惯例更新提供认知基础，保证新惯例正常运行的同时，提升了整个新旧认知、资源整合效率，组织运行效率，进而推动了商业模式创新。因此，本研究从惯例更新的视角对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

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4：惯例更新在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

（五）跨界搜索的调节作用

跨界搜索能够获取组织惯例更新所需要的竞争对手信息、情报，会进一步地加强企业惯例更新的意愿，使得企业为更好地适应激烈竞争对原有惯例不断地进行改良调整与更新，为企业惯例更新提供更多的选择方案与“试错”的机会，推动惯例更新进程，提升商业模式创新的有效性，降低商业模式创新成本。跨界搜索是企业从外部获得技术知识、市场需求信息的重要途径，外部异质性知识、技术变革动态、市场需求信息的获取为惯例更新提供了知识储备，形成新的认知模式、思维方式，认知模式更新能够帮助企业克服路径依赖，打破原有组织惯例，实现行为模式的更新。外部异质性的信息资源能够让企业更好地把握客户需求、竞争者情报，进一步推动了企业通过惯例更新来实现商业模式的调适与创新。

跨界搜索是企业跨越组织边界获取外部异质性知识、资源的过程，即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探索与获取过程。跨界搜索所获得的异质性知识、技术能够帮助企业改变固有的行为模式，打破固有的思维方式，推动企业惯例更新。跨界搜索为惯例更新带来所需要的新知识新方法，进而推动了商业模式创新的可用知识范围，拓展了企業的知识储备，进一步增加了企业内部认知的多样性，增强了企业对于商业模式创新的预测性以及商业模式创新过程的有效性。跨界搜索对企业惯例更新具有积极影响，进而加强了惯例更新对于商业模式创新的积极作用[22]。

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5：跨界搜索正向调节惯例更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

商业模式创新是商业模式在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所发生的创新，除了企业内生变量对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键作用外，外部环境知识资源、技术变革、市场需求变化、竞争对手经营战略信息情报的获取对于商业模式创新过程的影响同样不能忽视，跨界搜索水平高的高管团队能够有效地对环境信息进行扫描识别，将有价值的外部异质性知识技术信息资源注入到企业高管团队的认知行为范式中来，对企业的原有认知模式、运营惯例带来新的方法、观点，带来新的外部刺激，在外部异质性的知识技术、新的运营方式与原有惯例的冲突、融合过程中进一步推动了企业内部惯例更新的进程，提升了商业模式创新的效率，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验证跨界搜索对于惯例更新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6：跨界搜索正向调节惯例更新在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择制造业企业高层管理者作为研究对象，借助问卷公司、培训讲座和校友等社会关系，于2019年2月到3月在江苏、浙江、广州、北京等地通过滚雪球抽样方式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剔除漏答和规律作答等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275份。受访人员结构：学历方面，高层管理人员本科及以下学历占39.6%，研究生学历占60.4%;企业经营年限方面，10年及以下48家，占17.5%，11-20年190人，占69.1%，21年及以上37家，占13.5%;企业性质方面，集体/国有46家，占16.7%，私营/民营179家，占65.1%，其他50家，占18.2%。

（二）测量工具

本研究涉及的主要构念包括高管团队异质性、惯例更新、商业模式创新和跨界搜索4个变量，采用1～7级Likert量表施测，1表示非常不符合，7表示非常符合。选取受访高层管理人员的学历、企业性质和经营年限作为控制变量。

高管团队异质性的测量采用Naranjo-Gil和Talke（2010）编制的5题项量表[23]，代表性题项有“企业高管团队成员间年龄差异大”、“企业高管团队成员任职期限差异大”等 。本研究中，高管团队异质性量表的一致性系数为0.913。

惯例更新的测量采用高洋，葛宝山，蒋大可（2017）编制的6题项量表[24]，代表题项有“企业会用获取到新知识来改进流程规范”、“企业会不断改进、调整标准流程”等。本研究中，惯例更新量表的一致性系数为0.854。

商业模式创新的测量借鉴Zott和Amit（2013）编制的量表[25]，结合中国企业发展实际与专家意见，形成4题项量表，题项有“企业实现产品、服务的新组合”、“企业引进新的合作伙伴”“ 商业模式创新提升了企业的资源协同水平”“企业实现了盈利方式的转变”。本研究中，商业模式创新量表的一致性系数为0.821。

跨界搜索的测量采用胡畔和于渤（2017）在借鉴Laursen 和 Salter（2006）量表基础上修订所形成的6题项量表[26-27]，代表题项有“搜索来自技术许可的知识”、“搜索来自客户或消费者的知识”等。本研究中，跨界搜索量表的一致性系数为0.805。

四、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与区分效度

HARMAN单因素检验发现最大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30.32%，小于40%的判别标准。进一步地，研究借助AMOS 21.0来检验本次测量中高管团队异质性、慣例更新、商业模式创新和跨界搜索的区分效度。研究构建四因子模型的同时，构建了竞争模型进行对比，所有模型的拟合效果见表1。四因子模型各项拟合指数为：χ2/df=2.326、IFI=0.916、CFI=0.915、RMSEA=0.070，均达到标准，相较于其他模型，四因子模型拟合程度最优，说明本研究中高管团队异质性、惯例更新、商业模式创新和跨界搜索的区分效度良好。单因子模型拟合效度最差，表明不存在一个足以解释高管团队异质性、惯例更新、商业模式创新和跨界搜索的潜在变量，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同源误差。

（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高管团队异质性与惯例更新（r=0.495，p<0.001）显著正相关，与商业模式创新（r=0.398，p<0.001）显著正相关;惯例更新与商业模式创新（r=0.344，p<0.001）显著正相关;调节变量跨界搜索与高管团队异质性相关不显著，与惯例更新（r=0.148，p<0.05）和商业模式创新（r=0.152，p<0.05）显著正相关。共线性检验结果发现特征根值均大于0，VIF值介于1.024和1.327，小于10，可以判定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

（三）中介效应检验

借助SPSS 20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来检验假设模型。在检验假设前，先把高管学历、经营年限和企业性质作为控制变量放入回归分析。如表3中模型2可知，高管团队异质性显著正向影响商业模式创新（β=0.292，p<0.001），H1得到验证。由模型6可知，高管团队异质性显著正向影响惯例更新（β=0.385，p<0.001），H2得到验证。表3中模型3所示的分析结果表明，惯例更新显著正向影响商业模式创新（β=0.312，p<0.001），H3得到验证。将惯例更新作为中介变量纳入高管团队异质性对商业模式的回归模型构中，模型4结果发现，加入惯例更新这一中介变量后，高管团队异质性到商业模式创新的路径系数显著（β=0.219，p<0.001），路径系数的绝对值从0.292下降到0.219，惯例更新仍显著正向影响商业模式创新（β=0.188，p<0.001），H4得到验证。通过BOOTSTRAP法检验惯例更新中介效应的显著性，重复抽样5000次，结果显示从高管团队异质性到商业模式创新中介效应95%可信区间为[0.022，0.130]，区间不包含0，故从高管团队异质性到商业模式创新的中介效应显著。由此得出结论：惯例更新在高管团队异质性和商业模式创新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

（四）调节效应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调节效应检验。本研究对惯例更新和跨界搜索标准化后构建交互项，将控制变量、惯例更新、跨界搜索和交互项逐步带入回归方程，结果见表4。表中惯例更新和跨界搜索的交互项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回归系数显著且大于0（β=0.109，p<0.01），由此判定跨界搜索对惯例更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起正向调节的作用，跨界搜索的调节效应图见图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做商业模式创新关于高管团队异质性和跨界搜索的回归，检验高管团队异质性对商业模式创新的效应能否达到显著。第二步，做惯例更新关于高管团队异质性和跨界搜索的回归，检验高管团队异质性对惯例更新的效应能否达到显著。第三步，做商业模式创新关于高管团队异质性、跨界搜索和惯例更新的回归，检验惯例更新在高管团队异质性和商业模式创新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是否显著。第四步，做商业模式创新关于高管团队异质性、跨界搜索、惯例更新和交互项的回归，检验惯例更新和跨界搜索交互项的效应能否达到显著。四个步骤分别对应表4中的Model 4、Model 7、Model 5和Model 6。由表4可知：第一步中，高管团队异质性对商业模式创新的效应达到显著（β=0.284，p<0.001）。第二步中，高管团队异质性对惯例更新的效应达到显著（β=0.379，p<0.001）。第三步中，惯例更新在高管团队异质性和商业模式创新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显著（β=0.181，p<0.01）。第四步中，惯例更新和跨界搜索交互项的效应达到显著（β=0.108，p<0.01）。根据以上检验结果，可以判定跨界搜索对惯例更新在高管团队异质性对商业模式创新影响的中介效应具有调节作用。据此，H6得到验证。

（五）稳健性检验

采用PROCESS插件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跨界搜索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进行高低分组，重复抽样5000次，由结果表5可知，随着跨界水平的提高，惯例更新的中介效应值不断增加。其中：高跨界搜索水平下的间接效应值为正且最强，且高跨界搜索情况下95%的置信区间内不包含0[0.077，0.224];低跨界搜索水平下的间接效应值为正，但95%的置信区间内包含0[-0.039，0.082]。有调节的中介INDEX系数为0.122，在95%的置信区间内不包含0[0.046，0.216]，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稳健性得到验证。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高管团队异质性会显著提升商业模式创新。二是高管团队异质性通过惯例更新促进了商业模式创新，惯例更新的中介效用成立。三是跨界搜索在惯例更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跨界搜索的水平越高，惯例更新对商业模式创新的积极影响就越强。四是跨界搜索正向调节高管团队异质性通过惯例更新作用于商业模式创新的间接效应。具体地，当跨界搜索水平较高时，高管团队异质性通过惯例更新对商业模式创新的正向效应会越强;当跨界搜索水平中等时，高管团队异质性通过惯例更新对商业模式创新的正向效应显著;当跨界搜索水平较低时，高管团队异质性无法通过惯例更新对商业模式创新产生正向作用，惯例更新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本文具有三个方面的理论贡献：第一，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揭示了高管团队异质性对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影响，在以往有关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的研究中，往往存在负向影响正向影响相互矛盾的结论，本文通过对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实证检验，验证了高管团队异质性对商业模式创新的显著正向影响，即高管团队异质性是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前因變量。第二，以惯例更新为中介变量，揭示了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机制，打开了商业模式创新作用机制的黑箱。第三，以跨界搜索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其对商业模式创新机制的调节作用。尤其地，验证了跨界搜索是惯例更新中介效应的边界条件，证明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内外部因素共同影响作用的结果。本研究为商业模式创新前因变量及作用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作用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解释路径，进一步地丰富了高阶梯队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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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严元）